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剛進入文壇的高爾基寫信給契诃夫投石問路，詢問這位著名作家對于小說的看法。與高爾基并不相識的契诃夫，在閱讀了他的短篇作品之後将其贊美為“真正的巨大的天才”——契诃夫的稱贊相當珍貴，他并不是一個善于講場面話的同行和前輩，他曾在信件中多次直接指出别人創作上的問題，比如他對一個俄國女作家說，“您的《錯誤》确實是一個錯誤。”——但也在信中批評高爾基的寫作沒有分寸，太過任性。“好像坐在劇院裡看戲的一個觀衆，他任性地表露自己的喜悅，以緻阻礙了他自己和别人聽戲，”契诃夫寫到。

在回信中，高爾基似乎将“分寸”和“節制”誤解成了文筆粗野的意思，并為自己做出了解釋。契诃夫再次回應糾正道，所謂分寸和節制并不是指文筆優雅，而是指為完成一項具體的工作花費最少的工作量，也就是“優雅”。雖然他此時仍不認識高爾基，契诃夫還是展現出了屬于小說家的敏銳洞察力，他問高爾基，“您是自學成才的嗎？”他建議高爾基到文壇和文人周圍生活兩三年。兩年後，二人逐漸熟識，他在給高爾基的信裡寫道，“我曾是最年輕的小說家，但後來出現了您，于是我馬上變得老成持重了一些，也就再也沒有人再稱我是最年輕的了。”

契诃夫不光在口頭上鼓勵高爾基的創作，他也确實向雜志寄送了高爾基的稿件。在跟俄國教授巴秋實科夫的通信時，他似乎是很不經意地推薦起了高爾基，“我順便問一問，您喜歡高爾基嗎？……在我心目中不容置疑的是：高爾基有藝術家們通常具有的那種禀賦。高爾基是一個真正的藝術家。他是一個好人，他聰明、有思想、愛思考，然而在他身上有着許多不必要的負擔。”

契诃夫與高爾基二人在書信中建立起來的文學情誼令人動容。事實上， 契诃夫的一生中留下了四千多封信。這些信件中，我們不僅可以看到契诃夫與他同時代作家——比如高爾基、托爾斯泰等人——的交往情況，還可以看到他的許多文學意見，比如對于節制和簡潔的要求，比如對于不是出于真實的“虛僞杜撰”的憎恨——他認為屠格涅夫筆下的女人全是杜撰的，裝模作樣、非常虛僞；我們還可以看到他是如何讨論人生之中的重大事件的，比如為了極其艱苦的“人間地獄”薩哈林之行，他曾連續數月在家中足不出戶地閱讀當地材料；我們也可以看到，這趟旅行如何最終改變了他的人生觀與文學觀，讓他發出了“如果我是個文學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間”的感歎。

當然，和普通人一樣，很多時候，契诃夫都在信中傾訴着他的一時的寂寞、焦慮與脆弱。比如，他認為自己的作品受到歡迎并不值得高興，因為荒唐的東西已經成書，而好東西卻還沒寫出來；或是他也一心夢想着夏天和别墅，認為比起作品好評如潮，他更願意在幹草堆上睡上一覺，再去釣一條鲑魚；在他病重不得不在雅爾塔養病時，他也充分地講述了自己無人交往的苦悶，一方面他對俄國小說家符拉奇米爾·伊萬諾維奇說，“我的朋友和熟人們根本就不給我寫信，”另一方面他又告訴高爾基，“給我随便寫上兩三句話吧。”

在日前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的《契诃夫書信集》中，我們可以看到契诃夫一生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書信。在這篇文章中，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将沿着書信集中所展現的文學觀之辯和流放地薩哈林之行這兩條線索，為讀者展現一個不一樣的真實契诃夫。

文學觀之辯：文學不能隻尋找“珍珠”，不去描寫“糞堆”

契诃夫與高爾基的交往故事已經可以說明契诃夫對于文學的審美，其實早在23歲時，他就已經在寫給俄國幽默雜志編輯的信件中，明确地說出了之後聞名于世的、“簡潔短小”的文學主張，“我全力主張短小的作品……在莫斯科的一些雜志編輯部裡隻有我一個人反對累贅和啰嗦。”在之後的年份中，他又以對于不同作家的賞鑒，繼續完善自己“簡潔”和“節制”的主張。在寫給《新時報》出版人、好友蘇沃林的一封信中，契诃夫提起自己剛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書，覺得寫得好，缺點是太長，而且無節制。

在這些信件往來中，契诃夫不光坦言直陳文學主張，也會對别人的反對意見進行反擊。一位來信者評價稱，契诃夫的小說《泥沼》是一個“展示糞堆、并沒有從糞堆中挖掘出珍珠的作品”，這樣的作品隻屬于那些“精神貧乏、窮困潦倒的下流作家”，他認為契诃夫不應當隻書寫生活中的污穢。對于這封來信，契诃夫寫了一段環環相扣、言辭激烈的回應，他從六個角度分别闡述反擊，堪稱長篇大論。在這封信臨近結束的地方，連他自己不禁感歎，“嘿！我這封啰嗦冗長的信使您感到厭倦了。要是我知道這批評會這樣長，我就不寫了……”

在這段精彩的回應中，他承襲了來信者對于“糞堆”和“珍珠”的比喻，表示文學隻滿足于尋找“珍珠”是有害的，因為這樣的文學作品等同于做糖果點心或者化妝美容，也就是說等同于粉飾與欺瞞。因為人性中就有不夠完善之處，人情中就有兇惡的感情，這些不完善之處和兇惡的感情也是十分重要的。作家應當真實地呈現，而不是懷有“潔癖”，擔心自己被“糞堆”玷污，或者費心地隻是采取珍珠，縮小文藝的功用。更重要的是，對于“糞堆”文學會對讀者造成壞影響的擔心，契诃夫表示，它們根本是多餘的，因為描寫污穢的作家也許比修道士還要高尚，而貪戀惡劣内容的讀者無論如何都會找到他們想要看到的内容。“這種人甚至讀了兒童文學作品也會腐化起來”，契诃夫說，“現實主義作家常常比修士大司祭更有道德……任何文學都不能以其無恥去壓倒現實生活，您要用一小杯酒去灌醉那個已經喝下一大桶酒的人是不可能的。”

在另一封緻蘇沃林的信中，契诃夫還有一段自我辯解，可以看作是這段“糞堆”和“珍珠”的讨論的延續。他說，蘇沃林想讓他在描繪偷馬人時說，偷馬是一種罪惡，不然就好像對于道德漠不關心。然而他認為，自己是作家，工作是展示偷馬，按照偷馬的人的格調來說話、思考，而不是宣判罪惡。“讓陪審員去審判他們吧，而我該做的事情隻是要展示他們是一些什麼樣的人。”他将這樣的展示稱為保持“客觀性”，并認為如果讀者需要“主觀性”，他們在閱讀的時候會自己加進去。

将人性之中兇惡的情感與良善的情感視為同樣重要的内容，将“糞堆”和“偷馬”完整地展現給讀者而不願做道德審判、不願從“糞堆”中淘取“珍珠”，這樣的文學觀可能是契诃夫受到評論家道德指責的原因。在另一封信中，契诃夫為自己的道德品質言辭辯護說，他一生中無論在言論和行動上，無論在思想和小說中，都從未想占有他人的妻子、奴隸、耕牛和任何牲畜，“我從未偷竊過，從未口是心非過，從未向強者獻媚和謀求過什麼。”他自白道，“我消耗了我的一生，我欣喜若狂過，我貪食和暴飲過，我生活放蕩過，但這一切都是我個人的事，它們并不妨礙我有權認為，在道德上并不以我的長處或缺點區别于普通平常的人們。”

薩哈林之行：在流放地，行政權力造成的偶然成了人為的生活的法律

1890年，契诃夫出發去位于俄國遠東的流放之地——薩哈林島。這段三個月零兩天的經曆（契诃夫對于日期記得很精準，并且在信中糾正了蘇沃林在報紙上所寫的“兩個月”的錯誤）與獲得普希金獎一樣，成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在後來對外界的自我介紹中，契诃夫将穿越西伯利亞的這次旅行列入了自己的履曆。在從薩哈林回到莫斯科後，他在寫給蘇沃林的信中說，“如果我是個醫生，我就需要有病人和醫院；如果我是個文學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間，而不是同獴一起住在小德米特洛夫卡街上。”這也讓評論家将契诃夫此後的轉變——比如要站在人民中間、要與政治和社會結合得更加緊密的願望——與這次行程聯系起來。

在1890年2月和3月的書信中，契诃夫寫道，他在家中足不出戶地閱讀薩哈林的材料，比如關于當地煤價、風向的書籍，他認為這會為行程做好準備。可能是因為長時間閉門讀書，除了薩哈林根本不想其他的事情，他十分頻繁地在信中提到這個地名，甚至在那封回應道德指責的信中也講到了薩哈林。他說，如果批評家知道一些他所不知道的事情，就會為人們指出一條道路，那麼福法諾夫也不會待在瘋人院，巴蘭采維奇不會憂郁苦悶，他也不會一心想去薩哈林了——至于為什麼将薩哈林之行與待在瘋人院、憂郁苦悶并列，他并沒有說明原因。他隻是說，他去薩哈林不是為了體驗、觀察，而隻是為了過上半年不同于至今為止的生活。

在薩哈林，契诃夫對那裡所有的居民進行了挨家挨戶的調查，他專門印制了一種卡片式的表格，分為十二項内容，包括所處哨所、戶籍編号、身份、年齡等等，對他來說，最重要的不是調查的結果，而是在登記過程中所看到的一切。在那幾個月中，契诃夫看到了除絞刑以外的所有正在發生的事情。他看見有一戶人家，狗和公雞都是拴着的，便問戶主為什麼要這樣，“我們薩哈林一切都拴着鎖鍊，就是這樣的地方麼，”主人回答道。他見到一個頭發蓬亂、滿臉雀斑的女戶主，從她的臉上已看到了她一生中所受到的囚禁和疾病的折磨，契诃夫說她本身就帶有這所房子的味道，那是一種“接近于荒淫放蕩的和失去理智的跑腿窩棚的味道”。

比起在薩哈林的經曆，書寫的過程似乎更加艱難。畢竟身處其中時，他感覺到的隻不過是“像吃了變味的哈喇油”，而回到書桌前仔細回想時，才發現“薩哈林是一座地獄”。一開始，契诃夫有條不紊地安排自己書寫薩哈林的時間。他對蘇沃林說，周一二三書寫薩哈林，其他時間寫長篇小說，星期天寫短篇小說，隻是覺得煩悶，“我們家人口衆多，我這個從事寫作的人，就好比是一隻蝦，同許多蝦一起呆在籮篩中，擠得慌。”3個月之後，他的煩悶愈發升級了，他說自己“感到煩悶、無聊……簡直是活厭了”。但沒過兩天，他又發現了新的進展，并對整本書的意義有了新的認識。“說真的，最好是能花三年時間在這本書上。我會寫出許多荒唐的東西來，因為我不是專家，但我也确實會寫出一些中肯有理的東西來。”契诃夫在信件寫下了這樣的話，“關于薩哈林的這本書，好就好在它在我死後還要存在一百年，因為它對一切研究監獄和對監獄感興趣的人來說會是一本文學史料和參考書。”

契诃夫将這本書定位為研究監獄和刑罰的史料以及參考書，很明顯，他對于當時俄國缺乏監獄和流放的寫作是不滿的。在應蘇沃林之約為《新時報》撰寫的系列旅行随筆《寄自西伯利亞》裡，契诃夫寫道，“請您瞧瞧我們關于監獄和流放的著述吧，真是叫人寒伧！兩三篇小文，兩三個作者的名字，空空如也，仿佛俄國根本就沒有監獄，沒有流放，沒有苦役似的。”在“人間地獄”薩哈林的行程，不僅讓契诃夫看到了流放地苦役犯的普遍生存境況，還激發了他對于刑罰、權力以及專制的一系列反思，并由此啟發了他的著名中篇小說《第六病室》。

在對于薩哈林亞曆山大羅夫斯科耶屯的調查中，契诃夫觀察道，這裡家庭數量偏多，并非是因這裡的生活适合家庭聚居，而是由于行政當局安排流放犯的偏好造成的——當局喜歡将帶有家眷的流放犯安排在這裡，這裡的移民又接近長官和監獄，比較容易“得到”女性，所以就偶然造成了這裡家庭數量偏多的結果。這一類由行政權力造成的偶然性，契诃夫說，在此時此地，超越了自然和經濟的條件，決定着人們生活的性質，成為了人為的生活的法律。

如果說苦役犯們要受到行政權力“偶然性”的抛擲與捉弄，那麼這群人中的女性就要遭到權力與男性雙重的抛擲與捉弄。契诃夫對于薩哈林婦女的記錄，顯得尤為觸目驚心。薩哈林的女苦役犯是要像資源一樣進行分配的——島上的普遍看法是，這些女性既是人，是理家的主婦，又是比家畜地位還要低的奴隸。移民需要這些女性來操持家務、管理奶牛，官員也向移民承諾會劃撥女性給他們，官員甚至對契诃夫說，女人也要分季節到來才好，因為秋冬女人沒事幹，隻是多了張嘴。他寫道，“人們擔心冬天飼料昂貴，到了秋天就是這樣談論馬匹的。人的尊嚴，女性的心理和羞澀感情完全不在考慮之内。”與移民者回家後，這些女人統統成為了姘居者，為移民者生孩子。契诃夫就見過一位母親和女兒同時到達此地，同時成為姘居者，母女倆“競賽似地開始生孩子”。

“流放之所以可怕，正是在于它的終身性，”契诃夫在《寄自西伯利亞》中寫到，“終身性會使人喪失改善處境的希望，使他意識到自己作為一個公民業已永遠死亡，個人的任何努力都不能使他複生。”他繼續寫着，“我深信，再過五十年至一百年之後，人們看待我們現行的終身性懲罰，會不理解和感到難堪，猶如我們現在看待劓鼻或剁掉左手手指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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