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7日上午8時40分，嘉興市桐鄉法院民事庭開庭審理了國内首例舉證“第三者”的離婚案。丈夫在外包了“二奶”并在庭上提出離婚，而妻子當庭出示了丈夫與“二奶”非法同居的證據，對丈夫提出了索賠反訴。而法庭對妻子出示的證據的合法性尚沒有予以認定。丈夫提出申請，法庭沒有公開審理此案。

　　丈夫成了“陳世美”有了“二奶”想休妻

　　今年39歲的桐鄉市靈安鎮建福村村民錢玲秋，1986年與同鄉的退伍軍人許某結婚，1987年生下兒子許某某。婚後的十餘年裡，一家人和和睦睦，感情很好，還被村鎮評為“五好家庭”。然而，這樣幸福的日子随着前年許某的工作調動而終結了。

　　據錢玲秋介紹，從1999年開始，許某根據領導安排去該市南日鎮負責廣播站工作。自從許某擔任南日廣播站站長以後，就飄飄然起來，生活作風開始腐化，經常外出吃喝玩樂，不回家過夜。“但我也沒有覺得意外，因為他是站長嘛。可就在去年3月份，許某突然提出要我和他離婚，他說在振興西路佳磁飯店有一服務員已跟他同居一年，是桐鄉河山鎮八泉村人，叫廖某。他說和那女人已到了如膠似漆的地步，已無法分開。他請求我幫他的忙，讓我和他離婚，并且跪在地上來求我。當時我沒有答應，我要許某冷靜考慮不要沖動；并規勸他，我們已是15年的夫妻，又有一個14歲的兒子，如果真的離婚，不就是害了兒子嗎？我沒有答應和他離婚。此後，許就串通廖某多次打電話恐吓我，說如果不離婚，就要殺死我和我兒子，還要我拿出20萬元錢來處理此事。有一次那個女人還在電話裡罵我，說我連自己的男人都管不了，不要活在世上了，你老公的短褲都在我這裡，我有證據等等。但我還是忍着求她，請她網開一面，不要拆散我們的家庭，放了我的丈夫。可她不答應，非要我拿出20萬元錢。”

　　去年10月，許某向桐鄉市法院起訴，要求與錢玲秋離婚。起訴狀稱，自2000年4月份以來，被告多次糾集娘家人在公共場合謾罵原告及誣告原告在外嫖娼、找妓女等，使原告的名譽受到了極壞的影響，在精神上和心靈上都受到了極大傷害，“為維護自己的利益及兒子的利益，現根據有關法律的規定，特向貴院提起訴訟”。

　　為了給兒子一個完整的家庭，也為了保住自己與許某搖搖欲墜的感情，錢玲秋向桐鄉市紀委及桐鄉市廣電局紀委、南日鎮政府檢舉了許某的作風問題。在行政部門的壓力下，許某不得不于去年11月2日撤訴，并向兒子寫下保證書：“保證勿離開兒子與妻子，以後如再發生類似事情，我甯可吃毒藥死。”

　　但事情并沒有就此結束。從此，許某幾乎不回家了。同時，錢玲秋與許的父母也發生了多次争執。去年11月29日，許的父母将錢玲秋打傷，錢在靈安衛生院挂了3天吊瓶。

　　今年1月27日，因為長期受精神折磨，頭暈眼花、精神恍惚的錢玲秋在村裡公路旁的溝渠裡摔傷了，當晚被送往桐鄉市第一人民醫院，并診斷為嚴重的皮膚軟組織撕裂傷，需住院植皮，要高額的醫療費。由于無力承擔，錢玲秋通知了許某，但許某沒有理睬。今年學校開學，作為父親的許某也沒有給兒子繳納學費。隻是一個家庭婦女的錢玲秋隻得到處向人借錢，為兒子繳納學費。

　　在這種情況下，錢玲秋又找到了南日鎮政府，向領導反映許某長期不回家，在外包“二奶”等情況。南日鎮的有關領導同志告訴她：“你說人家在外面有了女人，是要有證據的。”

　　今年6月，許某再次以“夫妻感情破裂”為由，向桐鄉市法院起訴，要求法院準許其與錢玲秋離婚。

　　“捉奸舉證”合不合法？被告反訴索賠15萬元

　　今年4月，新《婚姻法》的頒布給了錢玲秋很大的鼓舞。她想到南日鎮領導跟她說的話，決心找出許某與他人同居的證據。從去年開始，她與兄弟姐妹一起跟蹤許某，終于在今年6月3日晚11時許，在佳磁賓館(廖某承包了該賓館的餐廳)将許某與廖某捉奸在床，并拍下了不堪入目的照片。

　　在法庭上，錢玲秋向法庭出示了這些照片。許某對這些照片的來源給予了否認。他說，這些照片是錢玲秋等人強行将其脫去衣服拍下的，不能作為證據。他說，如果這樣的照片可以作證據的話，我也可以給她拍下同樣的照片。

　　錢玲秋認為，許某作為一個黨員、幹部，已經完全喪失了一個共産黨員的基本原則，違反了社會公德，嚴重損害了黨的形象；同時，許某作為一個丈夫、父親，已經沒有了家庭的責任。所以，她表示同意離婚。同時，根據新《婚姻法》第46條第2項規定(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導緻離婚的，無過錯方有權請求損害賠償)，錢玲秋當庭向法庭遞交了反訴狀，向許某索賠醫療費、精神損失費共計152251.4元。

　　經過近4個小時的調查取證，法庭宣布休庭，擇日再審。

　　當地司法界有關人士告訴記者，錢玲秋出示的照片是否能作為有效證據被法庭采納，目前還不能确定。但是新《婚姻法》頒布以來，我們就擔心，如果私人取證可以作為證據的話，那麼以後必然會導緻“捉奸成風”的情況，很多人會用不合法的手段來取證。這樣，一方面是在維護自己的權益，但另一方面同時也侵害了他人的權益。

　　記者還看到了一份桐鄉市靈安鎮建福村的50多位村民們為錢玲秋出示的聲明：請求法院懲罰許某這種違反法律和道德的行為，以伸張正義。他們還紛紛在自己的簽名上按下自己的手印。而許某則僅僅表示：“這麼一個離婚案，搞成這樣麻煩，實在是沒有必要的。”他拒絕了新聞記者的進一步采訪。

　　法律不提倡“捉奸舉證” 但不“捉奸”又如何舉證？

　　據了解，浙江省婦聯每年都有大量的婦女投訴，反映在婚姻家庭關系中的不幸，但許多都因為缺乏證據而得不到法律的支持。無形之中，促使了“捉奸”風氣的形成。

　　杭州六和律師事務所陳志遠律師認為，新《婚姻法》對相關證據的采集和使用無配套規定，立法上還存在空白點，取證難的老問題依然存在；新法對離婚補償和離婚損害賠償的數額亦無明确規定，執行起來有一定難度。他說，“捉奸”本身就是一種情緒化的、對抗性的行為，婚姻家庭關系中的受害者若要用法律來維護自身的權益，最難的就是缺乏證據。法律不提倡“捉奸”，但不“捉奸”又很難得到證據。陳律師希望最高法院在制定司法解釋時，能夠對新《婚姻法》存在的一些問題予以完善。

　　一位呂姓律師則認為，新《婚姻法》第46條規定，因重婚或有配偶又與他人同居導緻離婚的，無過錯方有權請求賠償。這既是一種懲罰，也是一種保護。但就此規定而言，若進入司法程序，一方必須有足夠的證據指證另一方有過錯行為，而有過錯方的行為往往是比較隐秘的。無過錯方為掌握證據，一般隻能采取跟蹤、“捉奸”的方法，現在也有些人聘用所謂的“私家偵探”，以至這個未得到法律認同的行業悄然升溫。

　　然而也有律師同時指出，雖然新《婚姻法》規定了過錯賠償，但要證明對方有過錯，必須拿出證據。不少人為拿到配偶“通奸”的證據，跟蹤、偷拍，無所不用其極，但這樣的證據是否有效？而且某種程度上，這還是對他人隐私權的侵犯。對于法院來說，如果因為保護一方的利益而損害了另一方，有違司法公正。

　　某法官認為，由于這些案件多涉及婚姻中的隐私，尤其是舉證時把性問題擺上了桌面，随着這種情況的增多，有可能在法庭上上演隐私大戰。那麼離婚将注定不會是“好離好散”，雙方當事人及其律師可能會在法庭上大揭隐私，人們一向諱莫如深的“性”将成為離婚案件的一大重頭戲。

　　由于此案是新《婚姻法》頒布後國内首例舉證“第三者”的離婚案，私人舉證的合法與否在法律上還沒有先例，所以桐鄉市法院對本案的審判将會較為謹慎。正如法律界人士所說，如果采納私人取證，有可能導緻“捉奸成風”；如果不能采納，也會提出一個很深刻的問題：根據有關法律規定“誰主張誰舉證”，那麼不“捉奸”靠什麼手段才能取得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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