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社會學家穆勒在分析了婚姻基礎的基本内涵後認為：人類曆史上的婚姻有三大動機：即經濟、子女與愛情。在上古時期，經濟第一，子女第二，愛情第三；中古時期，子女第一，經濟第二，愛情第三；到了現代，變為愛情第一，子女第二，經濟第三。這種劃分大體上反映了人類婚姻中擇偶标準的變化。

　　一個人年輕的時候，很稀罕一種東西，叫愛情。

　　經年之後發現，我們愛的是一些人；與之結婚的，可能是另一些人。

　　沒有愛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恩格斯這麼說的時候，我們已經不道德了數千年，還經曆了一個最不道德的年代。

　　永遠不變的是變化。

　　時代在變，社會在變，價值觀在變，我們的擇偶觀也在變。但擇偶觀的核心幾千年來一直保持着頑強的慣性，這個核心就是“郎才女貌”——不同的隻是，在不同社會，不同時期，“才”與“貌”的衡量标準與表現形式。

　　于是，漂亮的女子不論出身高低，總是前途不可限量；而優秀的男人，不管年老還是年少，總是滑不溜手。

　　在這個意義上，今日與幾千年前，并無不同。

　　紅色年代，愛情缺席

　　我們甚至有過那樣一個時期，性是被嚴格壓抑的，而愛情是羞于啟齒的。

　　法國社會學家穆勒在分析了婚姻基礎的基本内涵後認為：人類曆史上的婚姻有三大動機：即經濟、子女與愛情。在上古時期，經濟第一，子女第二，愛情第三；中古時期，子女第一，經濟第二，愛情第三；到了現代，變為愛情第一，子女第二，經濟第三。這種劃分大體上反映了人類婚姻中擇偶标準的變化。

　　我們的情況或許還有些特殊，因為政治曾經在這個國家近乎瘋狂地起作用，上世紀90年代以前，幾乎所有的問題都不免是政治問題，包括擇偶與婚嫁。

　　我們甚至有過那樣一個時期，性是被嚴格壓抑的，而愛情是羞于啟齒的。

　　“英模崇拜”成為擇偶主流

　　社會學家李銀河在接受《小康》采訪時總結：在上個世紀50年代以前，中國幾乎沒有擇偶的自由。

　　我們的故事從上個世紀50年代開始。事實上，那時候也并沒有什麼驚心動魄的關于愛情的故事發生。

　　但關于愛情自由的夢想已經萌芽。正是在那個時候，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風靡一時。其中敢愛敢恨的小芹成為青年男女的楷模，而行一貫家長作風的何仙姑在衆人的哄笑中灰溜溜地下台，标志着中國進入擇偶自由的階段。

　　“昨夜晚小芹我做了一個夢，夢見了二黑哥你當了模範。人人都誇你是神槍手，人人都誇你打鬼子最勇敢。”小芹在影片裡的唱詞同樣形成那個年代的擇偶理想。

　　那是一個價值單一的時代，不似現在黑白模糊，以單一價值選出的“模範”、“英雄”成為1950～1960S擇偶的關鍵詞。

　　“誰是我們最可愛的人呢？我們的戰士，我感到他們是最可愛的人。”魏巍的一則通訊《誰是最可愛的人》給了軍人前所未有的社會地位。嫁給軍人，尤其是獲得榮譽的軍人是當年女性的理想。即便從戰場走回來的軍人身體已不再健全，但這些都不重要，軍人的光輝與榮譽足以讓窈窕淑女趨之若骛。

　　生産工作中的“模範”成為在軍人争奪戰中不幸敗下陣來的女性們的次優選擇。當年，農村與工廠或者國家機關都會興起“勞模”或“工作積極分子”的評比。那些站在台上胸帶大紅花的男女自然成為擇偶的熱點。

　　那時候，人們找對象首先考慮的是，對方政治上是否要求上進，在工作上是不是模範；那年頭，處對象的時候，“如何提高工作效率”、“如何争取工作上的進步”成為交流的主題和中心，并借此發展成為光榮的“革命家庭”。

　　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徐安琪在一份調查報告中稱，1948年到1966年，擇偶條件中最關鍵的是本人成份、政治面貌以及家庭出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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