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資治通鑒長編》曾記載，宋神宗熙甯七年，即公元1075年，因為旱災和蝗災，老百姓質妻賣子，父子不保。宋哲宗元祐元年，即公元1086時，蘇轼在一項奏折中寫道，二十年間，因為欠苗，賣田宅雇妻女的人不可勝數。《元史·刑法志》規定說：“諸以女子典雇于人及典雇人之子女者，并禁止之。若已典雇，願以婚嫁之禮為妻妾者，聽。請受錢典雇妻妾者，禁。其婦同雇而不相離者，聽。”由此可見，元代時典妻之風已大盛，故統治者不得已而明文禁之。元世祖時，有大臣王朝專門為此典妻陋習上奏，請給予禁止。

　　典妻之風雖經元統治者力禁，但并未真正革除，到了明代依然盛行。于是清代的法律也特别對此設條。《清律輯注》中載“必立契受财，典雇與人為妻妾者，方坐此律。今之貧民将妻女典雇于人服役者甚多，不在此限。”可見典妻之風不但不減，而且人數甚多。為了區别對待，因而制定了相應的政策。

　　那麼，典妻之風為何如此盛行?這主要由于多種經濟原因所緻。所謂“貧賤夫妻百事哀”，如丈夫有病無力維持家庭，或負債累累度日艱難;也有因賭博而窮困潦倒者，丈夫無奈而租典妻子。

　　此類一般由丈夫做主，而妻子則被迫同意;也有丈夫長期外出不歸，妻子生活無着而自典者。受典者往往由于其妻子不育無出，征得妻子同意而去借妻生子。

　　但無論是典妻還是借妻，都是以經濟利益為目的，體現了丈夫對妻子的絕對占有，女性對男人的人身依附，女子一旦出嫁便失去了人身自由，完全聽從丈夫的處置，像商品一樣被買來賣去，沒有抗拒的能力，反映了社會黑暗和道德倫理的落後。

　　典妻證明

　　典妻雖說是一種臨時性的婚情方式，卻也很是講究儀式的和友誼定規矩的。一般要經過媒證、訂約、送聘、迎娶等環節。所謂“媒證”，乃是典委的中間介紹人，或受男方所托，或受女方所托，将受典雙方接上關系，并充當證人的角色。媒證在訂立典妻的契約上需出具，若有誤差，媒證是有責任的。

　　一般典妻均經過訂立契約的過程。契約主要寫明出典妻子的時間期限，典租妻子的租價及備往事宜。租典期一般租為一至二年，典為三至五年。典租價以婦女的年齡大小、典租時間的長短而定。

　　對承典的人說來，對所典的婦女也是要提出條件的，比如必須具備生育能力，出典期間不得與原來丈夫同居。苛刻者還要求其在出典期不得回家照看自己的孩子等，并将這些要求寫到契約中去。

　　而出典者在有的地方跟新夫住，吃穿均由新夫負責，有的地方則住在自己家中接待新夫，而讓原夫回避。這種契約對婦女來說無疑等于賣身契，契約一旦成立，被出典的妻子就得供人玩弄，為人生育，還得與自己所生之子女骨肉分離。

　　典妻中的送聘完全是象征性的，受典者往往在訂立契約後象征性地送點東西給該婦女，如頭巾、衣服等，也有送玉器戒指的。所送的聘禮又将由該女子戴上穿上，然後回到受典者家中。凡受典後住入受典者家中的，一般都行迎娶之禮，要擇吉日迎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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