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正教，作為基督教的三大分支之一，在俄羅斯地區有着近千年的曆史，在沙俄時代沙皇既是國家元首又是宗教領袖，神權服務于王權，這是沙俄成為世界強國的原因之一。但是伴随着第一次工業革命以來，科技的進步思想的啟蒙，宗教的力量受到了嚴峻的考驗并一步步崩塌。思想的覺醒，認為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 ，伴随着沙俄的崩潰，在蘇聯時期，東正教經曆了怎樣的發展？

1917年3月，俄國爆發二月革命，沙皇政權被推翻，臨時政府與蘇維埃政權共存

東正教的膠衣是教權服從王權，支持國王既是國家元首又是最高的宗教領袖，在某種程度上而言，沙皇始終壓制着東正教教會的發展。在二十世紀初的沙俄，各種社會矛盾極為尖銳，也包括了東正教會與沙皇政權之間的矛盾，沙皇對于東正教的利用和控制已經達到了曆史的極限，也引起了教會的極大不滿。在這樣的情況下，1917年的二月革命後，兩個政權并存，臨時政府與蘇維埃政權，臨時政府是東正教會樂見其成的，因為沙皇政權被推翻 ，臨時政府本質上還是一個資産階級政權，臨時政府和教會在大的利益方面是一緻的，即推翻之前沙俄政府的種種限制與利用，但臨時政府也不是省油的燈，明顯清楚教會對于國家政權的負面影響，因此剛上台便廢止了中小學校中的宗教必修課程，并将教區附屬學校劃歸國民教育部管轄，這是政教分離的第一步，對于此教會是不滿意的，但同時因為列甯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發展的極為迅猛，因此教會暫時沒有在這一方面和臨時政府産生過多的對抗。1917年8月15日，俄羅斯東正教會召開全俄宗教會議，目的在于一是把原來沙皇的某些宗教管理職能收回到自己手中，二是在革命的風潮中利用千年以來形成的影響力去在一定程度上抵消革命的影響。

十月革命的勝利，也宣告對封建神權的改造

沒有人能夠想到布爾什維克的革命風潮如此迅猛，十月革命很快取得成功，蘇維埃政權得到鞏固，可以肯定的是，東正教是蘇聯需要改造的核心舊事物，注意是改造而不是消滅，作為一個影響近千年的宗教，沒有什麼力量可以在短時間内徹底消滅。東正教需要被改造的原因很簡單，首先它是為封建王權服務的，對于蘇聯而講必然是意識形态所不能容忍的，第二它侵奪了大量的财産與土地，第三它作為沙俄的國家神職人員曾經深度幹預了國家的各項政策。因此，在蘇俄剛剛建立之初，并沒有直接取締，而是通過政策希望将東正教世俗化。

列甯去世後直到衛國戰争前，斯大林極度打壓東正教會

蘇俄建立直到二戰前，東正教是被極度打壓的時期。蘇維埃政權制定了一系列有關宗教的政策和法令。第一，土地法令，這是十月革命勝利第二天即頒布的法令，法令規定：立即無償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永久廢除土地私有權，地主的田莊以及一切皇族、寺院和教堂的土地，連同其耕畜、農具、房屋和一切附屬物，一律交給土地委員會支配，一切土地都是全民的财産。東正教作為服務王權的宗教勢力，必然屬于地主階級，古今中外幾乎所有宗教在具備一定實力之後都會明裡暗裡擁有大量的土地，這些土地對于封建社會而言加劇了土地兼并的程度，在中國曆史上唐朝時武宗滅佛也是佛教占據太多土地而引起的，因此蘇俄的土地法令對于東正教而言，是削弱其經濟力量的重要手段，缺乏足夠的經濟實力，東正教就難以影響政局難以控制人民思想。第二，俄羅斯各族人民權利宣言，直接廢除了民族與宗教的一切特權和限制，也就是說作為東正教的神職人員，不再享有高人一等的權利，與普通民衆一樣了。第三，教會同國家分離和學校同教會分離，教會同國家分離，即東正教不再是國教，教會不幹涉國家，教會與學校的分離更是在底層建築上對東正教釜底抽薪，東正教可以影響的群體受到了極大限制。這是這一時期，蘇俄對于東正教的主要政策，需要看的是，蘇俄在政權建立之初就明确地指出在蘇維埃内部宗教信仰享有絕對的自由，但在具體政策的落實中，顯然是實行的打壓和限制甚至消滅的手段，這造成了當時國家與東正教會之間極為緊張的關系，且蘇俄采取的政策過于突然且迅猛，在一定程度上對于蘇俄成立之初國内的混亂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在沙俄時期就擔任俄羅斯東正教教會大牧首的吉洪，因公開抗議蘇俄的一些宗教政策而被逮捕，蘇俄内亂的背後其實也有很多神職人員的影響。列甯去世後，斯大林對于東正教會的打壓更加嚴厲，但是在抗擊白俄以及烏克蘭大饑荒時期，出于安撫受災群衆的考量，蘇維埃組建了新的宗教組織，隸屬于蘇俄最高宗教事務局管理，并與1923年廢黜了原來的大牧首吉洪。二戰前，又有一批神職人員被關進集中營改造，所有教堂停止宗教活動。

衛國戰争時期，謝爾蓋被選為已經空缺多年的大牧首

衛國戰争時期，考慮到主要矛盾已經轉移且需要教會的力量發動人民進一步投入戰争。斯大林在一定程度上扶持了東正教，一批表現良好的神職人員被釋放，發還部分教會資産重新組建教會，可以開展有限度的宗教活動。1943年成立了東正教會事務委員會的，直屬于蘇聯部長會議。同年，蘇聯政府同意舉行了全蘇東正教地方主教會議的，大會選舉出已空缺多年的牧首，謝爾蓋被選為莫斯科和全俄東正教牧首。

衛國戰争時期，東正教會募款的“德米特裡.頓斯科伊”坦克縱隊交付儀式，教會代表尼古拉主教出席儀式

以謝爾蓋一世大牧首為代表的神職人員，堅定地站在了反法西斯的一面，對蘇維埃表達了明确支持，且動員神職人員以及廣大信徒為衛國戰争捐款捐物，甚至用募捐的财物組建了一個坦克縱隊。斯大林等蘇聯領導在這一時期親自出席了東正教的一些宗教活動，甚至允許部分紅軍部隊配備牧師。當二戰勝利之後，蘇聯又開始打壓東正教教會，新的清洗開始了，宗教活動也幾乎全部停止。

勃列日涅夫時期扶植合法教會，打擊地下教會

斯大林去世後，赫魯曉夫的宗教政策撲朔迷離，沒有明确的宗教政策，東正教依然是被打壓狀态在國家及人民生活中基本沒有影響力。東正教被打壓的情況直到勃列日涅夫時期有所好轉。勃列日涅夫主政蘇聯後，糾正了一些赫魯曉夫時期錯誤的宗教政策，對于教會的管理有所調整和放松，對部分表現良好具有合法地位的教會采用扶植、保護、控制和利用的措施。對另外一些沒有合法地位的長期處于地下活動的教會則堅決打擊，但并沒有取得良好的措施，反而使得轉入地下活動的教會越加活躍。

戈爾巴喬徹底改變了蘇聯一直以來的宗教政策

80年代，蘇聯在公開化時期與教會的關系逐漸解凍。1981年11月1日，俄羅斯東正教國外主教公會冊封1923年被蘇聯廢黜的吉洪牧首為聖人。1989年10月，俄羅斯正教會主教會議期間，當時的莫斯科牧首皮蒙一世也為吉洪封聖。而這個時期，蘇聯對東正教的态度與之前幾十年的态度完全不同。1988年4月，戈爾巴喬夫接見以牧首皮緬為首的全俄東正教事務管理局的成員，承認東正教會在蘇聯曾遭受排擠和其他不公正的待遇。戈爾巴喬夫答應了教會領導人要求國家賦予教會以法人的地位，使教會同其他社會組織一樣享有全權，并希望國家盡早制定宗教法的要求。1988年6月，全俄東正教地方主教公會在莫斯科召開，會議通過了東正教會新的管理章程，對教會各級機構的組成、教區管理人員的選舉辦法和任期期限都作了明确規定。1990年10月，蘇聯頒布了由戈爾巴喬夫簽署的新的《信仰自由和宗教組織法》，取消了對宗教團體的限制，允許宗教團體參與社會政治活動，允許軍人可以參加宗教活動等等。

總得來說，在蘇聯時期，蘇維埃政權對于東正教從未放松警惕，有限的松綁也是因為時局的需要。直到蘇聯解體前，才開始與教會的關系趨于政策化，但這時候的教會在被長期打壓後已經元氣大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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