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這樣的男人，似乎已經有權利抱怨生活是如此boring了——人生過了大半；身體随時會在某天發出可怕的警訊；體重呈單向度不停攀升；對床第之歡的興緻與日俱減；《紐約客》和《紐約書評》食之無味；《閣樓》雜志在廁所裡點綴如廁時光。(可是，安吉麗娜朱麗的裸照并不能讓我激動。)

　　自從跨過了42歲，我開始覺得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一去不複返了，所剩不過是按部就班無驚無險的生活。我時常絕望地感到我的整個後半生都将被囚禁在這膠着粘稠的狀态裡動彈不得。

　　1999年，由于我的北京背景，我被公司派到北京做中國區的執行官。這個任命着實讓我有些興奮，至少我可以藉此暫時逃離紐約那令人窒息的生計，去領略另外一種莫須有的可能性。

　　就是在北京，我遇到了我所愛的第二個女人Barbra。在此之前，我隻經曆過太太這一個女人。太太是我的大學同學，14年前，我從北京拼命擠進紐約的門檻，在哥大讀書，她和女兒被留在國内，直到我畢業後在曼哈頓謀上一份小差，一家才得以團聚。她來美國的時候，聽說紐約天氣幹燥，化妝品又太貴，竟在箱子裡揣了幾十袋“郁美淨兒童霜”！她用了十幾年的時間，說服自己不再懷念“郁美淨”，很安心地和我在這異國他鄉一起慢慢變老。算起來我們已經相濡以沫了20年，她變成空氣，自然地彌漫在我的周圍，有時我甚至感覺不到她的存在。

　　我是在某個飯局上認識Barbra的，我至今已經記不起那是一次什麼樣的飯局，和一些什麼樣的人在一起。我隻記得Barbra當時的樣子，她坐在我旁邊，清秀，幹淨，水洗過一樣。桌上的人在講着不知所謂的笑話轶事，我的一個老同學拉着一個年輕姑娘也就是她第二任妻子的手，對我說：“Mark，還是回來好吧，紐約那個鬼地方有什麼好？高度合理化的生活是對人性的扭曲。”我笑笑，無言以對。比起14年前，人們象是在一夜間打開了，變本加厲地去尋回不曾經曆的好時光。這使我這個從紐約回來的人倒活象個鄉巴佬。

　　吃飯的間歇Barbra向我索要名片，說過兩天會有事情找我幫忙。我從名片夾裡掏出名片遞給她，她端詳了一下，說她有個小學同學跟我同名。我打趣說那肯定不是我，“你上小學的時候我已經投入資本主義的懷抱了。”幾天後我接到了Barbra的電話，在電話裡說要跟我換4000美元。晚上我去給Barbra送美元。我按那天的彙率兌給她，她卻跟我讨價還價，她說：“大叔，8好不好？”她跟你讨價還價的樣子象個調皮的小孩子，讓你沒法拒絕。我隻好掏出錢包，又乖乖抽出幾張鈔票遞過去，她報以狡黠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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