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客由“收禮”到“不收禮”“部分收禮”的變化蘊含着共享規則或非正式制度的變遷問題

紅白喜事中的宴請随禮（金）是地方社會中普遍存在的一種禮物規則。主人承辦紅白喜事宴席，客人則攜禮（金）相送，宴請呈現着一種禮物邏輯。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宴請随禮的金額逐漸升高，甚至成為人們經濟負擔的主要來源。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曾做了一項關于“你為人情消費所累嗎”的調查（5795人參加），結果顯示：53.2%的受訪者感到禮金負擔重；64.6%的人每年随禮支出在1000-6000元，19.1%的人每年随禮支出超過6000元。

盡管一些地方禮金的标準在升高，随禮負擔在加重，但仍有一些地方的禮金标準一直保持在較低水平。廣東地區的禮金負擔較輕：廣州地區收禮金時隻摸一下紅包或将紅包折一個角後便退還給賓客，或者隻收取賓客所送的部分小額禮金；佛山順德在改革開放後一直有“不收紅喜事禮金”的規定。然而，與禮金負擔一直較輕的廣東地區不同，還有一些地方的禮金标準出現了先升後降的變化。《“請客不收禮”：一個村落的儀式性禮物交換與互惠變遷》提到的西省西縣的禮金在改革開放初期逐漸升高，但是在2000年後發生了随禮負擔下降的變化。

為何西縣的禮金先升後降？這與西縣宴請的共享規則發生了變化有關。西村請客由“收禮”到“不收禮”“部分收禮”的變化雖然隻是個社會現象，但蘊含着重要的學理性問題，即共享規則或非正式制度的變遷問題。

《“請客不收禮”：一個村落的儀式性禮物交換與互惠變遷》，鄭姝莉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

西村請客“不收禮”的新規則有助于解決中國社會送禮（金）負擔重的現實問題

禮物交換的核心在于它存在一種關于贈予的交換規則，即通過饋贈使得給予、接受和接受之後回贈這一鍊條持續發生。多重義務回饋的存在使得禮物經濟成為一種典型的互惠經濟，約束禮物交換的規則亦成為一種非正式的互惠制度。

儀式性宴請中的禮物交換有多重互惠：第一重是宴請-送禮的互惠（在相同的時間點上完成互惠）；第二重是宴請-回請的互惠（在不同的時間點上完成互惠，回請發生在延遲的時間點上）；第三重是收禮-回禮的互惠（在不同的時間點上完成互惠）。這

三重互惠都體現了交往功能，但在客觀效果上，第一重互惠中的“禮”具有資助功能，它是一種資助型互惠。集體時期，物資短缺，禮物交換以物的形式幫助滿足人們的物資需求，如一匹布足夠做一件衣服。改革開放後，它以禮金的形式出現，資助宴請者舉辦宴請儀式，抵消一部分宴請成本。

後兩重互惠中的“宴請-回請”與“收禮-回禮”則更多地體現了交往關系的延續功能，交往體現的是兩人間的關系，有鑒于此，本書将第一重互惠稱為資助型互惠，将第二重和第三重互惠稱為關系延續型互惠。資助型互惠體現的是異質性内容的互惠（禮物與宴請的互惠，在這裡，禮物與宴請是異質性的東西），而關系延續型互惠體現的是同質性内容的互惠（宴請與回請、收禮與回禮是同質性的東西）。

因此，當西村請客由“收禮”向“不收禮”“部分收禮”變化時，其實是互惠發生了如下的變化：一是資助型互惠消退，雙重互惠變成了單重互惠；二是資助型互惠縮小到更小的範圍，即原有的雙重互惠被縮小到有限的範圍。以上變化，可以被稱為雙重互惠的單重化與有限化。它是禮物交換制度（非正式制度）的一種變化。而禮物制度是一種互惠制度。因此，讨論禮物交換制度的變化，可以上升到互惠制度的層面上進行。雙重互惠單重化，是資助型互惠消退的去制度化過程；雙重互惠有限化，是資助型互惠保留的制度遺留過程。雙重互惠單重化與有限化是去制度化伴随着制度遺留的結果，當這種互惠制度被确認時，新的禮物規則便被再制度化了。因此，禮物規則的變化是互惠去制度化與再制度化的變化。

本研究旨在分析非正式制度的變遷，呈現儀式性禮物交換中互惠制度的變遷實踐，圍繞資助型互惠如何消退與遺留、雙重互惠如何發生了單重化與有限化、互惠如何發生了去制度化與再制度化的問題展開“過程-機制”的讨論。本書不是把互惠當作自變量，而是将其當作因變量，試圖分析互惠制度變遷的原因。本書研究認為，西村請客“不收禮”的新規則有助于解決中國社會送禮（金）負擔重的現實問題。若要推廣這一減輕送禮（金）負擔的個案，可以讨論如何協調相關行動者，制造改變制度的制度變革力量。

（作者：鄭姝莉，為廣州市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本文發表時有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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