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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以前，原無儒戶的設置。元代儒戶的誕生，原是為救濟在兵燹中流離失所的儒士。一方面使他們與僧、道相等，取得優免賦役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有為國儲存人才之意，并不是有意壓抑儒士。

蒙古人崛興于漠北， 在成吉思汗六年(1211) 伐金以前， 和中原既少接觸，對中原的城廓衣冠文明也認識不深。蒙人的伐金，不過是其征服世界戰争的一環， 漢地不過是以草原社會為中心的大蒙古國的殖民地之一， 主要着眼點在于經濟的剝削和兵源的羅掘。

一直到忽必烈于中統元年(1260) 即位， 五十年間， 蒙人迄無在漢地建立中國式王朝的計劃。當時——尤其是在最初二十年間——蒙人對漢地文化及社會傳統，不僅認識膚淺，而且可說是漠不關心。儒家政治學說的重點在于偃武修文、化民成俗和藏富于民，這和蒙古人征服漢地之目的南轅北轍，全無相合之處。儒士之用途受到忽視，原是自然不過的。

成吉思汗時代，耶律楚材供職汗廷，當時便有人懷疑“國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這恐怕是當時普遍的看法。蒙古征服者的蔑視，加上遍地烽火和朝代鼎革，自來以仕進為主要出路的漢地士大夫自然受到極大的打擊。從他們的觀點來看，金亡(1234)前後，真是一個“天綱絕、地軸折、人理滅”的時代。

他們不僅失去傳統的上進之路，有的更完全失去生計的憑借，不得不在向來為士大夫所卑視的各種行業中求生存。更有許多士大夫淪為驅口(即奴隸)，供人驅策。因此，在這一朝代更移，價值變換的時代，向來“治人”和“食于人”的士君子，真是百無一用，失去了傳統的地位。

後來儒士取得賦役的優免，乃是援引僧、道之例。在入侵之初，蒙人對儒士的價值雖全無認識，僧、道等宗教士卻很早便受到汗廷的青睐。蒙古人固有的宗教為薩蠻教， 雖以長生天為最高主宰， 而蒙古可汗亦自稱系“倚恃長生天的氣力”而君臨世界，但宇宙間森羅萬象，莫不視為神靈，是一種泛神教。而薩蠻，也就是蒙語所說的“孛額”，以能與神靈相通，祈禱祝福，所以極受崇敬。

蒙古人在入侵各文明地區後，對各地宗教之高下優劣固無力加以判别，因而一視同仁，而把各種教士皆比之為薩蠻，視為“告天祝壽者”， 有益于國， 予以“答刺罕”的身份， 别于編氓、優免賦役。這種宗教普遍優容政策在成吉思汗時代即已确立，著之于他的法典—“劄薩”之中， 為其子孫所奉行不渝。

漢地各宗教中，新道教之一的全真教主丘處機于成吉思汗十八年(1223)西會成吉思汗，講道雪山，即已取得免差權，造成全真教在蒙元初年的顯赫聲勢。

至于佛教，據《佛祖曆代通載》的記載，禅僧海雲早于成吉思汗十四年(1219)即已取得诏旨， 命“在意告天、不揀阿誰休欺侮、交達裡罕 行者!”

這時海雲所取得之免差權，不知是否包括全部佛教僧侶在内，或僅及于海雲之門徒。但在窩闊台即位之初，佛教僧侶已全部優免賦役，則是不容置疑的。自北朝以來，佛道由于屢經政府壓抑，特權早已所剩無幾，地位遠遜于儒士。蒙古初年确實是一個例外的時代。

儒人之取得和僧、道相等的權利，而有儒戶之設，是在窩闊台汗十年(1238)，也就是所謂戊戌之試以後。戊戌之試及儒戶之設，主要由于耶律楚材的推動。

楚材雖在成吉思汗時代即已供職汗廷，但當時他不過“備員翰墨，軍國之事，非所預議”，沒有充分的發言權。在窩闊台即位後，楚材以增加稅收而取得大汗的信任；從而以儒道進說，并請恢複漢地的舊秩序及安揖士人。

據宋子貞《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說：“因時時進說周、孔之教，且謂：‘天下雖得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上深以為然。國朝之用文臣，蓋自公發之。”楚材的勸說，顯然發生一定程度的影響力。在楚材的策動下，采取了一連串的行動，恢複以儒士為中心的漢地舊秩序，如設置十路征收課稅使，以儒者為之(1229年)；恢複孔元措衍聖公的職位，使孔門得與早已取得封号的釋、道領袖相抗禮(1233年)；設立編修所、經籍所于平陽、太原(1235)等等。而考選儒士，設置儒戶便是這一連串努力的延續。

楚材推動戊戌之試的動機有二。第一，在政治上，為漢地草創的行政體系遴選适當的官吏，并且為國儲材。《元史》楚材本傳說他請求舉行考試的理由是：“制器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非易成也。”這也是自來各代舉行科舉之目的。楚材的另一目的是在于救濟儒士，使儒士在經濟上取得與僧、道相等的特權，同時并以“考汰三教”為借口，壓抑日益膨脹的佛、道教團。這一次的考試儒生，原是與考汰僧、道合并舉行。

僧、道的考試，由于禅僧海雲的反對，未能嚴格舉行，“雖考試亦無退落者”。而儒生則因考試的順利舉行，獲利頗大。《元史·選舉志》及近代學者多以戊戌之試為元初唯一的科舉。嚴格而論，這次考試不能稱之為科舉。在形式上，隻有路試而無會試。在難易上，“不失文義”便可中選，一次便錄取四千零三十人，遠較宋金科舉為容易。

科舉的目的本在于為全國選拔合格之官吏；而這次考中之儒生隻有少數獲得出仕的機會，而且僅得為地方性的議事官。因此，戊戌之試在曆史上的重要性，不在于舉拔官吏，而在于救濟流離失所及陷于奴籍的儒士，使他們以“儒戶”的身份，取得優免賦役的特權。

自來的科舉都禁止“賤民”參與，戊戌之試卻特别規定：“儒人被俘為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遺者，死。”在錄取的四千多人中，竟有四分之一原來具有奴隸的身份。凡中選者都能免賦役。後來元人每提及此次考試，往往盛贊儒人因此而免役，而不及于舉人仕官之事。元末的許有壬仍說：“聖朝戊戌之試，複其家者，子孫于今賴之。”可見戊戌之試的選舉官吏的意義，不及于設立世襲儒戶之意義的重大。

戊戌之試，是蒙廷保護儒人的濫觞。但是自窩闊台汗晚年以後，耶律楚材失勢，西域回教及景教徒縱橫于汗廷，儒者的權益遂無人維護。這一情勢， 至蒙哥汗(1251-1259) 初年， 迄未改變。以緻政令未能貫徹，儒戶遂又“混為編氓”，名存實亡，和普通民戶承擔相同的賦役義務。

自蒙哥汗初年以後，漢地儒士稍有生機複蘇的希望。這時，雖然汗廷中蒙古本位主義彌漫，當權者仍多西域人。但是，皇弟忽必烈受命代統漢地，有意别樹一幟，他的潛邸顧問中，頗多儒者。這些儒者每以儒道進說，并以儒人福祉為言。

例如：憲宗二年(1252)，張德輝、元好問北上谒見忽必烈，奉以“儒教大宗師”之名号，并陳言：“累朝有旨蠲免儒戶兵賦，乞令有司遵行。”據說忽必烈加以采納而頒旨施行。另一方面，這時無論在蒙哥汗廷或忽必烈潛邸舊侶中，西域人頗有漢化已深，對儒士遭遇頗能同情者。

如憲宗二年，汪古人馬月合乃料民中原，曾舉行局部性的考試：“通一經，即不同編民。”有“廉孟子”之稱的畏兀兒人廉希憲也在陝西貫徹了“士者毋隸奴籍”的命令。及至忽必烈即位以後，在漢地建立中國式的政府，并已有繼承曆代正統的觀念，在表面上不得不對儒家有所尊崇，儒士的福祉較前受到重視，是勢所必然的。

在蒙哥汗時代及忽必烈汗初年，對儒士貢獻最大的當推西夏人高智耀。早在窩闊台時代， 太子闊端鎮西涼， 儒者多隸役， 智耀代為陳情， 為境内儒者取得免役權。蒙哥汗即位後，智耀北上觐見，請蠲儒戶賦役，乃有憲宗九年(1259)之诏“免漢兒(即漢人)、河西(指西夏人)、秀才(即儒士)差發、徭役”。同時他又向忽必烈陳述：“釋教固美矣!至于治天下則有儒者之道。”

因而，忽必烈登基以後，便令他統領漢北、河西儒戶，并依原價贖出陷身為驅的儒人。驅儒因而被贖者達三四千人。雖然王恽曾批評他為一“事佛敬僧”的“有發僧”，但出身西夏科第世家的高智耀，對解放儒士有極大的貢獻，正和耶律楚材一樣；元末的陶宗儀對他的功績仍稱道不已。

儒戶的招收，不免有過濫的現象。高智耀便曾因此受到攻擊，他的答複是：

“譬之于金也，有淺深，謂之非金，不可；儒者，學問有高下，謂之非儒，亦不可”由于濫收及民戶之冒入避役，以後遂又經過幾次分揀和考試，漢地儒籍方告确定。中統四年(1263)初次加以分揀，至元七、八年間(1270―1271)，舉行戶口總調查時，又行分揀。

以上所談僅為漢地儒籍的設立。至于在原來的南宋境内—-即元代所謂江南，因元廷伐宋時，已知尊儒，所以曾屢次诏令征募儒士和官贖為驅口的儒士。江南儒籍的設立，标準也較漢地為寬大。江南儒籍最初設立于至元十四年(1277)，并未經過類似漢地的考試，僅根據坊裡正等人的攢報，凡是舊宋的“登科、發解、真材、碩學、名卿、士大夫”皆可入籍。

當時臨安陷落不及一年，各地秩序仍未恢複，遺漏謬誤，在所難免。因而，各地學官又續置補充儒籍。這些籍冊與至元十四年籍冊出入很大，但始終未曾像漢地一樣有系統地加以分揀。

至元二十七、八年間(1290―1291)，有關官員屢次行文反複讨論如何鑒定江南儒籍的問題。最後決定根據至元二十七年江南戶口總調查時各儒戶提供之手狀，呈交尚書省鑒定然後入籍。凡登記在這次戶籍上——即所謂至元二十七年籍，便永為儒戶，此後江南儒戶便沒有什麼變動。

總之，最初設立儒戶的目的，一方面在于援引僧、道免差的先例，救濟流離失所的儒士，另一方面也有為國儲存人才之意。及至忽必烈即位以後，已以繼承中國曆代正統的王者自居，優待儒士在政治上乃屬必須。至于儒籍的設定，從戊戌年到至元十三年，漢地儒籍屢經變動，經過幾次分揀和考試，所餘儒戶為數不大。江南儒籍更革很小，而人籍的标準也遠為寬大。

元代儒戶的總數，已無法确知。漢地儒戶遠少于江南，則可肯定。漢地儒戶的數目，便是前述的至元十三年籍的三千八百九十戶。這時漢地在籍軍民總戶數為二百三十二萬，儒戶不過占0.17%。

元代江南各省人籍戶數為一千一百八十四萬零八百戶，整個江南儒戶總數當在十萬零六百四十七戶左右，加上漢地儒戶，總數約為十一萬零四千五百四十戶。

這一江南的儒戶數，僅為一極為粗略的估計，因為上述五地都屬于江南浙西道、江東建康道和浙東海右道，相當于宋代的浙東、江西、江南東，原是宋代人文荟萃之區，南宋時這幾地區進士之多，其他各地無法望其項背。上述各地合儒戶資格者的比例自然應超過其他各地甚大，因而上列的數字隻可視為最高的可能數而已。

漢地、江南的金、宋科舉之家能有幸入籍為儒戶者，在比例上相差頗大金、宋二代每科及第進士人數本在伯仲之間。金代治下的戶口雖遠少于南宋，但自承安五年(1200)至天興二年(1233)，三十四年間，共錄取進士七千四百人，府試舉人至少五倍于此。但至元十三年所甄定的漢地儒戶數不及四千。

南宋自淳祐四年(1244)，三十年間，共取進士近六千人，取解者或十倍于此。

但江南儒戶，如前所述，可能多達十萬左右，足可容納南宋所有的科第之家。但因江南儒戶中也有并非科第之家冒入儒籍的，真正的科第之家當有不少未得入籍；如至元二十四年(1287)平江路便有鹹淳元年(1265)狀元阮登炳、範仲淹之裔範士貴等人，由于攢籍時“或隐避山林，或出仕他處，或遊學遠方”，而未能入籍。福建建甯路朱熹門人蔡元定的後裔則籍為馬站戶，謝枋得為之上表陳情。

元統元年南人進士二十五人中，其祖先為南宋進士或太學生，而家庭并非儒戶者達七人之多，可見遺漏仍不在少數。不過，在比例上，南宋場屋及學問之家入籍儒戶者仍屬不少。

宋代大多數的科第簪纓之家，都是倚恃儒戶的地位得以保持書香門第的地位；而元代江南的儒戶也可視為宋統治階層及其邊緣人物的一個變相延續。在北方，這種延續性則遠為薄弱。

元代歧視南人，事事薄南厚北，南人仕途尤為窄隘。但在設定儒戶上，卻厚南薄北，可謂一反常态。

這一反常的現象可能由于下列的兩點原因：第一，時間的因素。北方儒戶設定于至元十三年，上距金亡已逾四十年，不僅金代場屋之土早已物化，即戊戌中選者也多已棄世，而其子孫在兵火動亂之餘，未必谙于學問。因此，至元十三年甄試落榜者必然很多。南方儒籍的設立，在南宋新亡之後，場屋之士十存八九，多能籍為儒戶。

第二，經濟因素。漢地學田、貢士莊遠少于江南，若由政府負責廪給儒士，是一财政負擔。

加以至元十三年前後，元室征日伐宋， 财政困難。當時西域權臣阿合馬 當政， 廣事羅掘， 以濟不足；而儒戶免差，有損賦役。甄别從嚴，是很自然的。而江南各地學糧殊富，贍土興學，不需政府負擔；因此元廷能夠兼容并蓄，廣籍舊宋士人為儒戶。元室并非對江南儒士的愛護多于漢地儒士，不過由于時間和空間的因素不同，政策有了變化。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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