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畫像

• 今人得知歐陽修大都源于那篇流傳千古的名篇《醉翁亭記》。他的文采與豪情深深地震撼了世人，也激發了世人對于歐陽修了解的熱情。

醉翁亭

歐陽修（1007年8月1日－1072年9月22日）乃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歐陽修之名不僅在如今為人稱道，就是在當時，歐陽修也是世人所崇拜的對象。當時的歐陽修可以說是盛名在外，不僅在文學方面，在仕途上歐陽修也算是位極人臣。

歐陽修乃是宋仁宗天聖八年（公元1030年）進士，曆仕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兵部尚書擁有很大的權力。但歐陽修并沒有借用權力為自己謀私利，而是終生盡心為國。古往今來，文人都是自傲的。但歐陽修卻有着一顆包容的心與發現英才的慧眼。他總是不拘一格的啟用新人，蘇轼，曾鞏等唐宋八大家中宋代的大文豪皆是出自他的舉薦才得以為世人知曉，不僅如此，就連包拯，文彥博，司馬光等為人熟知的曆史名人的成功也都和歐陽修脫不開關系。由此可見，歐陽修為北宋甚至是整個中國曆史都作出了重要的貢獻。那麼歐陽修究竟有哪些成就才使得他獲得了如此之高的地位呢？

歐陽修畫像

如果說曆史上真的有全才的存在，那麼歐陽修絕對也可以稱得上其中的佼佼者。

除了在文學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詣之外，歐陽修還精通多個方面的研究。你可以說他說是一位經學家。歐陽修深入鑽研了古往今來的儒學經典，對《周易》、《毛詩》、《春秋》等都有很深入的研究，并且取得了很高的成果。蘇轼評其在經學方面的造詣：“長于《易》《詩》《春秋》，發古人之所未發”。這其中“發古人之所未發”即是提現了歐陽修的創新精神。

他首開宋代疑經惑傳的風氣，讓人們對經學的研究從過去止于表面的研究轉到了具有實際價值的講求義理的方向上來。除此之外，歐陽修還對金石有着很深的研究。他在整理了從周代到隋唐時期的上千件金石器物之後，寫出了《集古錄》，這本書集銘文，碑刻，金石器物等于一身的集大成之作，是我國現存最早的金石學著作，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不僅如此，歐陽修還是一位史學家。他曾協助宋祁修訂了《新唐書》225卷。感到意猶未盡的歐陽修還自己編寫了一部《五代史記》。這本書後來被編入了“二十四史”，并且更名為《新五代史》。

《新五代史》局部

然而，盡管歐陽修已經取得了如此功績，他還是沒有停下腳步。在譜牒方面他也有着很深的研究。歐陽修在譜牒方面也有着開創性的貢獻，其中最大的貢獻便是他首創了譜圖法，即以列表的形式将複雜的世系傳承表現出來。世人稱其為“歐譜”。由他創立的圖表，時間記錄精準，人物對應清晰十分簡便好用。這些都記錄于他所著的《歐陽氏譜圖序》之中。正是由于這一個特點，歐陽修創制的“歐譜”被後世世代仿效，成為了明清兩代家族譜系的标準樣式。

除了這些高雅之學，歐陽修還對農學以及民俗學這種關系百姓民生的學問十分熱衷。在他的著作《洛陽牡丹記》中，就包括了《花品叙》《花釋名》《風俗記》，在這部書中，歐陽修将洛陽牡丹從古至今的栽培技術做了細緻全面的總結。是曆史上第一部專為牡丹著作的學術專著，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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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修如此之名，不但在宋朝盛名甚隆，在周邊國家也為人們所追捧。歐陽修的詞在當時可謂久負盛名。在那個時候流傳着這樣一個故事，說有一次歐陽修出使遼國，遼國的官員為了體現出歡迎的熱情，便請了當時遼國最著名的歌姬在席間歌舞助興。這本也是平常之事，但當歌姬開口之時，衆人都驚呆了，原來，這歌姬所唱之曲皆為歐陽修所作之詞，可見歐陽修當時的名氣之大。連北宋的鄰國遼國都受到了影響。

在歐陽修流傳至今的諸多重要文物之中，有一塊石碑顯得十分特别，這就是《泷岡阡表》石碑。這塊石碑發現于歐陽修的家鄉，全碑通高212厘米，寬96厘米，厚23厘米。在石碑的正面，歐陽修采用陰刻的的方式，刻上了“泷岡阡表”四個大字。在背面，則留有歐陽修的《歐陽氏世次碑》，即歐陽氏族家譜。整塊石碑共計3000多字，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歐陽修字數最多的手迹。在這三千多字之中，除了底部50餘字因年久磨損難以辨認之外，其餘文字皆清晰可辨，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成為了我國的國寶。

《泷岡阡表》局部

歐陽修的才氣之高也體現在他與宋仁宗之趙祯的交際之中。

當時歐陽修被皇帝任命同修起居注，命他知制诰，即草拟皇帝的文書。這個職位可以說是皇帝的貼身人員了，按照慣例，在上任之前都要經過層層考試。但歐陽修卻受到宋仁宗的破格提拔，沒有經過考試便擔任了這個職位。宋仁宗還曾感歎：“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獎其敢言，面賜五品服，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從此處也可以看出當時歐陽修的盛名。

歐陽修畫像

子彧有話說：

歐陽修的一生可謂充滿傳奇色彩。他在文壇和官場都取得了令人豔羨的成就。做官位極人臣，習文流傳千古。歐陽修乃是宋代各家學派的集大成者之一，他一生都緻力于鑽研學問，并且勇于開拓進取，在許多方面都去的了很高的成就。而他那寬廣的胸懷和知人善任的慧眼也為他赢得了朝野上下一片贊譽之聲。也正是在他的引領之下，蘇轼等人也才有了出頭之日，北宋的文學風氣也得以為之煥然一新。

參考文獻：

《宋史·卷三百一十九·列傳第七十八》

《東都事略·卷七十二·列傳五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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