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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鄉鎮工作人員

職場 更新时间:2024-11-29 06:54:29

第十四節、“永久牌”自行車

站裡來了客人。

這位客人讓三輪車送來了半車大草魚,每一條足有二三十市斤重。那一條魚也足夠我們倆口之家吃上半個月的。

這位客人是幹什麼的?為什麼給我們送來這麼多、這麼大的魚?

“這是我們站的關系戶,每年五月端午、中秋節、過年都給我們送魚、豬肉等禮品。”老安解釋道。

此時,老站長家門前已經放下一大條,老站長家的大嬸已經開始将那條大魚開腸破肚。

同時,六個門口,有人沒人的,都各放一條。

這邊車廂裡還有十多條,正往地下放,一溜擺開,院子裡活像一個魚類批發市場,供電所的幾個人遠遠地觀看。

我有點生氣,這是幹啥啊?是什麼意思啊?讓其他人看見的多不雅觀!

“不知道今年這個魚長勢這麼好,一個個好像氣吹的一樣,幾百畝不到的水面出了幾萬斤大魚,都是我弟弟養的,我弄一點來給站裡同志們過節。”

那個客人手提公文包站在車外指揮卸車,脖頸下一條黃燦燦的金項鍊,上衣口袋外,還誇一隻淺墨色大眼鏡。

老安及時跑過來:“站、站、站長,這是淮濱縣輪窯場的廠長陳英權,他帶這麼多魚不是光給咱的,還有區委、糧站的。”

“為什麼?要錢不要?”

“送的,虧不了他。”

“為什麼?”

“你看,我們用的不都是他們窯廠的青磚嗎。”

老安兩手一攤,無奈地講。

我心想,我還沒有受過這麼大的煙火哩?我不敢要啊!

“出問題怎麼辦?”

“出什麼問題?你愛要不要,人家的磚你又沒有多給一分錢,同樣的價錢,人家的是機制青磚,比此地的青磚還便宜一分五厘錢。”

這些我都知道。

那是一件我辦了虧心沒良心的事,讓老百姓帶着幹糧多跑幾十華裡去河南省洪河磚瓦廠拉磚。

還美言之:“機制青磚質量比機制紅磚好,大窯廠比小吊窯的質量好。”

諸不知,我是為了每塊多省下一分五厘錢,不用本地的紅磚,讓老百姓自帶幹糧多跑幾十華裡外拉磚,想起來心中就難受。

“這魚不能要,你們要就要吧,反正我不要。”

我堅持。

“這樣不好,你不要可以,我們都不要都可以,那區委、那糧站呢?每年都是這樣的。每年那磚價格是和本地價格一樣的,就這,英權就沒有和你一般見、見、見識,他不想丢掉我們這個大客戶。”

“我們的水利糧都是糧站代保管的,關系搞不好,他給你作廢怎麼辦?那都是可以兌換全國流通糧、糧、糧票的啊?因此,糧站、站、站長、會計都不能少。我們每年都、都、都請他們吃飯,你今年還沒有請他們、請他們吃、吃、吃飯呢。”

我發現老安不知從什麼時候說話口吃了。那“六、六、六” 的猜酒令小鋼炮口齒利落,落地幹脆啊!

“區委,我不說,關鍵的逢年過節你不表示?你自己表示?你有多少工資?我們站裡表示?會計同意嗎?錢有頭出嗎?可以報賬嗎?這都是我們幹掉下的事,每年都是這樣的,你這樣做,害、害、害誰呀?”

“……”

我不語。

一會兒,飯菜上來了,門前的兩家飯店都上來了,擺了兩大桌,一桌在老站長屋内,一桌在老安屋内。

“入座吧,不然都難看。”

老安督促我。

“那些魚,我安排糧站的會計一會兒他們推車過來弄走,區委的幾個人怎麼安排?”

“咳!你安排吧!我不想問。”

“糧站的兩條,史區長兩條,其他的都是一條。這麼一分,不要說是這半車十幾條,就是一車幾十條也不夠分的。”

老安很是舍不得,他像是在分他家魚塘裡的魚。

其實,這個陳英權我們已經見過一面,也就是年初考察輪窯場青磚價格時認識的。因為我将他的價格砍下去一分五厘,他當時就不高興,臉拉了下來,像驢臉一樣。大老遠的,竟沒有管我們飯吃。當時,我還是挺生氣的,太沒有禮貌了,不就是那一分五厘錢嗎?不然,我才不理他呢。

“劉站長,這麼多長時間你怎麼不到我們那裡去轉轉看看啊?我們那可好玩了。上次沒來得及帶你逛逛,過節後請你去我們淮濱縣城玩玩去。”

陳英權夾着一個黑色的小牛皮包來到我屋内。

“你看你騎的還是一個紅旗自行車,我給你弄一輛上海永久牌自行車票。”

說着,陳英權從上衣口袋裡掏出一張花花綠綠的一張票證和一個裡面鼓鼓的小信封。

“這是什麼?”

“我們雙集區供銷社的自行車票,每個季度也就一兩輛上海永久牌的計劃名額。上個季度的我要一個計劃名額,供銷社主任是我大哥。”

陳英權一邊說,一邊将自行車票塞進那個已經鼓鼓的小灰色信封裡面。

說起上海永久牌自行車,那是我夢寐以求的東西。像ZYLDR乘坐的“紅旗牌”小轎車一樣,是權利和地位的象征。

當時紅旗牌轎車上路,交警見不查車,還要主動敬禮。那上面坐的官職再小也是省部級。

那“上海永久牌”自行車呢?在我們鄉下,永久牌自行車是公社書記以上級别的坐騎。

你想想,一個大公社,或是現在的一個區,下面又有六七個小公社或小鄉,區裡或大公社裡又有銀行、糧站、工商、稅務、财政等平級單位,而供銷社每一個季度也隻是一兩輛“永久牌”的計劃名額,那些公社書記自便不用說,但那些平級的政府二級機構的負責人就排不上隊,想要一輛永久牌自行車需區委書記,或分管供銷社的區長批。有時即使批了,供銷社主任說沒有貨,你也是沒有辦法的,一等就是一兩年,那批條也過期作廢了。

“你給我弄這個自行車票,我不敢要啊!”

“為什麼?又不占你們安徽的指标,這是河南省的,是我們淮濱縣雙集區的,怕什麼?”

“正是因為如此。”

“你是不是認為還要掏錢,這票就給你了,直接和我一起去推車就行了。不然我就直接給你送來了,我怕老安看見有意見,因此想讓你和我一起去提貨,或讓老安也去,不要讓他誤會,說我給你送一兩自行車。”

“不是這樣的,這輛車我騎不出去。你想想,如果我騎一輛永久牌自行車,被區委領導看到,他們會問我,這輛車在哪裡弄的?我怎麼回答?那不就完蛋了嗎?這不比一條大魚,這魚都能買到,說是自己去淮濱雙集買的,或讓你代買的,都沒有問題。這樣的自行車是絕對騎不出去的。不然真的會出問題的。”

說着,我把那個鼓鼓的灰色小信封堅決的塞進他的小黑皮包内,摟着他肩膀一起來到外面。

“哈哈!劉站長,你官不大,警惕性還不小呢,你這麼年輕,辦事這樣謹慎,你大有前途,真、真讓我佩服,是真的!别人要我還不給呢。”

“你一塊磚壓我一分五厘錢,這一年下來就是幾千塊錢啊!何必呢?省下的錢又不是你自己的。這吃喝都是要花錢的,還有一些小人情也是要花錢的,你就不懂,我們都是這樣做的。”

我聽了,心裡特别難受,不要說吃飯,那條魚我看到也是很猙獰的,對我張牙舞爪的。

我想,那條魚我是不能吃的,我會立即給他弄走,讓我母親、我爺爺去對付它。

“走,吃飯吧?老站長、老安那我都安排一桌菜,都有一箱‘雙集’大曲。我糖尿病,不能吃也不能喝,我隻吃一點豆面條,飯店裡也沒有。都是喝酒喝出來的。”

這頓飯,我一點胃口也沒有。

70年代鄉鎮工作人員(八十年代初農村基層工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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