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顔值”崇拜作為一種新興的産物或現象，正在釋放其巨大的“吸睛”能力。顔值崇拜的過程無疑為一場無聲而深刻的“操演”運動，即個體見證“美貌神話”由預言變為現實，并為他人競相模仿、跟從的過程，典型表現為當前國人對顔值的精心打造與經營。然而，顔值崇拜背後并非身體的解放，而是更隐蔽的身體壓制，唯有吸取中華傳統文化的精髓，實現文明的反轉才能徹底打破人身上的枷鎖，促進身心的全面發展。

來源：《人民論壇》2020年第8期

作者：鄭紅娥，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社會學與人類學系

“顔值”崇拜，作為一種新興的産物或現象，正在顯示或釋放其巨大而無窮的“吸睛”能力。在講求“視覺霸權”的時代，為提升或保持顔值，大衆紛紛加入健身或美容美體行列，而越來越多的女性，當然，不乏男性加入整容整形大軍，企圖打造更完美的自己。為此，整容整形已經越來越演化為全民較普遍接受的大衆行為。“顔值”崇拜究竟反映了怎樣的普遍存在的社會心理?是個體愛美天性使然，還是受資本、商業的驅動?這種對身體徹頭徹尾的“改頭換面”是預示了身體的解放(更進一步主體的解放)還是對身體亦或主體更深層、隐秘的壓制?本文嘗試對此展開論述。

身體重要性的彰顯與現代性自我的關聯

身體自古以來便是哲學家們思考的對象，從古希臘哲學家們對它的貶低，到中世紀對身體的漠視，再到尼采為身體平反，期間經曆了久遠而漫長的時代。在傳統的哲學、宗教及文學性話語建構中，身體一直低于理性或精神，人的身體也不例外。開始關注“感覺”的身體理論是随着社會的轉型才出現的，如德國社會學家諾伯特·埃利亞斯指出，我們對于身體的現代理解與體驗，都是起源于社會的與心理的曆史過程，而這些過程可以追溯到16世紀。中世紀的歐洲宮廷不斷頒布日漸精細與繁瑣的行為準則以規範和管束個體的身體使之符合“舉止得體”和“彬彬有禮”的标準。為此，中世紀宮廷盛行這樣一種觀念:身體是社會身份和地位的載體，一個人要想取得成功，必須具備良好的風度、禮貌和才智的表達。到了18世紀，身體日漸彰顯個人的身份地位。一個人的社會身份通過其掌控身體的水平、優雅的舉止和良好的風度體現出來。由此可見，伴随着文明的進程，身體的重要性日漸彰顯，并與現代性自我發生關聯。英國社會學家邁克·費瑟斯通更明确指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有關飲食、健康和健身、美容美體等産業的崛起不僅表明呵護自我身體的重要性，也賦予外表内涵以重要意義。

身體從被忽略、回避到凸顯與“吸睛”，其曆史作用的凸顯與消費社會的出現息息相關。費瑟斯通考察了在當代“消費文化”中身體被體驗的方式。他指出，自19世紀早期以來，有關身體保養、呵護産業出現了戲劇性的擴張。身體不僅被視為個體的自我部分，而且随時可以被修改、變化以符合時代标準。到20世紀早期，受照相技術和好萊塢電影等影響，個體開始不斷關注身體的外表和健康，即出現了“表演性的自我”。在費瑟斯通看來，這就導緻現代自我的産生，現代自我對向别人展現自己特别感興趣，由此，在個人幸福與完滿的追求中，外表的重要性越來越彰顯。同樣，學者文華對中國整形美容的實證研究表明，時尚雜志、廣告業和整形美容營銷構建一種理想的完美外表，并把它作為一種可購買的、值得擁有的商品推廣。

視覺霸權下的“第二自我”

除了商業造勢使得身體成為“民主社會裡的商業美學所利用的一種資源”之外，外表當道也跟視覺霸權的出現息息相關。随着現代性的生發，視覺的重要性日漸凸顯，并在現代性感官中占據主導地位。“視覺是當今稱霸城市社會性的感官。”在高度匿名化的城市生活中，人與人的交往首先從眼神的交流開始，視覺成為社會現實主導形式的“影像社會”。

不管是研究健身，還是探讨整容整形，研究取向之一是将之歸結為社會确定性的喪失所導緻的身體焦慮。同樣，基于對中國的實證調研，文華認為女性的身體焦慮，很大程度上是由轉型時期的社會不确定性造成的，女性企圖通過提升身體的美麗資本以提高應對不确定性的能力。但是筆者認為，已有解釋對于剖析身體的焦慮或外表當道似乎有隔靴止癢之嫌。遵循上述路徑，值得追問的是，為什麼美麗資本的提升就意味着自身掌控能力的提高?

筆者認為法國思想家居伊·德波的景觀社會理論能對此展開深入剖析。在德波看來，生活的表象化和景觀化是本體論的。根據德波的思想，我們不妨這樣推理，不僅個體的身體淪為消費品，需要進行嚴格設計、加工以經得起商業美學對外表或景觀的考驗，而且在景觀社會全方位“敞視”下(如四周布滿攝像鏡頭或他人凝視的眼光)，個體作為一種景觀，時時處于受到他人審視的危險中。個體為了追求哪怕“驚鴻一瞥”的“驚豔”效果，自然陷入對自我雕琢和精修的無限加工中，身體堂而皇之成為“第二自我”，“自我表現方式膨脹，以便超越表現其在世的存在，迫切需要不停讓身體更新，仿佛踏上一條沒有終點的跑道，适應自我，以求符合雖然昙花一現但就當下而言卻至關重要的身份特征”。由此，這種外表的焦慮不僅僅是涉及個體應對之策，更是一種生存的本體論上的焦慮。

當前國人對顔值的精心打造與經營

外表當道離不開影響或作用于身體的結構性因素或社會力量，正是全球時裝業、美容業以及廣大媒體通過營造一系列美麗神話的話語或叙事甜蜜地勸說和熱情地鼓勵個體近乎“奴性”地對自己的身體進行改造和規訓。但是，個體在這些壓倒性的結構性因素影響面前，并不是消極對抗，而是積極地對身體和建構于身體之上的身份表征進行不斷加工，從而為顔值崇拜造勢，成為一場無聲而深刻的“操演”演習。即個體見證“美貌神話”由預言變為現實，并為他人競相模仿、跟從的過程。換言之，這場圍繞“身體改造工程”所進行的整容、塑形美體等已經淪為個體的自我“技術”(通過引發思考以激發個體的能動性)，即将身體規訓展現為追求成功、富足與美好生活而對自我發生作用的技術與策略。這一點典型表現為當前國人對顔值的精心打造與經營。

顔值，作為網絡流行詞，起源于偶像團體的傳播，後因國内綜藝節目的使用而普及為全民皆知的時髦用語。顔指容顔和容貌，值指數值或尺度，兩字合在一起，指人美麗或靓麗的指數。顔值可以被測量和比較，所以通常也有“高顔值”“低顔值”“顔值爆表”和“顔值暴跌”等說法。顔值蘊含的測量特性使得容顔的價值無疑可以用資本來衡量。受講求身心合一和意境美的傳統文化影響，國人評估顔值高低主要是基于對方展現于其眼中的整體形象。這種形象資本以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定義的身體資本為基礎，通過音容笑貌、儀态舉止整體呈現或表現出來的美的程度。布爾迪厄将身體資本定義為以具身性狀态(體現為身體與心智上的持久傾向)存在的文化資本，具體體現為因個體慣習所表現出的品位和風格。因此，本文将形象資本定義為個體基于對自身的形态、外在特質、行為态度等有關個體本身的認識或人們對其引發的感觀知覺，由此與他人互動構成一系列社會關系，個體利用這種社會關系在社會生活中獲得一定利益的一種特定的文化資本。這反映在看待顔值或外貌上，與西方學者注重純肉體不同的是，國人在看待身體上，不僅重視身心合一，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講求内外兼修。

筆者曾經對大學生的整容熱進行研究，發現他們大多是在面對人生轉型時(如兼職或就業、擇偶)才會考慮整容，究其根源在于他們在面對和處理未來不确定性時深感迷惘，認為提升顔值可能是提高自身掌控能力的途徑之一。同時，筆者發現在美貌符号表征中，面孔占據了主導地位。絕大部分女大學生被訪者認為她們對五官整容感興趣，暫時不考慮體形的整形手術，原因是與人交往，對方最關注的是面孔，他人往往主要或首先根據面孔來判斷其顔值和身份。這一點也在文華的實證調研中得到驗證，即中國整容手術主要為五官(最主要為眼睛和鼻子)的塑形，而不是形體，這與西方發達國家注重體形改造截然不同。值得一提的是，就美的标準，女大學生被訪者認為，盡管她們也會選擇做大眼睛和墊高鼻子，但是在确定手術方案上，她們首要考慮眼型或鼻型如何與整體追求的形象或風格匹配(如純情或端莊)，而不是一味地模仿西方或日韓。待她們整體形象提升之後，一旦實現了形象資本與經濟資本(如謀得一份高薪工作)、社會資本(如擴大交際圈或找到較理想的配偶)的轉換，這種形象資本得以兌現的經驗便會“傳染”給周邊之人，使之競相模仿，從而使得整容之風愈演愈烈。

如何徹底打破顔值“奴役”

對身體的随意改造無疑跟科技理性張揚與科技的發達息息相關，這是否預示着科技的無限發展可以最終促進身體的解放?或者說科技的發展最終會把身體帶向何方?著名身體研究專家大衛·勒布雷東指出，“不可能出現身體的解放，隻可能出現自我的解放，也就是說，對于主體而言，獲得充分發展的感覺”。他進一步指出，目前西方發達國家圍繞身體解放展開的探讨和實踐僅僅是一場關于僞解放的讨論與嘗試，更加大加深了對身體隐性的壓制，因為這種解放隻是建立在“自我塑造及個性化的評價模式之上”，其導緻的結果便是更強化對身體外在标準的癡迷。伴随着這種癡迷，無疑引發了對無法或難以達到美的标準的身體(如老人、病人、殘疾人等)的排斥以及對自然衰老過程的歧視。

針對當前消費社會或後現代時期的自我認同問題，西方學者指出了在後現代日趨多元化(尤其體現在網絡環境中)、日漸個體化的情形下，發達國家普遍出現的因自我認同、身份歸屬的斷裂所導緻的意義虛無問題。面對這種危機與不确定性，孤獨的個體嘗試從身體中獲取自我救贖之路。“在不可捉摸的世界裡，隻有自己指的身體能給他一個存在的支點。”如今，中國也開始出現這些征兆。企圖通過整容手術改變人生命運的現象以“操演”的方式在當今中國蔚然成風。前赴後繼，從容上陣整容的個體在憧憬易容後的成功與輝煌人生時(手術可能導緻的一切風險或後遺症都可以忽略不計，即便出現風險或問題，也沒有關系，相信科技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卻從未想過，這其實正是把自身的身體，甚至主體淪為奴性商品的開始。

如何徹底打破這種顔值“奴役”，西方學者已經嘗試開出良方，如美國曆史學家和社會評論家克裡斯托弗·拉什提出的以目的性(purposefulness)和美國心理學家羅洛·梅提出的以心靈自由來尋找出路，但是這些解決途徑仍然沿襲法國著名哲學家笛卡爾的身心二分法，盡管富有啟迪，但未必是根本途徑。同樣，國内一些學者開始了這種嘗試，如著名社會學家葉啟政對修養社會學的提倡以及應星對“氣”的探讨等。葉啟政指出，在消費主義信念的主導下，現代社會深感困惑的問題凝縮為“強調表現個體性的一種來自被迫、且具有内縮性質的自我依戀。”這種自戀主義特别注重外表，卻不重視理性沉思與詩性感受。在葉啟政看來，這也是目前生活政治(涉及生活的風險和身份認同)未竟的事業，為此他呼籲實現由生活政治向心靈政治的轉變，因為後者“特别重視以人為主體之另類政治哲學(尤其是心靈狀态)的形塑，特别是了解與解決問題(特指超脫情緒)的态度，因此，自我的轉化可以說是其主張的重點。我們應從注重天人合一、身心合一的中華傳統文化中吸取精華，從中華傳統文化的精髓中尋找文明出路，實現文明的反轉，通過建構新的社會文明形态徹底打破人身上的枷鎖，真正推進身心自由全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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