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都，是一座恢宏的都城。作為明初規劃和營建的第一座都城，明《中都志》稱它“規制之盛，實冠天下”，其建設體現了《考工記》中古代都城建設的設想，以對稱為基本特點，一條中軸線縱貫南北，宮殿分列，繁華侈麗，其午門須彌座和奉天殿石礎的雕飾，在規制與奢華程度方面都超過北京故宮。

這是一座悲情的都城。出于種種原因，明中都沒有徹底建成，也沒有正式啟用，在失去了原有的政治光環淪為“陪都”後，又先後經曆李自成的縱火、清前期的降格、“破四舊”的洗禮，再加上風雨的侵蝕、歲月的變遷，明中都大部如今僅剩下斷壁殘垣。

這還是一座神秘的古都城。世人皆知鳳陽縣城以東的小崗村，卻對縣城西北的明中都遺址鮮有了解，即便鳳陽是因中都營建時“席鳳凰山之陽為殿”而得名。在鳳陽縣，老人們一般将明中都遺址稱為“老縣城”。

從2015年起，經國家文物局的批準，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正式啟動明中都遺址的發掘工作。今年，在安徽省考古所的邀請下，故宮博物院的考古力量也加入進來，聯合對外金水橋等遺址進行系統發掘。目前，新成果正逐步公開，新疑問也浮出水面。

“五龍橋”？“九龍橋”？其實是“七龍橋”

明中都遺址目前已發現多塊巨型蟠龍石礎

就在截稿前，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明中都遺址考古發掘負責人王志還興緻沖沖地向記者透露了新的發現。“這幾天外金水橋的發掘過程中，我們又确定了各段河道的底面都用磚做了海墁。”他說。

“這有什麼功能和意義呢？”記者問。

“此舉可保持河底平整，有效防止河水沖刷河底，且提升景觀效果。這一發現，再加上前段時間在外金水河發掘出的磚砌駁岸，以及錯落有緻的河床高度等，都是營建等級規制極高的體現。”王志顧不上吃晚飯，耐心地向記者解釋。

這番對話，也把記者的思緒帶回了數天前的明中都考古現場。

行走在初冬的午門廣場前，面對眼前厚重的明城牆，草木蕭瑟之時更有威嚴之感。如今，明中都遺址除卻午門和南牆西側及西牆共1100米左右的城牆，其餘地上建築都不複存在：宮殿變荒丘、城門變土堆，城牆也變成了公路。

今年9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故宮博物院考古所對明中都外金水橋遺址展開了揭露發掘。記者從午門出發，向南行進不過百米，便來到發掘現場。從位置上看，明中都外金水橋位于午門以南，承天門以北，這與後期的南京、北京外金水橋位于承天門（天安門）以南不同。

而這，也與曆史學者、明中都皇城的“再現者”王劍英的觀點不謀而合——“進承天門往北，經禦橋（外金水橋、外五龍橋）至午門前廣場”。

但是，也有和王劍英觀點不一緻的地方。意料之外的不同，着實讓王志“喜出望外”。之前，“五龍橋”一直是主流觀點，王劍英也依據明《鳳陽新書》所載“禦橋五座，在午門南”贊同這一觀點；近年來，還流傳“九龍橋”的說法。而随着外金水橋遺址發掘進入尾聲，橋梁數量的謎底也已揭曉。

原來，那兩種說法都不對。記者在現場看到，河床之上，有7座橋的單拱橋券出現，是為“七龍橋”；每個橋拱由白玉石通過榫卯結構連接形成券臉，内以磚券。從橋券的分布還可以推斷出，外金水橋呈“2—3—2”東西對稱的布局——這都與北京外金水橋不同：北京天安門五個門洞對應五座三拱橋，另外在太廟和社稷壇各對應一座單拱橋。而明中都午門設計為“明三暗五”，東西兩側各有一個掖門，中間三座外金水橋為一組和午門中間三門洞對應，邊上各以兩座為一組，對應午門的兩“觀”。

“這七座橋整體構成中軸線上的外金水橋，最中間一座為禦路橋。各橋在建造上暗含了等級秩序。”王志說，“‘七龍橋’的發現将更新我們對明中都中軸線建築布局的認識。它勘正了《鳳陽新書》造成的誤解，印證了《明太祖實錄》中的記載。”

道路系統是否建成仍無定論

午門之南，在外金水橋和長安街之間有兩處土堆，那是承天門發掘回填後的遺迹。考古發現，承天門城台呈長方形，城台中間原有三個門洞，與午門中間門洞基本對應，共同位于明中都的中軸線上。而在兩側禁垣牆接近城台處，還各開有一門。城台的墩台為外包磚内夯土結構，包磚厚度4.8—5米。夯土芯為夾磚瓦夯土，也就是一層磚瓦一層土。

為什麼要進行如此細緻、涉及多學科的分析呢？

王志笑着說：“考古不是為了挖寶貝炫耀，而是要獲取曆史信息。以承天門遺址發掘為例，通過發掘可以了解到承天門的布局、規制、建造工藝、興廢過程等信息，以揭示其科學、曆史價值。”

“從發掘的承天門與午門，東、西華門對比看，幾座城門在城台的長寬尺度、門洞數量及尺寸、建築用材和砌法上都存在着顯著差異，這些差異體現了規制、等級的區别。”王志對記者說。

目前，從2015年開始的承天門遺址發掘已基本完成。三年的時間，對于明中都的整體發掘而言，或許隻是曆史長河中的一瞬間。盡管明中都遺址發掘有着得天獨厚的便利條件：中都城是建在高亢的原土層上；罷建至今沒有進行過大規模的改建，地層不太亂；遺物仍在原位，遺址清晰可辨等。但也有着先天性的“無奈”：規模太大、地下水位高企、排水不便等。

在現場待了3年的王志對“水患”深有體會。地下40—50厘米即可見水，排水不暢，不僅影響對重要遺迹的判斷，還容易造成坍方垮塌，使遺迹本身受到威脅。此外，在含水的淤泥層進行發掘，可謂拖泥帶水，人力鏟鍁進展緩慢，速度隻有普通土層的五分之一。他說，金水河發掘的前期工作早在去年5月就已經開始，但出水量巨大，工作開展極為困難。

“外金水橋發掘，最大的困難就是水。”故宮博物院考古所博士後王太一今年作為故宮力量的一員，投入現場發掘工作。據他介紹，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故宮博物院聯合成立明中都考古工作站後，團隊定下了打通水系的目标。在外金水橋的發掘進入尾聲後，未來還将開啟内金水橋的系統發掘，在發掘過程中疏通淤塞日久的宮城水系，以此帶動排水問題的解決。

路網也是下一步工作的重點。外金水橋發掘前，考古隊解剖了5處可能有道路的位置，其中午門外禦道上解剖兩處，結果僅發現清代磚鋪道路和疑似明代道路的基礎；西華門——西安門解剖一處，在現代道路下隻有生土；西華門——東華門間解剖兩處，僅發現清代白玉石大街。在外金水橋發掘中，禦路橋兩側同樣也屬于必要的交通要道，但仍未能發現明确的明初道路或路基。所以，作為築城的收尾工作，明中都“功将完成”之際是否已經完成道路系統的建設，仍未有定論。

藏起來，還是請進來？如何保護好僅剩的遺迹？

考古隊員查看明中都外金水橋拱券

三年的發掘，也讓王志增添了很多新疑問。

奉天殿基址先後做了三次發掘，但形制卻“越來越複雜”：從最初的中心台基“中”字形，到“凸”字形，再到“工”字形。“我們最新發現，之前三次發掘可能隻發掘了奉天殿南面的一部分，奉天殿基址在清代被改建過，而且最初很可能并非單殿，而是和北京故宮一樣的三大殿。要厘清平面形制，仍需進一步工作。”王志說。

金水河的疑問也不少。在發掘中，他發現，外金水河的河床有金水橋處，要比無金水橋處深得多，在河道經過外金水橋流出之際，河床又突然變窄變高。難道這與景觀和儀式功能有關？而無實用的排水功能？由于外金水河東部出口被居民區覆蓋，那外金水河是直接向東南流出還是折向北後，接入午門東邊的南護城河？對此，王志心底也沒有答案。

對于此次明中都外金水橋的發掘，故宮博物院考古所副所長徐海峰評價道：“沒想到此次外金水橋發掘能看到如此完整的基礎構造，其平面布局也很清楚，為了解北京紫禁城金水橋橋面以下基礎構造、建造工藝找到了很好的參照範本。”

一直以來，明中都和明初其他兩都（南京、北京）之間就被認為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在文物專家、故宮博物院原副院長單士元看來，北京宮殿布局和中都類似，如午門、紫禁城四角樓、三大殿、東西六宮、左祖右社、内外金水河等。鳳陽宮殿在萬歲山之南，北京則在宮殿之後築一土山為紫禁城屏障，亦取名萬歲山。鳳陽宮殿左右有日精峰、月華峰，北京紫禁城則有日精門、月華門以象征之。所以中都宮殿應是北京紫禁城最早的藍本。

甚至有部分觀點認為，明中都在奢華方面為我國古代都城的巅峰，即超過後期的南京、北京都城。對此，文獻上的證據包括，洪武二年（1369年）後，“令天下名材至斯”“九萬工技之人”“禦道踏級文用九龍、四鳳、雲朵；丹陛前禦道文用龍、鳳、海馬、海水、雲朵”“雕飾奇巧”“城河壩磚腳五尺，以生鐵镕灌之”。而在洪武八年（1375年）“诏罷中都役作”後，明太祖要求營建南京“但求安固，不事華麗”“吾後世子孫，守以為法”，明成祖要求“營建北京，宮殿門阙，悉如洪武舊制”。

多年來積累的考古成果也可以給出一定的參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證據便是石雕。明中都午門、午門洞兩側的白石須彌座，連續不斷地鑲嵌着總長達四五百米的白玉石浮雕、浮雕高32厘米，長度不等，深度更是達到了3—5厘米。其中，龍鳳石雕占了塊數的40%、長度的45%，雲、方勝等裝飾石雕占了塊數的49%、長度的45%。與之相比，南京明故宮午門須彌座上嵌有少量花飾，深度隻有約1厘米，其餘全是光面石塊；而北京午門石雕，隻有門東南北兩端左右兩側才各有一個花飾，形象、尺寸幾乎一樣。

此外，明中都宮城内目前至少發現3塊蟠龍石礎，每塊2.7米見方，礎面浮雕蟠龍一圈，蟠龍圈高凸出平面15厘米，寬32.5厘米，外圈直徑1.9米。而北京故宮太和殿石礎直徑僅為1.6米，且是素面。

對于如此精美的古都建築，王劍英曾呼籲“明中都要從曆史的長河中，從遺址的宏觀中來理解、掌握、保護和利用。它是中國，也許是世界獨一無二、空前絕後的完整的都城遺址，是祖國文化的瑰寶。”

去年明中都遺址成功入選第三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名單後，随着故宮規劃、展陳優勢力量的加入，鳳陽當地有關部門已醞釀出邊考古、邊保護、邊展示的想法，讓遺址“活”起來。

“目前的考古工作，像發掘外金水橋、承天門遺址，主要都是圍繞明中都中軸線的展示設計而開展的。”王志說。

明中都午門

鳳陽縣文廣新局有關專家則給出了具體建議：“從對遺址本體的保護出發，為了讓考古遺址公園得到可持續發展，其建設不可急于求成，需要給考古時間；在考古遺址公園保護規劃的指導下，可以适當對老百姓開放考古工作現場。比如，外金水橋遺址在挖掘到一定階段後，可以定期開放工地，派專業人員講解外金水橋的發掘情況。增進百姓對考古遺址的理解、欣賞和對民族文化的認同。”

作者：本報記者 趙征南

圖：均受訪者提供

編輯：王秋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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