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趙匡胤出身于行伍，一生的大部分時光都是戎馬生涯，自身原本也尚武輕文，但“陳橋兵變”之後，随着他的大宋王朝的建立和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加強的需要，宋太祖越來越感到必須從制度上根本上做出改革。

“黃袍加身”之前，趙匡胤就是一方節度使，所以他深知：以往政權頻繁變更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地方權力過大，節度使擁兵一方，尾大不掉，不受中央調遣，自然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天下統一和社會的安定。 要解決好權力的分配問題，實際上就是要解決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問題。在宰相趙普的輔佐下，宋太祖制定出了“稍奪其權，制其錢谷，收其精兵”三大原則，有計劃、有步驟地對地方權力收奪，以徹底改變唐末以來所形成的地方權力過重、威脅中央的局面。

一、奪取地方的行政權

宋初沿用五代以來的管制，以州郡為一級行政單位，由節度使管轄。節度使權力很大，他們除了管理所駐州郡的政務外，還插手附近州郡的事務。地方上的防禦使、團練使或刺史等，雖然都是由朝廷任命，但是在執行權力時，卻要受限于節度使，有的節度使甚至可以委任地方官吏，中央朝廷反而無權過問。這一嚴重的弊端，宋太祖早已認識到了，上任初始就進行改革：由朝廷直接委任知州。這些知州從朝臣中選拔，多以文臣充任，與節度使沒有任何關系。這樣一來，位尊權重的節度使的權力遭到了極大的削弱，權力一落千丈， 有時甚至徒具虛名，僅是一種榮譽稱号。宋太祖還不放心，又制定了兩項限制地方官員權力過重的措施：一是“三歲一易”，即知州、知縣在一地任職以三年為限，不得久任；二是在州郡設立通判，名義上是與知州共同執掌政務，地位低于知州，事實上是監督知州，類似打仗時的監軍，一旦發覺知州有異心，立即向中央彙報。

二.收奪地方上的财權

唐朝末期，地方節度使常常以種種借口和手段截留應上交朝廷的賦稅，以供自己使用。到了五代時期，節度使更加肆無忌憚，獨征賦稅。财稅大權完全落入節度使手中，中央王朝所得甚少。從公元964年開始，宋太祖就開始着手解決這一問題。 他發布诏令，要求各州郡除了留有必要的經費外，其餘應全部上交朝廷，不得截留。為了配合工作的開展，宋太祖又将全國劃分為十幾路，每路設立轉運使，負責監督該路各州财賦的使用和轉運。就這樣，宋太祖收回了為地方藩鎮所控制的部分财權，使地方藩鎮失去了對抗中央王朝的經濟基礎。

地方上失去了财權，自然無法屯兵自重、獨霸一方了。

三.削弱地方軍力

宋太祖不斷派遣使臣到全國各個藩鎮和州郡所轄的軍隊中去選拔士兵，身強體壯、骁勇善戰者都被選送到了中央禁軍。這樣，地方軍隊中所剩下的大都為老弱病殘者，往往隻用于服役聽差，毫無戰鬥力可言，也就無法與中央禁軍相抗衡（守内虛外，所以這也注定了日後，面對外敵時大宋軍事過水的狀況）。

宋太祖還設置了疊床架屋的官僚機構，把行政司法權、軍權和财政權三權分離，相互牽制。在中央，中書省掌行政司法權，樞密院掌軍權，三司使掌财政權。這應該是世界上最早的“三權分立”模式，雖然與現代意義上的三權分立在高度上與内容上不能比拟，但制度的機能上相同。不得不說這是宋王朝在封建體制方面的一大創新。

提及宋太祖趙匡胤，人們第一反應就是“杯酒釋兵權”，确實，這是趙匡胤身上最著名的标簽。但所謂的“杯酒釋兵權”隻不過是宋太祖加強中央集權的一個動作、一個事件、一個表現而已，如果單單一杯酒就能一勞永逸、一本萬利的話，未免也太低估困難局面，也太低估宋太祖了。實際上，宋太祖趙匡胤是大宋王朝制度建設的總設計師，他身後的皇帝子孫們，隻不過是延着他創立的制度進行繼承與修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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