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之前的文章中我提到過,李銀河大概是中國最酷的人了吧今年66歲的李銀河一直是我心中最酷、最朋克、最先鋒的中國女性。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這位美國女性,跟李銀河一樣酷,甚至,比李銀河還要酷。
她是這幾年來全球最火的“網紅”之一,以她的形象生産出來的周邊産品:T恤、帽子、馬克杯在年輕人中十分受歡迎,他們把她穿在身上,捧在手裡,甚至,紋在身上。
前段時間,她不小心在工作場合摔了一跤,引發了全美甚至全世界的關注,一半的人在為她擔心,祈禱她沒有大礙,快快好起來;而另一半的人則在詛咒她,希望她趕緊消失在公衆視野。
她就是“聲名狼藉”的R·B·G,今年85歲的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魯斯·巴德·金斯伯格。
“聲名狼藉”的R·B·G
魯斯·巴德·金斯伯格是美國最高法院曆史上第二位女性法官,1993年8月10日由比爾·克林頓總統提名後,宣誓就職。
這位看上去一本正經、喜愛歌劇、擁有着美滿婚姻的小個子大法官似乎和當下年輕人所推崇的潮流完全相反。
但她卻被年輕人寵愛着,他們親昵地稱呼她為“聲名狼藉”的R·B·G,以贊揚她發表的異議言論與為平權所做的抗争。
她是女性堕胎權的堅定支持者,認為“是否生育孩子的決定是女性生命的中心議題,事關她的幸福和尊嚴。”
△“是否生育孩子的決定是女性生命的中心議題,事關她的幸福和尊嚴。”
她支持性别平權,終生都用來倡導女權進步成為一項憲法原則,在成為最高法院大法官之前,她曾作為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女權計劃的首席律師,将5個與性别平等有關的案子打到了最高法院,并赢下了其中4個;
她支持種族平權,2013年謝爾比縣訴霍爾德案最高法院多數法官認為種族歧視已經不複存在,因此《選舉權法》這種保護弱勢種族選舉權的條款沒有繼續存在的意義。
金斯伯格當庭宣讀了異議意見書,為《選舉權法》辯護道,如今以沒有選舉歧視,正是因為《選舉權法》在發揮着作用,如果此刻廢除它,就如同“因為沒有淋濕,而在暴風雨中扔掉傘”一樣可笑。
她支持lgbt權益,是最高法院第一位主持過同性婚禮的大法官;
△2013年8月,金斯伯格主持了一場同性婚禮。photo @ foxnews
她表示最高法院中女性法官的人數到“9人”才最合适,因為此前9位男性大法官人們都覺得可以接受,那為什麼不能都是女性呢?
△四位最高法院女大法官合影。從左到右分别為:桑德拉·戴·奧康納(已退休) 、索妮亞·索托馬約爾(Sonia Sotomayor)、金斯伯格和艾蕾娜·卡根(Elena Kagan)
她曾在2016年總統大選前夕公開表示“特朗普是個騙子”,由于美國大法官被期待在政治問題上保持中立,所以她不得不為這一言論公開道歉,但又因此收獲了更多粉絲,人們樂于看她與特朗普共同出現的場合,金斯伯格難以掩飾的不滿表情。
△聽特朗普講話無聊到睡着
她也會開玩笑說,因為她上法學院的年代男性太多,女性太少,所以她可以每天和不同的男生約會,一個學期不帶重樣的。
△年輕時的金斯伯格
甚至連這位老太太做俯卧撐、舉啞鈴的運動視頻在油管上都有極高的播放量。
2015年,《時代》雜志把金斯伯格作為封面人物列入“一百名最有影響人物”。
她是當之無愧的大衆偶像。
——也許說到這裡你已經有點被迷倒了,但别急,在崇拜她之前,我們先來了解她做過什麼。
1933年,魯斯·巴德·金斯伯格出生于美國紐約布魯克林區,她的家人和夥伴很親切地稱呼她為“kiki”。
金斯伯格似乎從小就有着與衆不同的特質。她不喜歡寒暄,看起來總在沉思。
在她的成長過程中,母親對她的影響是巨大的。
金斯伯格的母親長期與癌症鬥争,在金斯伯格高中畢業典禮的前一天不幸去世。
金斯伯格說母親陪伴自己短暫但深刻的17年教會了她兩件事:
做一個淑女,不要讓無謂的憤怒等負面情緒占據心靈;保持獨立,能遇到與你共度一生的白馬王子固然很好,但首先要擁有獨立生活的能力。金斯伯格将母親的話牢記在心,從康奈爾大學畢業後,她來到了哈佛法學院學習,成為了那一年500個學生中9名女生之一。
那個時代的哈佛并不是一個對女性友好的學校。學校實行着嚴格的性别區分制度,全校唯一的女性盥洗室設在兩棟教學樓中其中一座的地下室。
即便到了1969年,後來的國務卿希拉裡·克林頓在哈佛和耶魯之間猶豫不決時,她去參加一個晚宴,其中有一位知名的哈佛法學院教授毫不客氣地告訴她:“哈佛不需要那麼多女生”。(于是希拉裡轉頭選擇了耶魯)。
可以想見在此之前的1956年,金斯伯格入校時哈佛對待女生的态度。院長專門為女生舉行了晚宴,但并不是為了歡迎她們,而是要她們解釋“你們占據了這個原本屬于男人的位置都做了什麼”。
她去圖書館核查資料,被門口的工作人員攔下,并告訴她,“因為你是個女性,所以你不能進去”。
類似的屈辱時刻還有很多,包括盡管被極力推薦,但仍然因為女性身份被最高法院大法官拒絕提供一份實習職位。
幾年後,金斯伯格為了照顧生病的丈夫,轉學到了哥倫比亞大學,并在那裡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績畢業。
△金斯伯格與丈夫、女兒在家中
金斯伯格與“最高大廚”
早期的生活經曆讓金斯伯格看到了存在兩性之間的巨大不平等,她覺醒了,并開始思考,“人們怎麼可以忍受如此武斷的性别區别?我怎麼忍受得了一切?”
她決心改變,而她運用的工具就是早就爛熟于心的法律條文與過往判決案例。
金斯伯格反對将女性看作天生的母親、妻子與家庭主婦,她認為許多看似是在保護女性的法律條款(比如不許女性擔任陪審團成員,限制女性工作日隻能工作8小時等等),實則是在限制女性。
同時,“傳統的性别角色安排有時會讓男性付出沉重的代價”。
從1971年到1980年,金斯伯格擔任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女權計劃的首席律師,她一共在最高法院打了5個和性别平等有關的大案子,并且赢下了其中4個。
這還沒有算上著名的裡德訴裡德案,當時的愛達荷州法律明确規定,财産管理人“男性必須比女性優先考慮”,一對已婚但分居的夫妻裡德就已故兒子的财産歸屬上訴法庭。
這個案子由金斯伯格寫了原告裡德太太的辯護狀,其中提到“那些阻止女性充分參與政治、商業和經濟領域的法律常常被描繪成‘保護女性’……女性看似是被捧在高台上細心呵護,但細看之下卻是被關在了僞裝成高台的牢籠之中”。
最終最高法院判決财産管理人不得以性别歧視的方式登記在名下,推翻了愛達荷州法律中性别歧視的條例。
在金斯伯格出任律師赢下的那4個案件中,有一個案子非常有趣地反應了金斯伯格的性别平等觀念。
1972年,斯蒂芬·維森菲爾德的妻子死于難産,維森菲爾德在難過之餘,決心留在家中好好照顧他們的兒子傑森。
但他在申請政府的撫恤金時卻遭到了拒絕,理由是這一撫恤金隻能由女性領取,而非男性。
這反映了那個年代大多數人的觀念,男性應該是在外奔波掙錢養家的,女性才是那個守在家裡照顧孩子的。
金斯伯格認為這是一種性别歧視,她決心推翻社會性别角色的刻闆印象,并通過這個案子告訴所有人,性别歧視不僅危害着女性,也危害着男性。
最終,金斯伯格赢下了那個案子,為維森菲爾德争取到了在家做個好爸爸的權利,更為打破兩性刻闆印象踏出了重要的一步。
實際上在金斯伯格的家庭中,也實踐着和當時主流家庭完全不同的分工。金斯伯格的丈夫、著名的國際稅務律師馬丁是家中的大廚,而金斯伯格則是那個決定吃什麼的人。
馬丁與金斯伯格相識于康奈爾大學,并在大學畢業後結了婚。那個年代上了大學的女性都不得不掩飾自己的聰慧,而金斯伯格可以放松、自如地在馬丁面前做自己,因為馬丁足夠自信,從不會感受到威脅。
△馬丁比金斯伯格大一歲,他們相識于康奈爾,後來一起去了哈佛
馬丁開朗外向,喜歡講笑話,金斯伯格嚴肅拘謹,安靜沉默,兩個人的性格正好互補。
在他們結婚後不久,24歲的馬丁患上了睾丸癌,那段時間金斯伯格陪在馬丁身邊照顧他,同時還要完成法學院的學習和照顧年幼的女兒,一天隻能睡幾個小時。
△馬丁非常欣賞金斯伯格的能力,在她剛進入哈佛沒多久,馬丁就逢人就誇下海口,說金斯伯格馬上就要去《法律評論》做編輯了,沒過多久,金斯伯格果然成為了《哈佛法律評論》的編輯,後來她轉學去哥倫比亞大學後,又成為了《哥倫比亞法律評論》的編輯,成為第一位在兩位重要法律評論做編輯的女性。
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金斯伯格不僅自己以優異的成績完成了學業,還輔導馬丁順利從法學院畢業。
盡管在法律上的表現非常出色,但金斯伯格卻是個非常糟糕的廚子,他們的兒子和女兒抱怨道:媽媽做飯的那幾年,他們都不知道世界上還有新鮮蔬菜這回事。
事實證明金斯伯格隻會做7道菜,還做得非常糟糕。
馬丁康複後,不但成為了會賺錢的稅務律師,還當起了家中的大廚,他書架上烹饪的書籍比法律書籍還要多。
他一直非常支持金斯伯格的工作,每當金斯伯格加班時,他就在旁邊陪着她看書,等她下班回家吃飯。
從法學院到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再到最高法院,馬丁一直鼓勵金斯伯格不斷挑戰女性能夠觸及的高點。他曾對一位朋友說,“我認為我做的所有事中最重要的一件就是幫助魯斯成就了她現在的事業。”
△可以看得出馬丁由衷地為金斯伯格感到驕傲
1993年,金斯伯格本來因為年紀緣故獲得大法官提名機會渺茫,是馬丁四處聯絡關系、遊說總統身邊的人,最後促成了這一提名。
2010年,馬丁因癌細胞轉移去世。他們相伴56年,互相尊重,互相欣賞,互相扶持,感情笃深。
馬丁去世後,最高法院出版了一本《最高大廚》來紀念他。
I dissent 我反對
金斯伯格這一生大部分時間都在為平權而努力,而她走進大衆視野,從大法官變成大衆偶像則是從近年來她時常發表的那句“I dissent”有關。
近年來,最高法院不斷趨于保守,為了防止過去幾十年的平權運動付之東流,金斯伯格表現得更為激進,以對最高法院的保守派施加壓力。
從2011年開始,金斯伯格會在法庭上公開宣讀自己對法院最終判決的異見。最高法院大法官擁有異見不足為奇,但金斯伯格是第一個屢屢公開宣讀自己異見的大法官,每次她用她那平緩、冷靜的聲音宣讀異議,總能吸引公衆的關注。
針對最高法院的判決,金斯伯格不僅宣讀自己的異議,還勇敢地和自己的同事針鋒相對,她會在異議開場時說:“阿利托法官宣稱……”
在前兩年的伯維爾訴霍比羅比公司案中,霍比羅比公司以雇主宗教信仰為由拒絕為女性雇員提供節育措施的醫保。
這實際上是保守派剝奪女性堕胎權的一次嘗試,不幸的是,這一次他們成功了。
5位男性大法官投票支持霍比羅比公司,判定霍比羅比公司勝訴。
金斯伯格寫了35頁的反對意見,并在當場宣讀了其中一部分。
金斯伯格向在場的人發問道,如果以後雇主的宗教信仰和疫苗接種保險或支付最低工資相沖突,又該怎麼辦?為何一個宗教團體要以信仰為名,擺脫女性同工同酬的訴求呢?
盡管輸了案子,但金斯伯格發表的異議卻觸發了人們更多的思考:最高法院判定的“臨時措施”需要在什麼時候讓步?還是說,因為這個案子涉及的對象是女性的生育權,所以他們才可以無所顧忌的作出對女性不利的判決?
今年已經85歲的金斯伯格仍然沒有退休的打算,她依舊頭腦清楚,時常工作到淩晨兩三點,堅持每周健身兩次,還能一口氣做20個俯卧撐。
盡管有不少自由派人士提出,她應該在奧巴馬在任退休,以便讓他提名更年輕的法官,但金斯伯格根本不理會這樣的聲音,她說她打算效仿史蒂文斯法官任職近35年,90歲退休。
也許大多數人到了這個年紀都會趨于保守,但當人們看看金斯伯格大法官,總會被她前衛、進步的觀點吓一跳,她是年輕人心目中的女英雄,反對一切歧視,包括性别歧視、種族歧視,以及,年齡歧視。
盡管她可能根本不在意能否成為大衆偶像,但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也包括我)決定單方面宣布,魯斯·巴德·金斯伯格是我的愛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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