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的史源頗為複雜，有源出宋朝官修史籍“國史”、“實錄”、“日曆”、“會要”等，亦有取材私家著述如《續資治通鑒長編》、《東都事略》等，以及一些筆記雜史之類，甚至還包括個别元人編纂的史書，因此欲整體理清《宋史》史源實有相當難度。故本文拟主要就《宋史》與宋“國史”之史料沿承情況，以及由此出現的相關問題如《宋史》與宋、元時期其他重要史籍之關系等作一探究。

一、《宋史》多本宋“國史”

清人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二三《宋史多國史原本》有雲：

宋代國史，國亡時皆入于元。修史時，大概祗就宋舊本稍為排次，今其迹有可推見者。[①]

趙翼雲雲，大體為後世評說《宋史》者所遵用。此處所雲“宋舊本”，即宋朝史臣所修之“國史”。然宋人所稱“國史”有寬窄二義：一指官修史書；二指“國史”、“實錄”之“國史”，亦稱“正史”，就體裁而言，乃屬紀傳體史書。趙翼所稱“國史”，據其文義，當指後者。宋朝所修之“國史”，即“正史”，據《宋史》卷二〇三《藝文志·正史類》載，有：

王旦《國史》一百二十卷。呂夷簡《宋三朝國史》一百五十五卷。鄧洵武《神宗正史》一百二十卷。王珪《宋兩朝國史》一百二十卷。王孝迪《哲宗正史》二百一十卷。李焘、洪邁《宋四朝國史》三百五十卷。[②]

其中王旦《國史》指撰修于真宗大中祥符年間的太祖、太宗《兩朝國史》；《三朝國史》乃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之史，由仁宗時呂夷簡所進；《兩朝國史》為仁宗、英宗兩朝之史；《四朝國史》為北宋後期神宗、哲宗、徽宗、欽宗四朝之史，撰修于南宋前期。《神宗正史》、《哲宗正史》分别為神宗朝、哲宗朝“國史”，其主要内容包含于李焘、洪邁所主持修纂的《四朝國史》中。而據南宋初洪邁所雲：“祥符中，王旦亦曾修撰兩朝史，今不傳。”[③]是太祖、太宗《兩朝國史》，南宋初已不傳。在南宋李焘編撰《續資治通鑒長編》太祖、太宗朝的記事中，嘗屢次稱引《兩朝史志》，而據裴汝誠先生考證，此乃指神宗時期編纂的仁宗、英宗《兩朝國史》。[④]

此外，記載南宋史事的“國史”，乃屬理宗時為李心傳所修之高、孝、光、甯《四朝國史》，也稱《中興四朝國史》。至南宋理宗朝以後，因國是日非，救亡不迨，故宋廷未及纂修“國史”，然“實錄”、“日曆”、“時政記”等則頗有成稿者。如《宋史·藝文志·編年類》載：

《理宗實錄初稿》一百九十冊。《理宗日曆》二百九十二冊，又《日曆》一百八十冊。《度宗時政記》七十八冊。《德祐事迹日記》四十五冊。[⑤]

元人撰修《宋史》之時，是否利用過上述宋末之“實錄”、“日曆”？據現見史料記載，當可作肯定之回答。

宋朝重視修撰本朝史，修史制度完備。其官修之當代史有記載皇帝言行之“起居注”，記載宰相、執政議事及與皇帝問對情況之“時政記”，根據起居注、時政記等按月日編修之“日曆”，并在此基礎上編撰而成之編年體“實錄”，并據“實錄”為主要史料來源編撰成紀傳體“國史”，還有詳細記錄典章制度之“會要”等。當南宋亡國時，藏于史館之史料大都為元人所接受，并北遷而歸于元國史院。

《元史·董文炳傳》載：“時翰林學士李盤奉诏招宋士，至臨安，文炳謂之曰：‘國可滅，史不可沒。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餘年，其太史所記具在史館，宜悉收以備典禮。’乃得宋史及諸注記五千餘冊，歸之國史院。”[⑥]雖然元末史臣嘗稱兩宋史料頗有亡失，但基本史料俱在。如元史官蘇天爵曾言：“愚嘗備員史屬，閱近代載籍，宋自建隆迄于嘉定，實錄、編年、紀志表傳蓋數萬言，其未成書者第寶慶、鹹淳之事而已。”[⑦]又言：“宋自太祖至甯宗，實錄凡三千卷，國史凡六百卷，編年又千餘卷，其他宗藩圖譜、别集、小說不知其幾。……理、度兩朝事最不完，《理宗日曆》尚二三百冊，《實錄》纂修未成，國亡僅存數十冊而已。《度宗日曆》殘缺。”[⑧]而嘗參與《宋史》編撰的危素于《昭先小録序》中亦雲：

宋德祐元年（1275）十月乙卯，通判常州陳公照死城守。後六十九年，為大元至正三年（1343），皇帝诏修遼、金、宋史。其曾孫顯曾以書告史官翰林直學士王公沂師魯、翰林修撰陳君祖仁子山、經筵檢讨危素太樸，請錄公死節事。陳君及素複書曰：“史官修撰餘君廷心實當紀公事，而慎重不輕信。”于是顯曾又亟以書告餘君，反複哀痛。餘君雖愛其詞，然猶難之。後從國史院史庫得《德祐日記》，載公授官歲月，與夫複城、城守兩轉官，城破死節褒贈等事甚悉，始為立傳。而顯曾未知也，遂走京師，使谒餘君以請。今其傳既上進矣，顯曾退而輯次諸公為公所著文字，及其前後所與書問，題曰《昭先録》，使素序其端。[⑨]

可知《宋史》史文，于甯宗以前，主要據宋人所撰修之《國史》（以《三朝國史》、《兩朝國史》、《四朝國史》和《中興四朝國史》為主），而理宗以後，則主要憑依上述之“實錄”、“日曆”、“時政記”等。故趙翼以為“大概……宋度宗以前之史”，皆“宋舊史也”[⑩]的說法似有不确，即度宗以後史事，亦嘗依據宋朝官修的《度宗時政記》、《德祐事迹日記》等史籍。但因歲月久遠，包括此四部《國史》的兩宋“國史”等皆已亡佚。

二、《宋史》文字源出宋“國史”舉例

《廿二史劄記·宋史多國史原本》例舉《宋史》之傳文據宋“國史”編纂者，如：“《道學傳序》雲‘舊史以邵雍列于《隐逸》，未當，今置于《張載傳》後’。《方技傳序》雲‘舊史有《老釋》、《符瑞》二志及《方技傳》，今去二志，獨存《方技》’。《外國傳序》雲‘前宋史有《女直傳》，今既作《金史》，義當削之’。”指出“此可見元人就宋舊史另為編訂之迹也”。[11]然《宋史》此類據宋“國史”編纂之“迹”，在“志”文内亦屢見之。如：

卷四八《天文志序》稱“今東都舊史所書”雲雲，“今合累朝史臣所錄為一志，而取歐陽修《新唐書》、《五代史記》為法，凡征驗之說有涉于傅會，鹹削而不書，歸于傳信而已矣”。[12]

卷六一《五行志序》稱“舊史自太祖而嘉禾、瑞麥、醴泉、芝草之屬，不絕于書”雲雲，故“今因先後史氏所紀休咎之征，彙而輯之，作《五行志》”。[13]

卷九八《禮志序》稱曆數宋朝禮制變化大端：後雲“今因前史之舊，芟其繁亂，彙為五禮，以備一代之制，使後之觀者有足征焉”。[14]又卷一一〇《禮志十三》有雲：“舊史以飲食、婚冠、賓射、飨宴、脤膰、慶賀之禮為嘉禮，又以歲時朝會、養老、宣赦、拜表、臨軒命官附之，今依《政和禮》分朝會為賓禮，餘如其舊雲。”[15]

卷一四三《儀衛志序》雲：“宋初，因唐、五代之舊，講究修葺，尤為詳備。其殿庭之儀，則有黃麾大仗、黃麾半仗、黃麾角仗、黃麾細仗。凡正旦、冬至及五月一日大朝會，大慶、冊、受賀、受朝，則設大仗；月朔視朝，則設半仗；外國使來，則設角仗；發冊授寶，則設細仗。其鹵簿之等有四：一曰大駕，郊祀大飨用之；二曰法駕，方澤、明堂、宗廟、籍田用之；三曰小駕，朝陵、封祀、奏謝用之；四曰黃麾仗，親征、省方還京用之。南渡之後，務為簡省。此其大較也。若夫臨時增損，用置不同，則有國史、會要、禮書具在。今取所載，撮其凡為《儀衛志》。”[16]

卷一四九《輿服志序》稱：“今取舊史所載，著于篇，作《輿服志》。”[17]

因宋“國史”皆已亡佚，僅個别之傳及殘篇零句傳于今世，故今日已無從對《宋史》與宋《國史》之内容進行全面比較。以下即以《四朝國史·歐陽修傳》[18]與《宋史》卷三一九《歐陽修傳》為例，通過比較兩者文字之沿承關系，以窺一斑。（因篇幅關系，所比對者僅為《歐陽修傳》的前半部分。）

據上表所載，可知：（1）其第1、3、7、8、9、10、11、12、17、18、20諸條，《宋史》基本沿用《四朝國史》文字。第4、5、15、16諸條，《宋史》乃據《四朝國史》文字加以修訂删改。第6、13、14、19諸條，乃《宋史》别據史料撰寫；而第2條則據《四朝國史》删改，又别據文字撰寫而成。

（2）第12條，《四朝國史》“勸帝延問執政”句，《宋史》無“勸”字，然據上下文義，此“勸”應屬元史臣撰修《宋史》時誤删，當據《四朝國史》補之。

（3）第18條，《四朝國史》“将為虜有”句，《宋史》作“将為敵有”。檢韓琦《歐陽公墓志銘》有雲“他日必盡為虜人所有”，[20]可知當作“虜”字，《宋史》作“敵”字，乃出自元史臣所改。

元代史臣在編撰《宋史》時，對宋代史料中有關宋人蔑視、辱罵契丹、女真等北方“夷狄”之所謂違礙文字，如“北虜”、“戎醜”、“胡虜”、“犬羊”之類，頗有加以改纂者。在此例舉《宋史·高麗傳》所載宋太宗賜高麗王治诏書以說明之。北宋雍熙三年（986）宋軍大舉北伐契丹，宋太宗賜高麗王治诏書，欲使高麗出兵馬夾擊契丹之側後。此诏書載于《宋史·高麗傳》，雲：

朕誕膺丕構，奄宅萬方，華夏蠻貊，罔不率俾。蠢茲北裔，敢敗王略，幽薊之地，中朝土疆，晉、漢多虞，夤緣盜據。今國家照臨所及，書軌大同，豈使齊民，陷茲犷俗？今已董齊師旅，殄滅妖氛。惟王久慕華風，素懷明略，效忠勤之節，撫禮義之邦。而接彼邊疆，罹于虿毒，舒洩積憤，其在茲乎！可申戒師徒，叠相掎角，協比鄰國，同力蕩平，奮其一鼓之雄，戡此垂亡之寇。良時不再，王其圖之。應俘獲生口、牛羊、财物、器械，并給賜本國将士，用申賞勸。[21]

此诏書亦收錄于《宋太宗實錄》卷三五、[22]《宋朝事實》卷二〇[23]以及朝鮮鄭麟趾《高麗史》卷三，[24]然文字有詳簡異同之差别。現将此四書中所載宋太宗賜高麗王诏書之文字有異者列成下表，對勘其間文字，可明白看出元史臣改纂宋史料中違礙文字之手段及用心。

比較上述文字，可見：（1）《高麗史》所載之诏書似當為原始文字，但亦略有删略。

（2）宋真宗時修《宋太宗實錄》，已對原诏書文句有所修飾，以從文雅，如改“侵敗王略”為“敢拒皇威”，改“幽薊之地，中朝土疆”為“幽薊之地，本被皇風”，改“多故”為“多虞”等。《左傳·成公二年》曰：“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杜預注：“略，經略，法度。”故“侵敗王略”雖有出典，然不及“敢拒皇威”含天子征伐四夷之義。而改“中朝土疆”為“本被皇風”，使文詞雅訓外，亦為特出“率土之濱，莫非王土”之義。至于“多虞”義指多憂患、多災難，顯然其義較“多故”為長。

（3）因修撰《宋太宗實錄》之時，宋、遼仍為敵國，故而诏書中辱罵契丹之文字未變，如“戎醜”、“胡虜”、“犬羊”等詞。但由于蒙古人亦以“北戎”入主中原，故于撰修《宋史》時，元代史臣便将此诏書中辱罵同為“北戎”之契丹的有關文字大作删改。如改“戎醜因而盜據”為“夤緣盜據”，改“胡虜”為“犷俗”，改“犬羊”為“邊疆”，改“垂亡之虜”為“垂亡之寇”，改“虜獲”為“俘獲”等。雖《宋史》元至正本中《高麗傳》部分已佚，然明成化本之文字同，可知此改字當為元史臣所為。此後清廷大肆改纂、删削前朝人詩文中蔑視、辱罵契丹、女真之文字，實承元人之法。

（4）李攸《宋朝事實》撰于南宋初年，據清館臣《宋朝事實提要》，本書“第原本久佚，惟散見于《永樂大典》各韻下者尙存梗概，而割裂瑣碎，莫由考見其體例”，清館臣自《大典》中輯出，編為二十卷。[25]對比《宋朝事實》與《宋太宗實錄》、《宋史·高麗傳》所載此太宗诏書文字，顯見其與《宋太宗實錄》關系密切，但亦有少許文字出入，故推測《宋朝事實》之有關文字當源出《三朝國史·高麗傳》，而非自《太宗實錄》鈔錄。隻是清館臣自《永樂大典》輯錄《宋朝事實》佚文時，依當時慣例對原文有關文字大加删修，如改“蠢茲北裔”為“蠢茲北方”，改“戎醜”為“契丹”，改“胡虜”為“朔漠”，改“犬羊”為“境壤”，改“垂亡之虜”為“垂亡之敵”，改“虜獲”為“擄獲”。其中“虜獲”即“擄獲”，然仍加一提手旁，可見改字力度遠過于元人。

三、宋《國史》以外的其他史源

從上述《歐陽修傳》的比對中可見，《宋史》之文字有多于宋《國史》而别有所據者。此在《宋史》中也頗有記載，如：

卷七〇《律曆志三》有雲：“大中祥符三年，春官正韓顯符上《銅渾儀法要》，其中有二十四氣晝夜進退、日出沒刻數立成之法，合于宋朝曆象，今取其氣節之初，載之于左。”[26]

卷七一《律曆志四》雲：“曆晉及隋、唐，律法微隐。宋史止載律呂大數，不獲其詳。今掇仁宗論律及諸儒言鐘律者記于篇，以補續舊學之阙。仁宗著《景祐樂髓新經》，凡六篇，述七宗二變及管分陰陽、剖析清濁，歸之于本律。次及間聲，合古今之樂，參之以六壬遁甲。”[27]

卷一四二《樂志十七》雲：“蔡元定嘗為《燕樂》一書，證俗失以存古義，今采其略附于下。”[28]

卷一四五《儀衛志三》注雲：“左山商氏家藏宋人《青城》、《圜壇》、《太廟》三圖，其布置行列，極為詳備，因附鹵簿之後，庶覽之者可以考一代之制雲。”[29]

卷四八五《外國傳序》稱“前宋舊史有《女直傳》，今旣作《金史》，義當削之。夏國雖偭鄉不常，而視金有間，故仍舊史所錄存焉”。[30]而卷四八六《夏國傳》“論曰”又雲：“今史所載追尊谥号、廟号、陵名，兼采《夏國樞要》等書，其與舊史有所抵牾，則阙疑以俟知者焉。”[31]

除官史外，私家史書亦複不少，著名者如北宋九朝史實之李焘《續資治通鑒長編》、王稱《東都事略》，專記兩宋之際與金和戰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以及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等。元人修史時，又從江淮民間進行有關宋代史書之采訪、搜集，獲得不少野史、筆記、文集等。如元劉诜《題危大樸與鄧子明書後》中稱元“修遼、金、宋三史，诏求天下故史遺文。大樸（危素字）實銜朝命來江西，至廬陵，求禮部（鄧光薦）所為書”。[32]據明楊士奇《跋文丞相督府忠義傳》稱：

右《文丞相督府忠義傳》，宋禮部侍郎兼學士院權直吾郡鄧光薦撰。光薦……與丞相同朝，此傳多本于丞相所自述，故特詳實。而後來作《宋史》，又多本于此雲。[33]

此亦成為修撰《宋史》的重要史源。

綜上而言，宋《國史》以宋曆朝《實錄》為主要史料來源。而宋《國史》之傳、《實錄》附傳，大抵皆依據私家所撰之行狀、墓志等而成。宋人趙彥衛《雲麓漫抄》卷八有雲：

近世行狀、墓志、家傳，皆出于門生故吏之手，往往文過實。人多喜之，率與正史不合。如近日蜀本《東都故事·趙普傳》，與正史迥然如兩人，正史幾可廢。

但此類“國史”所載與私家記述相互抵牾的出現，大體出于編撰“國史”之傳時未取材或不全取材于行狀、墓志、家傳之類私家文字而形成之結果。下面即以《宋史》卷三八一《範如圭傳》[34]與朱熹《晦庵集》卷八九《直秘閣贈朝議大夫範公神道碑》[35]的部分内容作一對比，以分析此兩篇文字間之承襲關系。

由上表比對可見，《宋史·範如圭傳》與朱熹《範公神道碑》文字之淵源關係。雖然《範公神道碑》文字可能首先為《中興四朝國史》所取材，然後為《宋史》所沿襲。

此外，據《玉海》卷六一《紹興進至和嘉祐章疏》載：“二十八年（1158）冬，利路提刑範如圭奏漢《胎養令》，遂纂至和、嘉祐名臣乞選建宗室章疏三十六篇，囊封以進。明年九月甲午，右相陳康伯奏曰：‘如圭可謂愛君之至。’”[36]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一《壬午内禅志》：紹興二十九年“九月甲午，陳康伯除右仆射面謝，因及範如圭所進嘉祐、至和章疏，高宗問：‘如圭之意如何？’康伯曰：‘如圭可謂愛君之至，言之不盡，故類聚以進呈。’高宗曰：‘朕久有此意。’康伯曰：‘宸斷堅決乃可。’高宗首肯之。（原注：《康伯附傳》。）”至三十年二月，始立皇子，封建王。[37]又吳泳《鶴林集》卷二二《繳進嘉紹本議狀》亦雲：“紹興二十八年，範如圭言廣嗣、建儲二事，遂纂集嘉祐臣僚章奏三十六通，囊封以進。或以越職為如圭危之，獨陳康伯對上曰：‘如圭可謂愛君之至，言之不盡，故類聚以進呈。’聖心感悟，立子之意遂決。”[38]可證所謂範如圭上“至和、嘉祐間名臣章奏”，高宗感悟，“即日下诏，以普安郡王為皇子，進封建王”，實屬朱熹撰《範公神道碑》時有意移易歲月，而以為範氏之功者，不可據為信史。且“如圭可謂愛君之至”乃宰相陳康伯所言，朱熹為增加分量，改為天子所言，而《宋史》依據朱熹所雲，并為特出範如圭為國忘身之忠心，添加“以此獲罪，奚憾”一語，且将“愛君”改為“忠”字。

元人修《宋史》時，除利用宋人史籍外，因《遼史》、《金史》先成，[39]故其内容亦有參考《遼史》、《金史》者。如有《宋史》卷五二《天文志五·日食》載：

（紹興）七年二月癸巳朔，日食于室。（原注：是年當金之天會十五年，《金史》不書日食。）……十七年十月辛卯朔，日食于氐。（原注：是年乃金之皇統七年，《金史》不書日食。）……（慶元）六年六月乙酉朔，日有食之，陰雲不見。（原注：是年乃金承安五年，《金史》不書日食。）……（嘉泰）三年四月己亥朔，日有食之。（原注：《金史》不書。）……（嘉定）四年十一月己酉朔，日當食，太史言不見虧分。（原注：《金史》不書。）[40]

但總體而言，《宋史》主要依據宋“國史”而成，故後世由《宋史》大體可窺見宋“國史”之大概。

四、《宋史》與部分宋元史籍之關系

自明代以後，批評《宋史》者甚多，其中不少涉及《宋史》取材問題、以及《宋史》與其他宋元史籍之史料承襲關系，以下即據筆者所見，對《宋史》與現存宋、元時期重要史籍如《續資治通鑒長編》、《宋太宗實錄》、《八朝名臣言行錄》、《文獻通考》等的史料承襲關系以及其史料價值等問題作一探究。

1、《續資治通鑒長編》。

《續資治通鑒長編》（以下簡稱《長編》）為南宋史學家李焘所撰。因元朝撰修《宋史》時，“直翰林仍兼史職”之袁桷嘗上《修遼金宋史搜訪遺書條列事狀》，稱史館中史書頗缺，故“具書目以備采擇者”，其中“宋世九朝，莫詳《長編》，而……今院中《長編》不備”，[41]由此今有學者認為當時元史臣撰修《宋史》時，未曾取材于《長編》。誠然，現存史籍中未見有《宋史》嘗取材《長編》之記載。但袁桷上《修遼金宋史搜訪遺書條列事狀》之時，與撰修《宋史》完成尚有時日，故不能由袁桷《事狀》所言即認定元末史臣始終未能“搜訪”到《長編》，而且袁桷《事狀》所列“院中”所缺之書籍，除《長編》外，尚有《東都事略》等多種，而檢閱《宋史》，實已引錄王稱《東都事略》内容。[42]同時，比勘《宋史》與《長編》的相關文字，基本可以認定《宋史》嘗取材于《長編》，如：

關于宋初“金匮之盟”，《宋史·宗室傳·魏悼王廷美》[43]與《長編》卷二二太平興國六年九月辛亥條[44]記事顯然存在沿承關系，見下表：

《長編》于此條記事下注雲：“‘不待五十，已盡知四十九年非’，此太宗盛德要語也。今《正史》削去，可不惜哉！今依《實錄》具載聖語。”此《正史》即指《三朝國史》，《實錄》指《太宗實錄》。又《長編》卷二載杜太後崩事，亦記有皇太後與宋太祖約定金匮之盟，命趙普起草“誓書”，并于注文中雲：

司馬光《記聞》稱太後欲傳位二弟，其意謂太宗及秦王廷美也。今從《正史》及《新錄》，而《舊錄》蓋無是事。……然則太後顧命，獨指太宗，《記聞》誤也。《正史》、《新錄》稱太宗亦入受顧命，而《記聞》不載，今從《記聞》。按太宗初疑趙普有異論，及普上章自訴，且發金匮，得普所書，乃釋然。若同于床下受顧命，則親見普書矣，又何竢普上章自訴，且發金匮乎？蓋《正史》、《新錄》容有潤色。按《太宗實錄》載普自訴章，其辭略與《記聞》同，當顧命時，太宗實不在旁也。《正史》、《新錄》别加删修，遂失事實耳。故必以《太宗實錄》及《記聞》為正。[45]

《太祖實錄》初修于太宗時，再修于真宗初，故前者稱《太祖舊錄》，後者稱《太祖新錄》。綜合上引文字，可知《長編》所記載的昭憲杜太後臨終前顧命之事，是依據《三朝國史》、《太祖新錄》及司馬光《涑水記聞》之相關文字糅合而成。而《宋史·宗室傳一》“或謂”以下有關傳位之序的内容，卻與太宗、真宗父子欲否定廷美有繼位之資格的目的不符，定非《太祖新錄》、《太宗實錄》、《三朝國史》中内容。由此可證《宋史》此段文字，當取材于《長編》“或曰”以下文字，而其源頭乃出自司馬光《涑水記聞》。

2、《宋太宗實錄》。

兩宋曆朝《實錄》，是元史臣據以撰修《宋史》的重要史料來源。兩宋《實錄》，今僅存《宋太宗實錄》殘本二十卷。《宋太宗實錄》初修于宋真宗鹹平元年（998），增修于大中祥符末。南宋李焘纂修《長編》宋太宗朝史事時，多次引錄《實錄》與“别本《實錄》”。據燕永成先生考證，《長編》所引錄之《太宗實錄》乃鹹平初修本，“别本《實錄》”乃祥符增修本，今所傳存的《宋太宗實錄》殘本即是李若水鹹平初修本。而據《長編》引文分析，“别本《實錄》”的紀事内容“明顯多于今存本”，即鹹平初修本。[46]

對于《宋史》與《宋太宗實錄》之關系，有學者以為若兩者對某事之記載産生抵牾矛盾，即重《實錄》而輕《宋史》，“因為相對而言，《實錄》是第一手史料”。[47]此論大體無誤，但卻不可一概而論。因為《宋太宗實錄》的再修之原因，即主要因其初修本僅用“九月而畢，人難其速”，[48]故所載之事“尚有漏落”。[49]而《長編》在稱引《太宗實錄》時，還多有考證、糾正其紀事内容之誤失。如《長編》卷二八雍熙四年十二月“趙普來朝”紀事注文稱：“《普附傳》雲：上親耕籍田，普上疏引姚崇十事以谏，因求入朝。按十事乃普引以谏伐幽州，與籍田不相關。《附傳》誤矣。蓋未嘗見普手疏，故妄載于籍田，《正傳》亦已改之。”[50]此處《普附傳》乃指《太宗實錄·趙普附傳》，《正傳》乃指宋仁宗初年所纂修的《三朝國史·趙普傳》。今按《宋史·趙普傳》，“普上疏引姚崇十事以谏”正置于雍熙三年春谏“大軍出讨幽薊”之時。[51]即宋“國史”雖主要依據“實錄”編修，但仍會根據其他史料糾正、增補《實錄》中的錯漏，上述引文中即《國史·趙普傳》依據趙普“手疏”糾正了《實錄·趙普附傳》的錯訛，而《宋史·趙普傳》之紀事同于《國史·趙普傳》。

又如《宋史·周渭傳》雲周渭“太平興國二年為廣南諸州轉運副使，……就加監察禦史。在嶺南凡六年。徙知揚州，進殿中侍禦史，改兩浙東、西路轉運使。入為鹽鐵判官，遷侍禦史”。[52]而《宋太宗實錄》卷三一載太平興國九年八月“甲辰，以監察禦史周渭為兩浙西南路轉運使”。[53]兩書所載周渭任職兩浙時，一為殿中侍禦史，一為監察禦史，而殿中侍禦史官階高于監察禦史，且無史料記載此時周渭曾經貶官，兩者必有一誤。是否因是“第一手史料”而取《宋太宗實錄》、舍《宋史》？就本例而言，實有不然。

因有關周渭任兩浙東西路或兩浙西南路轉運使的記載，于現見史料中僅發現《宋史·周渭傳》、《宋太宗實錄》各一條。又因《宋太宗實錄》中有關周渭的史料也僅一見，故無以從其上下文來判定所記官爵是否有誤。而《宋史·周渭傳》所載周渭的仕宦經曆卻頗為完整。北宋前期官制中“官”、“差遣”相分離，因上文所言監察禦史、殿中侍禦史皆屬“官”系統，故以下即将《宋史·周渭傳》中與此問題相關的前後“官”、“差遣”摘錄列出：

宋太祖朝，周渭“上書言時務，召試，賜同進士出身，解褐白馬主簿。縣大吏犯法，渭即斬之，上奇其才，擢右贊善大夫”。此後曆知永濟縣、通判興州、知棣州，太平興國二年為廣南諸州轉運副使，“遷殿中丞。屬有事交址，主将逗撓無功。有二敗卒擐甲先至邕州中，奪民錢，渭捕斬之，後至者悉令解甲以入，訖無敢犯。移書交址，谕朝廷威信，将刻日再舉，黎桓懼，即遣使入貢。就加監察禦史。在嶺南凡六年，徙知揚州。進殿中侍禦史，改兩浙東、西路轉運使。入為鹽鐵判官，遷侍禦史，曆判戶部、度支二勾院。出知亳州，賜金紫。俄授宋州，加職方員外郎”。

上述引文中，右贊善大夫、殿中丞、監察禦史、殿中侍禦史、侍禦史、職方員外郎皆屬“官”。據《宋史·職官志九》“文臣京官至三師叙遷之制”載：右贊善大夫已是京官，“轉殿中丞”；殿中丞，“有出身轉太常博士，無出身轉國子監博士”。監察禦史，“轉殿中侍禦史”；殿中侍禦史，轉“侍禦史”。而侍禦史，“轉司封員外郎”，注雲：“常調轉員外郎者，轉右曹：水部、司門、庫部、虞部、比部、駕部、屯田、都官、職方。任發運、轉運使副，三司、開封府判官，侍讀，侍講，天章閣侍講，崇政殿說書，開封府推官、府界提點，三司子司主判官，大理少卿，提點刑獄，提點鑄錢監，諸王府翊善、侍講、記室，中書提點五房公事堂後官，轉左曹：膳部、倉部、考功、主客、金部、司勳、祠部、度支、司封。”[54]案：殿中丞、監察禦史之間有“太常博士、國子博士”和“左、右正言”兩級，周渭自殿中丞擢加官至監察禦史，特為“賞功”。而侍禦史周渭因“差遣”為知宋州，不符合轉官左曹司封員外郎的條件，故隻能轉職方員外郎。顯然《宋史·周渭傳》所載的周渭遷轉“官”之過程完全與宋朝轉官制度相符合，實可信從。

因此，雖然相對《宋史》而言，《實錄》确屬第一手史料，但在實際引用時，其取舍實信從與否當取審慎的态度，而不宜不加具體辨析，一概取《實錄》而棄《宋史》。

3、《八朝名臣言行錄》。

朱熹《五朝名臣言行錄》、《三朝名臣言行錄》合稱《八朝名臣言行錄》。《八朝名臣言行錄》共收錄北宋名臣九十七人（其中《五朝名臣言行錄》五十五人，《三朝名臣言行錄》四十二人），各人之“錄”由兩部分構成，一為小傳，二為言行事迹及時人之評議。一般認為，言行事迹是由編撰者自“近代文集及記事之書”中“掇取其要，聚為此錄”的，而小傳文字系由編輯者所撰寫。[55]

對于《八朝名臣言行錄》與《宋史》之關系，明人朱明鎬嘗就《宋史·向敏中傳》所載指稱：

傳曰：“天禧初，進右仆射。是日，翰林學士李宗谔當對，帝曰：‘朕自即位，未嘗除仆射，今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又曰：‘敏中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勿言朕意。’宗谔既至，敏中謝客，門闌寂然”雲雲。愚謂此非實錄也。按《宗谔本傳》，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宗谔已物故矣，何得天禧之初複有李翰林入直耶？此非實錄一也。真宗即位之後，向敏中未嘗仆射，張齊賢先有端揆之命，何得雲“朕自即位，未嘗除仆射”耶？此非實錄二也。顧此不當責托克托，而應責考亭，《名臣言行錄》中曾載此事，修《宋史》者不過摭拾其詞爾。[56]

又今有學者嘗雲：“《宋史》于元祐黨、新黨之争，大抵偏元祐而诋新黨，主保守而排進步。如《王安石傳》多取朱子《名臣言行錄》，殊難置信。”[57]上述二說皆不确。

向敏中（谥文簡）任仆射事，載于《五朝名臣言行錄》卷三，然朱熹于其下注明乃引錄沈括《夢溪筆談》。[58]而《夢溪筆談》亦于所載此事下注曰：“向文簡拜仆射年月未曾著于《國史》，熙甯中，因見《中書題名記》：天禧元年八月，敏中加右仆射。然《樞密院題名記》：天禧元年二月，王欽若加仆射。”[59]沈括之說實有誤，而為朱明鎬所指摘者，早在南宋時李焘《長編》、[60]張淏《雲谷雜紀》[61]皆已明确指出此乃沈括記事之訛。

如此則是否存在《宋史》撰修官未見《夢溪筆談》、而轉引自《名臣言行錄》之事？案《宋史·隐逸傳中》載有杜生事迹，傳末載有“黎陽尉孫轸……後至延安幕府，為沈括言之。括時理軍書，迨夜半，疲極未卧，聞轸談及此，乃頓忘其勞”。[62]檢《夢溪筆談》，其事果載于卷九，[63]文字承襲之迹曆然。可證元末撰修《宋史》時，實曾取材于《夢溪筆談》。

而“《王安石傳》多取朱子《名臣言行錄》”一說，乃指《三朝名臣言行錄》卷六之二《丞相荊國王文公》而言。[64]《丞相荊國王文公》合計征引史料四十九條，内正文四十四條（有六條未注明引文出處），注文五條，共征引文獻十六種（詳見下表）。

與《八朝名臣言行錄》其他名臣言行事迹與多取材于其《行狀》、《墓志》和《神道碑》，或取材自與其關系密切者如親友、門人、故吏等所撰文字，甚至自撰文字者不同，《丞相荊國王文公》所征引文獻大多為筆記、雜史之類，且撰者多屬其政敵。而六條未注明引文出處者，其中四條内容來源實與宋代官修史書相關，即其引文之首句分别為“荊公召為翰林學士”、“荊公既為參知政事”、“初呂惠卿為荊公所知”三段文字皆屬朱熹删錄《實錄·王荊公安石傳》中相關内容而成，而“平甫教授西京國子監”一條乃“據《（國史）安國本傳》及司馬光《記聞》删修”。且《丞相荊國王文公》卷首之王安石小傳的史料來源，亦源出自《實錄·王荊公安石傳》，即是朱熹删錄《實錄》相關内容而成。[65]上述相關内容皆見于《宋史·王安石傳》。由此亦可證，《宋史·王安石傳》實依據《四朝國史·王安石傳》撰成。

4、《文獻通考》。

元初馬端臨所撰之《文獻通考》，實為研究宋代曆史、制度的重要史籍，被稱為“文獻淵薮”。其所載内容多有與《宋史》重複者，故頗有學者以為《宋史》之部分卷帙乃抄錄自《文獻通考》。如《宋史·高麗傳》，[66]宋晞先生于《讀<宋史筌·高麗傳>》一文中論述《宋史·高麗傳》一些記載訛誤時，稱其“乃沿襲馬端臨《文獻通考·四裔考二》……之誤而誤”，[67]以為《宋史·高麗傳》之内容源出《文獻通考·四裔考二》所載“高麗”部分[68]。楊渭生先生《<宋史·高麗傳>與<宋史筌·高麗傳>之比較》一文中也有類似結論。[69]然對勘兩者相關文字，卻是互有詳略，部分内容此有彼無，而且《宋史·高麗傳》之内容要多于《文獻通考·四裔考二》所載者甚多（參見下表）。

由此，可推知《宋史》雖編撰晚于《文獻通考》，但其《高麗傳》不當源出《文獻通考·四裔考》，而是兩者史出一源，即“宋代國史”，故兩者皆有稱宋朝皇帝為“帝”、“上”，宋朝使高麗者為“我使”、“朝廷使”等文字。然因兩書撰修者删削有别，而詳略有間。亦因為此，故見于一書中之訛誤，在另一書中同樣存在。如《宋史·高麗傳》雲“（紹興）三十二年（1162）三月，高麗綱首徐德榮詣明州言，本國欲遣賀使”，《文獻通考》中内容相同，然據朝鮮鄭麟趾《高麗史》卷十八所載，徐德榮實為宋朝“都綱”，貿易往來于宋、麗之間，并兼為兩國傳遞信息。宋“國史”因其當時來傳高麗欲遣使臣西來宋國之消息，遂誤認其為“高麗綱首”，而《宋史·高麗傳》、《文獻通考·四裔考二》皆承其誤。[70]

此類情況，并不僅限于上述《宋史·高麗傳》與《文獻通考·四裔考二》，尤其《宋史》諸志與《文獻通考》諸考之間因史源原因而内容相同或相類者更為普遍。

5、《金史》。

上文已述及元末史臣編撰《宋史》時，嘗引錄稍前完成的《金史》内容。曆來學者對于《金史》的評價要高于《宋史》，然則兩者同記一事而内容矛盾時該如何取舍？下舉南宋吳曦降金一事為例。

吳曦乃抗金名将吳璘之孫，開禧二年（1206）三月被任為四川宣撫副使，又兼陝西、河東路招撫使，“許便宜從事”。不久，秘密遣使向金朝納降。對于吳曦降金之具體年月，《宋史·甯宗紀二》載：開禧二年四月下旬，“吳曦遣其客姚淮源獻關外四州于金，求封蜀王”。六月，“金人封吳曦為蜀王”。十二月下旬，“吳曦始自稱蜀王”。三年正月間，“吳曦僭位于興州”。[71]其他宋方文獻如《宋史·吳曦傳》、《兩朝綱目備要》卷九等記載同。

然而金方史籍如《金史·章宗紀四》所載卻頗有異同：泰和六年（即宋開禧二年）十二月中，“宋太尉、昭信軍節度使、四川宣撫副使吳曦納款于完顔綱”。故“完顔綱遣京兆錄事張仔會吳曦于興州之置口。曦具言所以歸朝之意，仔請以告身為報，盡出以付之，仍獻階州”。于是“完顔綱以朝命，假太倉使馬良顯赍诏書、金印立吳曦為蜀王”。随即吳曦“遣其果州團練使郭澄、提舉仙人關使任辛奉表及蜀地圖志、吳氏譜牒來上”。[72]

宋、金雙方所載時間之異同，實與兩史所據史源不同有關。對此，今日研究者多以為《金史》所載者較為可信。[73]然《宋史·方信孺傳》又載宋廷于開禧三年間“遣信孺再往金，時吳曦已誅，金人氣頗索，然猶執初議。信孺曰：‘……且以曲直校之，本朝興兵在去年四月，若贻書吳曦，則去年三月也。’”[74]又宋廷于開禧三年十月“诏谕軍民”時聲稱：“第惟敵人，陰誘曦賊，計其納叛之日，乃在交鋒之前，是則造端豈專在我？”[75]其言雖有為宋廷開脫首啟兵端之責，然其所言如此氣壯，但也反證《宋史·甯宗本紀》所雲乃屬有據。而《金史·完顔綱傳》所載卻正與《宋史》相印證。

《金史》稱金帝“聞韓侂胄忌曦威名，可以間誘緻之，梁、益居宋上遊，可以得志于宋，封曦蜀國王，鑄印賜诏，诏綱經略之”，故完顔綱“被诏進至水洛，訪得曦族人端，署為水洛城巡檢使，遣持诏間行谕曦。曦得诏意動，程松尚在興元，未敢發，詐稱杖殺端，以蔽匿其事。松兵既敗，曦乃遣掌管機宜文字姚圓與端奉表送款。綱遣前京兆府錄事張仔會吳曦于興州置口。曦言歸心朝廷無他，張仔請以告身為報，曦盡出以付之，仍獻階州。……十二月曦遣果州團練使郭澄、仙人闗使任辛奉表及蜀地圖志、吳氏譜牒來上”。[76]可證《宋史》所載為直，而《金史·章宗紀》雲雲頗有隐諱。

五、結語

因《宋史》中存在諸多問題及錯訛，自明、清以來屢遭嚴厲批評，但不少批評頗值得商榷。如有人以為《宋史》之列傳編排不以時間為序，造成前後順序混亂。此類問題，《宋史》當然存在。但亦應看到《宋史》往往将某一傳主歸于一卷，如戰将、文士與宰相、能吏等，如此各卷之間便無法完全按時間先後為序；而且此還與作為《宋史》主要取材依據的宋《國史》有關。又如頗為後人指責的《宋史·奸臣傳》将王安石變法之幹将呂惠卿、曾布、章惇等，以及南宋權臣韓侂胄收入，而未收禍國殃民之權奸史彌遠，有人認為此反映了元朝史官之史識低下。此語乃屬似是而非，因為此亦與《宋史》神宗朝以後的史料依據主要取自南宋時編纂的《四朝國史》、《中興四朝國史》密切相關，并且亦完全符合元代史臣編修《宋史》之宗旨：“矧先儒性命之說，資聖代表章之功，先理緻而後文辭，崇道德而黜功利，書法以之而矜式，彜倫賴是而匡扶。”[77]故《四庫提要》有雲《宋史》“其大旨以表章道學為宗”，而“其書以宋人《國史》為稿本。宋人好述東都之事，故史文較詳，建炎以後稍略，理、度兩朝，宋人罕所紀載，故史傳亦不具首尾”。雖自明代“柯維骐以下屢有改修，然年代綿邈，舊籍散亡，仍以是書為稿本，小小補苴，亦終無以相勝。故考兩宋之事，終以原書為據，迄今竟不可廢焉”。[78]

但今日有研究者卻又有過分表彰《宋史》之趨向。如有人表揚《宋史》将《五代史》中未列傳之後周大将韓通，與擁周反宋之李筠、李重進一同列入《周三臣傳》之做法，認為此既彌補了《五代史》之不足，又反映了韓通等三人之曆史作用。其實，将韓通收入《周三臣傳》，正是《宋史》體例不純之表現，亦與宋《三朝國史》已為韓通立傳相關。因韓通死于陳橋兵變、宋太祖稱帝之前，嚴格而言，當屬之後周朝。歐陽修撰修《五代史》時未為韓通立傳，即遭到宋及後人之批評，而《宋史》為韓通立傳，亦屬元人昧于史例之舉。再如有人表彰《宋史》分别為“外國”和“變夷”列傳，乃為分清國内民族與國外鄰邦之界限。如此說法，實屬顧前不顧後之舉，因《吐蕃傳》，《宋史》即屬之《外國傳》。

綜上所述，《宋史》中存在的不少問題和訛誤，乃與其史料來源尤其是其主要取材于宋“國史”有關，充分認識于此，甚有助于合适評判《宋史》之史料價值，厘清《宋史》與其他宋、元重要史籍的關系。

[①]（清）趙翼撰，王樹民校證：《廿二史劄記校證》卷二三《宋史多國史原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498頁。

[②]（元）脫脫等：《宋史》卷二〇三《藝文志二》，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5087頁。

[③]（宋）洪邁：《容齋随筆·三筆》卷四《九朝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459頁。

[④]參見裴汝誠、許沛藻：《續資治通鑒長編考略》，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57—58頁。

[⑤]《宋史》卷二〇三《藝文志二》，第5091頁。

[⑥]（明）宋濂等：《元史》卷一五六《董文炳傳》，中華書局1976年版，第3672頁。

[⑦]（元）蘇天爵：《滋溪文稿》卷六《曹先生文稿序》，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84頁。

[⑧]《滋溪文稿》卷二五《三史質疑》，第424—425頁。

[⑨]（明）危素：《說學齋稿》卷三《昭先小録序》，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⑩]《廿二史劄記校證》卷二三《宋遼金三史》，第495頁。

[11]《廿二史劄記校證》卷二三《宋史多國史原本》，第498—499頁。

[12]《宋史》卷四八《天文志一》，第951頁。

[13]《宋史》卷六一《五行志一上》，第1318頁。

[14]《宋史》卷九八《禮志一》，第2424頁。

[15]《宋史》卷一一〇《禮志十三》，第2639頁。

[16]《宋史》卷一四三《儀衛志一》，第3365頁。

[17]《宋史》卷一四九《輿服志一》，第3479頁。案：有關《宋史》取材宋“國史”之例，可參見裴汝誠：《<宋史>說略》三《資料來源》，載《經史說略·二十五史說略》，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版，第385—392頁。

[18]《四朝國史·歐陽修傳》載于《歐陽修全集·附錄》卷二，題《四朝國史本傳》，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2677—2682頁。

[19]“永豐人”，原作“廬陵人”，《歐陽修全集》校記雲“據周本、叢刊本改”。案：此處“廬陵”校改作“永豐”，不妥。

[20]《歐陽修全集·附錄》卷三韓琦《歐陽公墓志銘》，第2701頁。

[21]《宋史》卷四八七《高麗傳》，第14038頁。

[22]（宋）錢若水：《宋太祖實錄》卷三五，甘肅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8頁。

[23]（宋）李攸：《宋朝事實》卷二〇《經略幽燕》，中華書局1955年版，第321—322頁。

[24]（朝鮮）鄭麟趾：《高麗史》卷三《成宗》，韓國首爾大學奎章閣藏刊本，第8頁上、下。

[25]（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八一《宋朝事實》，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695頁。

[26]《宋史》卷七〇《律曆志三》，第1589頁。

[27]《宋史》卷七一《律曆志四》，第1603—1604頁

[28]《宋史》卷一四二《樂志十七》，第3346頁。

[29]《宋史》卷一四五《儀衛志三》，第3420頁。

[30]《宋史》卷四八五《外國傳一》，第13982頁。

[31]《宋史》卷四八六《夏國傳下》，第24030頁。

[32]（元）劉诜：《桂隐文集》卷四《題危大樸與鄧子明書後》，上海古籍出版社《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3]（明）楊士奇：《東裡集·文集》卷十《跋文丞相督府忠義傳》，，上海古籍出版社《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4]《宋史》卷三八一《範如圭傳》，第11729—11731頁。

[35]（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九《直秘閣贈朝議大夫範公神道碑》，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141—4146頁。

[36]（宋）王應麟：《玉海》卷六一《紹興進至和嘉祐章疏》，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1988年版，第1169頁。

[37]（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一《壬午内禅志》，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505—506頁。

[38]（宋）吳泳：《鶴林集》卷二二《繳進嘉紹本議狀》，上海古籍出版社《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9]（元）陶宗儀：《南村辍耕錄》卷三《正統辨》（文化藝術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頁）雲至正四年三月進《遼史》，十一月進《金史》，明年十一月進《宋史》。

[40]《宋史》卷五二《天文志五》，第1084—1085頁。

[41]（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一《修遼金宋史搜訪遺書條列事狀》，上海古籍出版社《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42]參見舒仁輝：《<東都事略>與<宋史>比較研究》，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第4頁。

[43]《宋史》卷二四四《宗室傳一》，第8666—8669頁。

[44]（宋）李焘：《長編》卷二二太平興國六年九月辛亥條，中華書局點校本，第500—502頁。

[45]《長編》卷二建隆二年六月甲午條注，第46—47頁。

[46]（宋）錢若水：《宋太宗實錄》燕永成《前言》，甘肅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頁。

[47]見李昌憲：《再論宋初兩浙東北路兩浙西南路的廢置時間與轄區》，載《文史》2010年第4期。

[48]（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四《太宗實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8頁。

[49]《長編》卷六六景德四年八月壬寅，第1479頁。

[50]《長編》卷二八雍熙四年十二月，第3冊，第642頁。

[51]《宋史》卷二五七《趙普傳》，第8934頁。

[52]《宋史》卷三○四《周渭傳》，第10056頁。

[53]《宋太宗實錄》卷三一，第54頁。

[54]《宋史》卷一六九《職官志九》，第4024—4025頁。

[55]案：《八朝名臣言行錄》之版本有詳、略兩個系統，本文所據為詳本，即《四部叢刊初編》影印宋刊本。

[56]（明）朱明鎬：《史糾》卷五《宋史·向敏中傳》，上海古籍出版社《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57]柴德赓：《史籍舉要》，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131頁。

[58]（宋）朱熹：《五朝名臣言行錄》卷三之一，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朱子全書》本，第79頁。

[59]（宋）沈括撰，胡道靜校注：《新校正夢溪筆談》卷九《人事一》，中華書局1957年版，第111頁。

[60]《長編》卷九〇天禧元年八月壬申條注，第2075—2076頁。

[61]（宋）宋張淏：《雲谷雜紀》卷四《大耐官職》，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60—61頁。

[62]《宋史》卷四五八《隐逸傳中》，第13452—13453頁。

[63]《新校正夢溪筆談》卷九《人事一》，第103—104頁。

[64]（宋）朱熹：《三朝名臣言行錄》卷六之二《丞相荊國王文公》，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朱子全書》本，第79頁。案：以下簡稱《丞相荊國王文公》。

[65]參見顧宏義：《朱熹<三朝名臣言行錄·丞相荊國王文公>征引文獻探析》，載《中國典籍與文化》2009年第3期。

[66]《宋史》卷四八七《高麗傳》，第14035—14055頁。

[67]宋晞：《宋史研究論叢》（第二輯），台灣中國文化學院出版部1980年版，第201頁。

[68]（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二五《四裔考二》，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8951—8962頁。

[69]楊渭生：《宋麗關系史研究》，杭州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411、416頁。

[70]參見顧宏義：《<宋史·高麗傳>史源考》，載《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4期。

[71]《宋史》卷三八《甯宗紀二》，第740、741、743頁。

[72]（元）脫脫等：《金史》卷十二《章宗紀四》，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279頁。

[73]參見王智勇：《南宋吳氏家族的興亡——宋代武将家族個案研究》（巴蜀書社1995年版）第220頁，楊倩描：《吳家将——吳玠吳璘吳挺吳曦合傳》（河北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247－251頁，陳振：《宋史》（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94頁注文等。

[74]《宋史》卷三九五《方信孺傳》，第12060頁。

[75]《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一八《丙寅淮漢蜀口用兵事目》，第833頁。

[76]《金史》卷九八《完顔綱傳》，第2178、2179、2180頁。

[77]《宋史》卷末《進宋史表》，第14255頁。

[78]《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六《宋史》，第4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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