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館》中三位表演藝術家，從左至右依次為藍天野、于是之和鄭榕。

《茶館》之所以成為長演不衰的經典，與焦菊隐、于是之等老一輩藝術家的精雕細琢磨戲分不開。《茶館》的成功，導演焦菊隐有着巨大的貢獻，他不但在理論上發展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體系，提出要求演員通過認真閱讀劇本和深入現實生活，在心中形成角色形象後，才能創造人物形象的“心象說”。并且在舞台現場表演上，經常能夠提出獨到精妙的見解，令演員獲益匪淺。

于是之在《茶館》中扮演的王利發是中國話劇史上最經典的角色之一，作為焦菊隐“心象說”最大的受益者，于是之對于《茶館》劇本的熟悉程度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翻譯家、戲劇評論家童道明告訴記者，于是之自己數過，純粹舞台上的對話，第一幕有22人說話，字數一共3103字，第二幕有19個人說話，字數5906字，第三幕24個人說話，字數8668字，大傻楊的數來寶是784個字，《茶館》中對話和數來寶出現的數字是18461個字。童道明坦言，老舍先生自己都不一定知道劇本有多少字，“于是之把每一幕的字都數了一遍，加在了一起。”

在《茶館》告别演出謝幕時，觀衆現場将寫有“戲劇魂”的條幅送給眼含熱淚的于是之，他坦陳心聲：“感謝觀衆的寬容！”

新京報采訪第一代《茶館》老藝術家藍天野、鄭榕以及梁秉堃、童道明等專家與親曆者，還原經典創排幕後。

焦菊隐

演戲是欣賞者與創作者的共同創造

《茶館》的導演焦菊隐是二十世紀中國話劇藝術界一位空前的戲劇革新家，他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給從西方舶來的話劇藝術，注入了中國的魂魄。

焦菊隐發現，解放後我們的表演走了一條錯誤的道路，否定外部形體表演，認為那是資産階級的形式主義，強調内心，實際上就是表演情緒。“内心不是自個兒能長出來的，沒有外部表現，内部東西怎麼出來？”

在1952年排演《龍須溝》時，焦菊隐從外文雜志上看到了形體動作表演方法。之後有蘇聯專家專教形體動作方法，焦菊隐就拿着筆記本，認真地聽課、學習。蘇聯專家來上課的第一天，就在黑闆上寫下一個公式，“動作=願望 目的”。焦菊隐接收到了這個訊息，演戲就是行動。焦菊隐曾經擔任過三年中華戲曲專科學校的校長，戲曲中，一上場“我要幹什麼”的願望就很強，要幹的時候就得表演了。焦菊隐把戲曲的運用“升級”，化在了舞台表演上。于是他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體系發展基礎上提出“心象說”，演員要産生心象，才能創造人物形象。心象得從生活中獲得素材，是一個内外統一的整體。這要求演員不僅要體驗人物的内心活動，同時也要體驗相應的外部特征。“僅僅有情緒是不夠的，要知道這個人物是什麼樣子的，他是怎麼說話的”，《茶館》中飾演常四爺的鄭榕認為，“心象說”表演理論對演員的幫助很大。

《茶館》建組之後并沒有馬上排戲，焦菊隐首先布置演員去體驗生活，要到生活中去尋覓了解有關老北京的人和事。在當時飾演秦二爺的藍天野看來，那時候演員體驗生活，都希望從生活中找到自己角色的原型，以至于排練前，導演又要求演員們根據這階段體驗生活的收獲，做自己角色的生活小品。至今回想起來他與童超合作的那段人物生活小品《鹌鹑鬥》依舊精彩至極，可以說《茶館》中的所有人物都是演員們在對自己人物的醞釀過程中揣摩出來的，因此這些體驗對于演員一生的表演創作來說都十分的珍貴。

鄭榕回憶說，《茶館》中第一幕人物各自上場，大家都是幹什麼來了？找樂來了，找人來了，談鳥來了，都有一個目的。“上台就要想我幹什麼來了？對面是誰？這是什麼環境？不能硬去想表演。這個規則，給我引了路。”

國家一級編劇，今年已經82歲高齡的梁秉堃，也深深記得焦菊隐的戲劇觀——“演戲是欣賞者與創作者的共同創造，這是焦先生在1963年提出來的理念。全世界這麼提的他是第一位，”梁秉堃說，“老舍先生了不起，是因為他雖然有結論，但還是要調動欣賞者去思考。焦菊隐先生了不起，是因為他首先提的就是欣賞者——不是我在這兒傻演，你在那裡傻看，回去之後便全忘了，不是。後來我跟焦先生談這事兒，他說他就是沖着觀衆寫的，他回去三思，什麼是決定這個戲成敗的一個主要因素。”

在梁秉堃看來，焦菊隐的偉大，還在于他把話劇這種源于西方的藝術，變成了中國人自己的東西。“這點焦爺是大師。他在中華戲曲專科學校當過校長，又在法國講過話劇，中西合璧他全懂。所以我覺得他排的《茶館》，也是充分利用的這個條件，等于導演、演員、作者一起使勁。”

梁秉堃記得，在排練時，王掌櫃在說那句台詞“我怎麼連窩頭都吃不上啊？這是誰的主意，誰的主意？”時，焦菊隐特地讓他背沖着觀衆說，“當時正好排着戲，王掌櫃說着就轉過臉去了，他意識到之後，就說對不起，我這應該沖觀衆說。但當時焦先生在底下，他說，不，你就背對觀衆。”梁秉堃感慨道，“你看，這都是高招。就大家都沖觀衆說，突然有一個不沖觀衆說，觀衆準注意他，反而覺得他重要了。所以我就說，别輕視咱們中國這些藝術，裡頭藏的東西太多了。也正因為如此，這部戲的壽命才越來越長，觀衆每次看《茶館》，感受應該都不一樣。”

于是之

好好演戲，有空看書

原本《茶館》的創作是為了配合宣傳第一部憲法以及普選，老舍把它寫成了一群小人物的故事，結尾是為了掩護一個革命者，于是之飾演的王利發中彈犧牲，借此來宣傳革命。梁秉堃回憶道，在創排初期，《茶館》的第三幕原本沒有“仨老頭撒紙錢”這段點睛之筆，“原本第三幕是王掌櫃拿着上吊繩上吊，秦二爺一腦門子喪氣回家了，常四爺上街上賣菜去了，然後就這麼結束了。但是呢，于是之是非常愛動腦筋的演員，他總感覺缺點什麼，于是大夥兒都撺掇他說，你去提呀，明天老舍先生就來。後來，于是之果真去提了意見。但他回來之後卻跟我們說，壞了！我捅婁子了！我說，怎麼啦？他說，老舍先生聽了之後就嗯了兩聲，沒有任何表态，我太不知趣了，我就一演員，指揮人家這麼大作家。”梁秉堃笑着說，于是之這人有一特點，就是容易後悔。“當時我說，這事兒已經過去了，已經挽回不了了，就等等吧。”結果，三天以後，老舍寫出了第三幕現在的結尾。

“仨老頭撒紙錢”，已然是如今公認的《茶館》中令人過目難忘的華彩樂章。但當時，在看到老舍更改的劇情之後，于是之覺得還是不太過瘾。“于是之開始跟老舍這麼提議的：他們三個人有着不同經曆，但是對人生都有自己的看法，讓他們分别總結總結人生好不好？這樣這個戲結束得更有力量。但老舍拿出來之後，就是現在這一版，于是之當時就傻了，說不是我這個意思呀？可是，他越看越覺得，老舍高明，他讓常四爺、秦二爺和王掌櫃都提了問題，卻引而不發。這才是寫戲的方法。他啟發人們去思索，而不是簡單地下一個結論，高手才會這麼寫。”

在梁秉堃的心目中，可以稱之為他的指導老師的人，有兩位：一位是曹禺，另外一位就是半師半友的于是之。随着表演越來越精湛，于是之在北京人藝的舞台上，俨然成為了頂梁柱般的存在，“當時跟他同樣有名的好些演員，都去拍電影了，那時候拍一部就幾十萬，雖然比不上現在，但在當時是很高的。但他就跟我們說，算啦，我就好好演戲，有點空就看書。”

“這就是對藝術的堅守，戲比天大。”在童道明看來，如果不是北京人藝有焦菊隐和于是之這樣一批老藝術家，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茶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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