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纏頭”，指的是妓女的收入。古代的筆記、小說中，為名妓一擲千金的故事有很多。“千金”是泛泛之詞，把她們的收入換算成真金白銀，那時的社會景象就更為真切。

　　京劇《玉堂春》起解一折，蘇三有一段西皮慢闆：

　　玉堂春，含悲淚，忙往前進。想起了，當年事，好不傷情。每日裡，在院中，纏頭似錦。到如今，隻落得，罪衣罪裙。

　　蘇三說的“纏頭”，專指嫖客付給妓女的報酬，這個詞兒，源于唐朝。

　　唐朝錢法多變，從建國到滅亡，包括唐太宗和唐玄宗時期，貨币政策始終都沒走上正軌，官方發行的錢币要麼難以普遍推行，要麼被民間大量盜鑄，而且有前朝的五铢錢和各種劣币摻雜流通，給交易帶來了諸多麻煩，故此物物交換常常代替錢物交換。唐玄宗在開元二十二年，唐德宗在建中三年，唐文宗在大和三年，都曾經發布诏令，認同并提倡民間交易中完全用布匹代替貨币，或者部分用布匹代替貨币。唐朝法典《唐律疏議》裡，法官給盜賊量刑，也是用布匹來估算财物價值。嫖客到青樓狎妓自不例外：觀舞聽歌也好，邀妓侑酒也好，在此住宿也好，都流行用布匹付賬--拿出絲綢若幹尺，纏到妓女頭上當小費，是為“纏頭”由來。

　　蘇三說，她當年在妓院是紅人，好多豪闊客人光顧，每日裡“纏頭似錦”，意思是收入很高。有多高呢？後來蘇三在大堂受審，還有幾句唱：

　　初見面銀子三百兩，吃一杯香茶就動身。公子二次把院進，随帶來三萬六千銀。在院中未到一年整，三萬六千銀一概化了灰塵。

　　說的是嫖客王景隆（一作王金龍）為了結識蘇三，給了見面錢300兩，然後把蘇三包下，不到一年時間，在妓院扔了36000兩，平均每天付費在100兩以上。

　　《玉堂春》的故事背景是明朝，明朝前期禁止支付白銀，隻許流通紙币，但是僅僅幾十年時間，就因為政府濫發紙币而造成極其嚴重的通貨膨脹，鈔票的信用在百姓心中一落千丈，朝廷雖有嚴令，民間拒絕使用，此後直到明朝末年，凡有大宗交易，莫不以白銀為主。

　　在整個明朝，除了大兵圍城之類的特殊情況，白銀的購買力相對紙鈔來說都是比較穩定的：糧價最賤時，紋銀1兩能買大米5石（正統十二年江西米價，載于《明英宗實錄》卷152）；災荒之年，紋銀3兩能買大米1石（嘉靖三十七年山西米價，載于《明世宗實錄》卷463）。綜觀明朝中後期，常年米價總是在每石1兩以下，換句話說，1兩銀子買1石米是不成問題的。明朝1石約98升，裝米約80公斤，以現在内地普通大米價格每公斤5元計算，買這樣1石米需要人民币400元。所以僅就糧食購買力而言，當時1兩銀子可與現在400元人民币持平。王景隆每天為蘇三付費100多兩，相當于人民币4萬多元，今天看來，這是個驚人數字。

　　京劇是門藝術，藝術總有誇張，不過蘇三既為名妓，嫖資自然要高一些，那王景隆又是獨占花魁，不許其他嫖客染指，所付費用即使不像唱詞裡說的那麼高，也當是一筆巨款。明朝小說家馮夢龍改編的話本《賣油郎獨占花魁》當中，杭州名妓王美娘的初夜費高達300兩，用我們前面的算法，相當于人民币12萬元。此後接客，每晚需白銀10兩，相當于人民币4000元，如此高的價碼，“兀自你争我奪”，“賓客如市，捱三頂五，不得空閑”。而當時杭州城賣油小販秦重省吃儉用一年有餘，也不過攢下16兩銀子，可見名妓收入之高，常人不能望其項背。

　　《賣油郎獨占花魁》是文學，文學免不了也會有誇張，倒是唐朝駐京官員兼資深嫖客孫棨根據切身經曆寫成的《北裡志》更有說服力：唐昭宗中和年間，長安城平康裡名妓天水仙哥出去陪酒，“褰簾一睹，亟使舁回，而所費已百餘金矣”，掀開簾子讓客人看一看，随即坐轎返回妓院，客人就得付費“百餘金”。唐人筆記中，“百餘金”就是100多兩銀子的意思，天水仙哥讓客人見一面就能掙100多兩，那麼王景隆每天為蘇三付費100多兩也在情理之中。

　　晚唐時期銀貴錢賤，1兩紋銀能兌換開元通寶1700文，100多兩銀子就是17萬文。比這位名妓天水仙哥稍早一些的大文豪白居易有詩：“月慚谏紙二百張，歲愧俸錢三十萬。”意思是每年薪水能拿到30萬文。當時白居易37歲，以翰林學士的身份任左拾遺，在京官當中屬于中等級别，他一年的工資不過是天水仙哥出台兩次的收入罷了。白居易晚年以刑部尚書的身份退休，按照規定，每月能領50貫的退休金，假如能按足貫發放、不予克扣的話，一個月也不過5萬文，不到天水仙哥一次出台收入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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