慈善和公益，很多人覺得二者沒有區别，反正都是做善事、做好事，而有些人覺得兩者之間有區别，不能籠統地說都是做善事、做好事，因為花了錢，做的好事不一定能夠做到最好，甚至有時候做的善事不一定能夠成為好事。發展學家、中國農業大學文科講席位教授李小雲，在《公益的元問題》一書中将二者做了一個區分：

我在河邊村既做慈善，也做公益，我個人願意将二者做一個區分。在過去5年中，某家蓋房缺錢了、生活有困難了，我會借給他們幾千塊錢，至于還不還錢，到後來也都不了了之。曾經，有一位年輕人給我發微信說他的女朋友在醫院生孩子，沒有錢出不了院，說他将來會打工掙錢還我，後來也沒有了下文。我在村子裡做的類似的事情很多。其實每次借給他們的錢不算很多，我也沒想着把錢要回來，更沒想着讓他們感激我。我的理念很簡單明了，就是我比他們的條件好，隻要他們是真的出于急需，我願意力所能及地提供幫助。我把這種行為叫作“慈善”。但很顯然，這樣一種形式的慈善，會帶來很多問題。有一次，我和同事與來訪的朋友一起讨論如何資助一個辍學女童，有個村民過來說她爸爸在醫院急需用錢，我說那你把你的車賣掉，她聽了好像很失望。一個簡單的慈善行為看起來是在做好事，但實際上會在一個群體中産生負面的影響，這也許就是我希望把一般性的慈善和公益做一個區分的個人原因。

我在政府的支持下，利用公益籌資為瑤族媽媽建造了“瑤族媽媽的客房”。農民不僅投工投勞，也把自己的積蓄投了進來。這看起來還是我所講的慈善，但是這個項目能夠産生收入，可以解決他們的日常困難，這已經比簡單資助要好很多。我籌資在村裡建了幼兒園，這個捐贈沒有花在某個人身上，村裡所有的孩子都可以受益。我在社會上籌資，為村裡建了河邊會議室。會議室對外出租，每天可以賺4000元，到目前已經産生了近20萬元的收入。這些錢進到了村集體，用于支付幼兒園、村内垃圾處理以及其他的公共支出。幼兒園和會議室等這些項目在我看來就不是簡單的慈善，而是公益。所以我認為，慈善和公益的确存在差異。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第一任校長丹尼爾·吉爾曼于1907年寫過一篇文章，題目為“五種偉大的禮物”。他在文中解釋了慈善和公益的區别，我非常認同他的觀點。他認為，慈善僅僅是給窮人提供了暫時的幫助，相反，公益則是給社會所有人的幫助;慈善滿足了個體需要，而公益則是要創造和支持個人擺脫困境的機會和機制。這就是美國的公益熱衷于支持教育的主要原因。

徐永光先生算是中國當代公益的奠基人，當然不是說他是中國曆史上慈善和公益的奠基人，而是說在當下這個時代，他的确算是奠基人。我這樣說的主要原因是他将解決社會問題的機制作為公益的元使命。無論是當年領導“希望工程”，還是今天倡導社會影響力投資，他的視野是公共的、社會的、機制性的。他經常對小打小鬧的慈善活動興緻不高，他提出的“公益規模化”給人很多誤解，似乎他總在做強、做大公益組織，但實際上，徐永光的“規模”主要講的還是影響。盧邁先生是我極為尊重的另一位公益學家，他幾乎把自己所有的時間都花在通過各種各樣的辦法來解決農村兒童的學前發展問題上。很多人可能對此不以為然，但是農村學前兒童關懷的短闆是中國不平等根源中極為關鍵的一環。很可惜，不是所有人都能認識到盧邁公益行動的偉大意義。

慈善是傳統社會維持社會穩定運行的重要機制之一。在傳統社會中的慈善雖然直接幫助了需要幫助的群體，但是這類幫助有着強烈的“私益”彩色。“私益”有兩層含義，一是受益的人群是少數個體，而且這種簡單的救助并不能解決受困群體深層次的問題，容易導緻“慈善依賴”。也就是說，一旦出現同樣的問題，就得繼續施以援手。這當然也算是積極的社會行為，畢竟我們不能目睹那些遭受困難的同胞繼續受苦，但在傳統社會中，捐贈的另一層含義則在于富人通過施舍來獲得他們在社區内部存在的合法性。嫉妒是人類的天性之一，當一個社區有幾個富人的時候，這些富人就會承受巨大的生存壓力，甚至出現對他們财富合法性的質疑與挑戰。因此，從财富的社會關系體系的角度講，富人願意提供捐贈、幫助他人。這種類型的慈善行為在中國過去十分普遍，但是，這都不是我所說的公益。

公益，首先是“公共受益”，這是進入現代社會以後，我們通過捐贈從根本上解決社會中困難群體問題的根本性方案。建一家醫院、建一所學校、建一個就業車間，都能産生公共受益的效果。所以，現代公益即使有時候看不到直接瞄準了哪些需要的群體，甚至有些情況下原來存在困難的幾個辍學兒童都可能沒有去學校，但是通過公益建立起來的學校卻為很多有可能上不了學的孩子提供了上學機會。所以我認為，慈善的愛心是狹隘的，公益的愛心是廣闊的。

《公益的元問題》

作者：李小雲

新時代的新公益呼喚新智慧

探尋從慈善文化到公益文明的鍊接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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