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聞記者 張傑

供圖 崔勇

在很長一段時間内，由于技術限制等原因，人類習慣從陸地的視角探讨世界文明進程，目光多聚焦在陸地文物的發掘與研究上。 但人們逐漸認識到，在我們的藍色星球中，水體面積占比高達71%，由人類的涉水行為，比如商貿活動、戰争、活撈等形成的沉船、貨物、戰争遺留物等，使得水下世界同樣蘊藏着大量文化遺産，成為考古的重要對象。而且據據研究表明，由于水下環境受人類活動影響較小、含氧量等原因，除了石頭、燧石，幾乎所有其他材質的物品在水體環境中的保存情況都好于陸地環境。 水下文物能夠為我們研究和解讀古代社會提供很多有價值的信息。

1960年，美國考古學家喬治·巴斯在土耳其格裡多亞角海域，展開對公元7世紀拜占庭沉船遺址的考古調查和發掘，正式拉開人類利用水下考古技術進行水下考古的序幕。在這個項目中，考古學家首次完成了科學的水下考古發掘，發明了水下攝影拼接技術、氣升式抽泥設備、水下繪圖技術等，标志着現代水下考古學的誕生。喬治·巴斯也由此被稱為“水下考古學之父”。此後半個多世紀，這一新興的考古學分支學科在全世界的不同水域中均獲得了豐碩的成果。

伴随“南海1号”“丹東1号”等重大考古發現的面世，中國的水下考古事業正蓬勃發展。尤其是“南海1号”，從首次勘探被發現至今，曆經30多年。這個過程也是催生、見證了中國水下考古從無到有，迅速發展的寶貴過程。 “南海1号”沉船沉沒水深達24米，所處的南海海域每年受台風影響的時間長，若采取原址發掘，每年的作業時間非常短。因此，考古學家創造性地提出“整體打撈”的方式：把沉船整個切割、整體打包後包裹在“大箱子”裡，再整體起吊出水，運送至可調控環境的博物館中進行發掘。“‘南海1号’的整體打撈，是中國水下考古界在世界上的一個創舉，也是遷移式保護的一個生動案例。從打撈到發掘，中國考古人員對這一古沉船遺存的方方面面都做到了最大限度保護和利用。采集到的考古數據精确到毫米級，在全世界都是首創。”全程參與“南海1号”打撈工作和考古研究的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長崔勇說。

當下大衆對考古越來越感興趣，在年輕人中興起一股熱潮。相比而言，關于水下考古，大衆所知較少。2022年4月22日，中國國家文物局發布《“十四五”考古工作專項規劃》，提出“實施黃海、渤海、東海、南海水下文化遺産調查，進一步梳理、廓清中國考古資源家底”。

跟常見的田野考古發掘對比，對古沉船遺址的水下考古，特點何在？水下考古隊員如何應對水下作業的危險？願意到水下考古的年輕人多嗎？對此相關種種，封面新聞記者采訪到中國第一批水下考古隊員，“南海1号”的考古發掘領隊崔勇，他主持的古椰貝丘遺址發掘和“南澳I号”的發掘工作，曾分别榮獲2006年度和2010年度的“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崔勇

在深海考古方面

我們已經與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站在同一個平台

封面新聞：在水下考古，首先就會遇到很多技術難題。整體打撈這艘船就動用了很多科技手段。除了被媒體描述較多的整體打撈過程之外，關于“南海一号”古沉船的發掘、考古過程，還有哪些令你印象深刻、但外界不太知道的？

崔勇：我們發掘這個沉船本來就很難，一個是沉船的船貨量太大，已經超出我們一般的想象，第二我們發現，這個沉船花了這麼大的精力打撈出來，在發掘過程中我們進行了非常細緻的前期研究和方案的制定，所以發掘的難度還在于，在可控的範圍裡，進行精細化發掘。相當于在一個實驗室裡進行發掘。這種實驗室式的發掘雖然有一定的難度，但發掘出來的信息量也是非常豐盛的。

封面新聞：在我的理解裡，與墓葬群性質的遺址多是與祭祀相關不同，“南海1号”商船遺址是一艘在大海上行駛中的貨船，相當于一個小而全的生活單位，給後世的人帶去了很多當時年代的生活信息。比如當時的人的食物、住宿、娛樂方式等。作為直接參與“南海一号”發掘和考古的一線工作者，您的感受是怎樣的？

崔勇：水下遺址也分兩類，比如被淹沒的古代遺址，就是水庫、海平面上升導緻的水下遺址。還有一類就是沉船，沉沒的遺址，像南海1号這樣的。我一直認為，沉船遺址相當于一個時間膠囊。它把某一個時代切片完整地保存下來。沉船既是最小的等級社會，又是高度濃縮的生存單位。一艘船以及它所能容納的元素，船長、水手、商人還有貨，相當于一個高度濃縮的小聚落。它所能反映的不單單是船載貨物，還有時代和航路等時空信息，以及當時的政治和社會生态。這樣一來，它就比田野考古某個單獨的祭祀遺址、墓葬遺址的信息更多元，更綜合。而且船在沉沒之前，是現世存活的一個單元，可以從中獲得當時活人的生存元素信息，這也是沉船考古遺址的特點。

封面新聞：從1987年“南海一号”被發現至今，您跟這艘古沉船打交道了三十多年。在這過程中，你還參與了其他項目的水下考古。在“南海1号”之前，中國還沒有水下考古項目。經過這30年的發展，目前中國的水下考古，在技術上是處于怎樣的水平？

崔勇：“南海1号”的整體打撈是世界上第一次也是目前唯一的一次。未來“長江口二号”可能會使用第二次。沉船整體打撈技術，在國際上也是比較受認可的。前幾年，我們還有一個瓶頸就是深海考古：我們隻是一般是50米以淺，但是美國、法國，他們已經做到了深海，甚至深到1000米的都在做。從2018年開始，我們也突破了這個界限，下到了最深1000米的海底去做水下考古調查。這個就和水下考古領域最先進的一些國家，已經站在同一個平台上了。在全世界，能進行深海考古的國家，确實不多。

崔勇在水下考古

“南海1号”考古挖掘出的瓷器超3000億美元？

近乎瞎扯

封面新聞：在圖片和視頻裡看到，這沉船上運載的瓷器之美好，讓人對南宋那個時代有了更具體、細微的認知。在海底沉寂800年的瓷器，跟在水面上的保存800年的瓷器，有什麼區别嗎？

崔勇：跟金銀器相比，瓷器的特點在于，它除了少部分是作為收藏的藝術品進行欣賞之外，最主要的用途是生活實用。既然是實用，就有一個使用年限的問題。不可能一個瓷碗用50年或者100年都不會打碎，所以瓷器使用到一定年限的時候，最後的歸屬基本就是破損。能長久流傳下來的，毫發無損的，一直保存到現在的，還是很少。而跟着船一起沉在海底800多年的這批嶄新瓷器，由于淤泥比較厚，雖然有一些腐蝕，但總體處于沒有受到外界幹擾的無氧狀态。瓷器釉面燒得非常好，釉結合得非常好，海水幾乎滲透不進去，光澤度就非常好，就跟新的一樣。這是在田野考古發掘裡，很難找到的。

封面新聞：關于“南海1号”南宋古沉船，網上有不少相關介紹的視頻，或者考古類電視節目片段。面對大衆的傳播，一般容易有哪些誤區，或者容易出現不準确的東西？我看有不少人把關注點放在船裡面的财富，說裡面的瓷器價值連城，甚至還估價說挖掘出來的瓷器，超過3000億美元。這些說法靠譜嗎？

“南海1号”考古發掘現場

崔勇：如果那些節目做專題有跟我們合作，比如說采訪到我的同事、搭檔等參與“南海1号”考古挖掘、研究的人員，那獲取的資料可信度就會比較高。但我也看到，一些信息主要是為了博人眼球，比方說南海1号中考古發掘出來的瓷器有8萬多件，價值可以高達3000億美元，這絕對不是從我們專業考古人員嘴裡出來的。在科學工作者看來，價值和價格不是一回事。我們基本上不談價格，我們隻談價值。當然，社會上很多人會關注價格，說南海1号裡的瓷器能值三千億美元。 這幾乎近乎瞎扯。其實算也算不出來。因為當藝術品是一件孤品的時候，它是一個價，但是當出了一萬件的時候，市場價就沒法參照了。它不是簡單的一件孤品的價格乘以一萬，不是這麼算的。

“南海1号”出水瓷器

很多年輕人願意從事水下考古

但要優中選優，淘汰率非常高

封面新聞：水下考古與田野考古之間有哪些比較重要的區别？

崔勇：目前國内大學還沒有專門設“水下考古”這個更細分的專業，人才都是在考古系裡面統一培養。但考古界大概兩三年會辦一個“水下考古”培訓班，還是挺熱門的。我們現在做水下考古的，都是考古系畢業的學生，再來學潛水，學水下考古的。但水下考古不是考古 潛水這兩個簡單的相加。因為水下考古除了會潛水之外，還要掌握很多其他相關知識。就工作的方法來說，水下考古和田野考古的區别挺大。因為水下繪圖，可供作業的時間有限，就需要使用一些更适合水下的方法，比方說用聲呐。但不得不說， 做考古，比起采集資料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消化資料的能力。

“南海1号”出水文物

封面新聞：現在中國的水下考古隊伍、人才是怎樣的狀況？

崔勇：還是有不少年輕人願意幹這個。問題在于入行門檻比較高。除了需要系統的考古專業學習經曆，還有一個非常關鍵的要素是身體要好。要優中選優，淘汰率非常高。

封面新聞：對于普通人來說，“水下考古”給人的感覺是技術難度高，比較危險。包括我看到你在文章中也提到，你也曾在水下工作時，遇到過生命危險。

崔勇：不管任何行業都會有一定的危險性，當然潛水的危險系數的确要高于很多其他行業的。不過我想說的是，其實越是危險系數高的行業，相關的規範性就越嚴格，其實也更能保障安全。因為越危險的事情，人們會越謹慎。而且，水下考古中潛水的危險性，跟一般的商業潛水還不一樣。作為考古的潛水，會把安全作為絕對第一位，不會功利主義，會把安全系數盡量放大，不追求投入産出比。這樣，危險的概率就會小很多。

像“南海1号”這樣的古沉船可能還有2000多艘 ？

“不可完全當真”

封面新聞：有人根據古籍中的相關記載判斷，在南海那片海域，還會有其他沉船。我看到一個數據說，在南海地區，像“南海一号”這樣的古沉船，可能還有2000多艘。這個說法靠譜嗎？

崔勇：在我看來，這個數字不可完全當真。據我所知，這個數據是一個人根據在中山圖書館查到的古文獻記載中關于沉船的記載，估算出來的。大家都知道，古代文獻關于沉船的記錄，很多時候，都不是很精準，像“沉船十萬”這樣的字眼，都是需要進一步核實。如果工作做到位了，進行大面積的摸家底工作，突破2000艘也是有可能的。因為航海的曆史很長。比如在意大利那邊，他們掌握的地中海沉船估計都有上萬艘。

封面新聞：我發現，關于“南海1号”沉船的故事，目前似乎很少進入到文學或影視作品的故事表述中。按理說，沉船應是很好的戲劇化素材。比如“泰坦尼克号”。

崔勇：“泰坦尼克号”之所以能成為很好的影視故事，應該是因為，這艘船上有幸存的人，不斷回憶這個事件。所以它沉船的整個過程，大體是可以複原的。再比如“緻遠艦”，甚至在還沒有被找到的時候，相關的故事，比如《甲午風雲》就已經出來了。但“南海1号”跟這些都不一樣在于，它主要是物的故事，關于船上人的信息較少。如果非要在文藝作品裡講這個故事，就需要大量的想象、延伸、藝術演繹的部分。如果有人真的想寫“南海1号”的故事，或者根據“南海1号”來編一個故事，我覺得也不是不可以，但這跟我們考古人員的工作就關系不大了。

“南海1号”考古發掘現場

封面新聞：現在不少考古學家，也開始寫一些面向大衆的非學術的書。作為中國第一批水下考古隊員，你與“南海一号”這艘傳奇沉船打了30多年的交道。你考慮過要寫一些關于這艘沉船的通俗作品嗎？

崔勇：其實我也寫過考古類的書，但是關于“南海1号”，還沒有開始寫，首先還是要把專業報告整理出來。而且我現在畢竟還沒退休，手頭上有很多具體工作要做。等退休後，可能會開始寫。資料我都保存了很多，要寫起來并不難。

封面新聞：就您本人的體會來說，一線考古與曆史研究之間的互動是怎樣的？

崔勇：這兩者目的是一緻的，都是更準确了解過去發生了什麼。隻是手段和方法各有側重，可以彼此促進、相輔相成。考古人所做的工作就是，把還沒有被文獻記載過或者記載有誤的某段曆史信息，用實物資料的方式準确“讀”出來，形成考古報告及時公布出來，供研究曆史多個領域的學者來使用，對文獻進行糾偏或者補充。然後再把它變成文獻記載的曆史，給大家普及。根據考古最新材料所修正過的文獻，反過來也會幫助考古人員在接下來的考古發掘工作中，方向更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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