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中國綿綿幾千年的文學史，在浩如煙海的作品中，你不難發現女性作家千古不變的憂傷之情。許穆夫人故國不得見的《載馳》，僅僅是拉開了女性悲劇性格的序幕，而那些曆代的才女們又有哪一個能逃出悲苦格調的抒發呢?天真俏皮的李清照，在少女時代是那樣的無憂無慮，充滿靈性，一旦嫁為人婦，即使琴瑟和諧，也整天愁啊怨呀，真個是寫盡了中國的婦人們的柔腸悲情。為什麼同樣一個女詞人，由少女到少婦，在心境上竟然有天壤之别?是什麼力量使得女性從女兒性的天真爛漫一變而為愁腸百結、悲苦不已呢?是妻性，是為妻之後的封閉心理和依附的個性使然。千年之後，在當代女作家鐵凝筆下出現了一個具有性象征意味的物體：麥稭垛。那如蘑菇般的、高高挺立的陽性象征，難道不是女作家心中對于男權至上思想的無意識反映嗎?小說中那個沒有文化的婦人離婚不離家，在被抛棄時竟鄭重地提出要為對方生一個孩子的要求，一生無怨無悔，并在丈夫落難時無私無欲地照顧他和他的妻子，妻性、母性都表現得相當強烈。而另一位有文化的女知青也在不知不覺中走上了老一代的道路。她們忍辱負重地活在世上，隻是要求一個能使自己為之付出愛和生命的物體或場所。這種純然的犧牲精神甚至不要求男性世界的回報，而是心甘情願，甚至帶有自虐的快感。這固然和女性封閉的心理機制有關，然而男權社會數千年的妻德教育，在女性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使妻性不單成為男性社會的要求，而且也成為婦女們們自覺的追求。“馬蹄踏倒鮮花，/鮮花，/依然抱着馬蹄狂吻;/就像我被抛棄，/卻始終愛着抛棄我的人。”(梁南《我不怨恨》)連男性知識分子的人格中都帶有如此濃重的女性臣服的意味，更何況處在社會底層的婦人們。

　　由此可見，妻性是女性文化中最根深蒂固、最傳統的部分，它意味着依賴、忍從、奉獻、犧牲、堅貞等一切對男權社會的義務，從而決定了女性奴化人格的确立，也正是中國婦女千百年來無法走出自身悲劇的最根本的原因。

　　“秦香蓮情結”：一種共生性的感情方式

　　在包公戲裡，最有名的一出莫過于《秦香蓮》，它在民間影響至深，幾乎是其他古典戲劇所無法比拟的。至今，仍然人們仍然習慣于把喜新厭舊的人稱為“陳世美”，而把含辛茹苦最終竟被遺棄的女性稱為“秦香蓮”。一直以來，“秦香蓮”幾乎成了一種美稱，甚而至于在80年代的北京曾經出現過一群被迫離婚的婦女組成的“秦香蓮上告團”。凡是為家庭、丈夫做出過犧牲而後又被遺棄的婦女，到了婦聯，隻要自稱為“秦香蓮”，就會得到大量的同情，“秦香蓮”其實已經成為一種情結，在婦女的心中紮了要，在社會輿論的導向上起着決定性的作用。

　　“秦香蓮情結”其實包含着兩種指向：助夫和殺夫。如果說助夫是說明了女子的奉獻、犧牲精神，是一種妻德的完美體現的話，那麼殺夫就是一種索取，是女性付出代價(相夫教子)後守夫不住的複仇行為。正如錢蔭愉所說：“在女性眼中，那個男人要麼充當保護者或壓迫者，要麼是對手或敵人。”其實這不單單是情感上的極度表現，從深層意義來講，正是女性要法語社會承認其存在價值的心理體現。說到底，“秦香蓮情結”首先是奉獻，做為妻子，你必須具備中國女性的所有美德：上奉公婆，下養兒女，助夫成龍，任勞任怨。隻有先做到這些，你才有資格向男權社會索取，才能赢得人們的同情，倘或是“上頭一盆火，下頭一把刀”的不講妻德的王熙鳳是決沒有索取的資格的，她的被棄隻能落個‘機關算盡太聰明，反算了卿卿性命，誰叫你不精明能幹不守婦德呢?說來說去，“秦香蓮情結“正是妻性文化的一個典型的道德模式和悲劇模式。這種以女性的隐忍、自我犧牲為基礎，要守住丈夫、守住家的妻性由此得到千百年來正統文化的贊同，成為婦女們效法的榜樣。而守之不住，兩敗俱傷的結局，更成為曆代欲為妻而不得的婦女們的一種複仇模式，這被稱為志氣，你随時可以看到當代秦香蓮們那甯死不離婚，拖也要把對方拖住的壯舉，而起決定作用的妻性文化早已在女性心中埋下了悲劇的種子，無論成功與否，悲劇已經上演。

　　可見，“秦香蓮情結”正是妻性文化的典範，這種妻性文化也造成了女性對男性完全依附的畸形心理。這咱從一而終，好便是好，不好就“與汝偕亡”的共生性的感情方式，正是女性奴化人格的徹底體現。

　　魯迅先生在《墳·挪拉出走以後》中曾說過，女性隻有女兒性和母性，就是沒有妻性，妻性是後天的。可見男權這會對于女性——自己的附屬在心理上的奴役是何等的成功。男性依然故我，女性已表現出對家庭、對男性的掙脫和反抗，對于妻性文化的厭惡和逃避，甚或對于妻子、母親角色的不屑，都展示出兩性間文化的差異。女性已經開始覺醒，并逐漸走出“妻性文化”的陰影，走向獨立和成熟，而男性的自我滿足，男權中心也必然引起優秀女性的不滿。走出依賴的共生性的妻性文化，建立獨立不倚的健康的女性人性，使女性真正成為自由的主體，這才是女權主義者為之奮鬥的目标，也是女性真正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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