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大師成為一件廉價的帽子，被學術混子們掙來搶去的時候，它其實已經成為一個貶義詞。還是讓“大師”這個詞從哪裡來歸到哪裡去吧。季羨林、任繼愈去世之後，伴随他們的名字鋪天蓋地而來的“大師”二字多到令人厭煩，凡稱季羨林、任繼愈，必在其名之後綴以“大師”二字，季羨林先生若天上有知，也必定煩悶不已，要知道，季羨林曾公開表示，如果包括“國學大師”在内的三頂帽子（另外兩頂為“學界泰鬥”和“國寶”）有朝一日能被摘掉，将會是件“皆大歡喜”的事情，他不願意戴這麼沉重的桂冠在身上，他不止一次地說，“我就是個土包子”。無獨有偶，和“我就是個土包子”相映成趣的是，文化老人饒宗頤在香港接受媒體采訪時，打趣地對記者說，“我不是大師，我是大豬”。有必要重複一下饒宗頤這句語錄的産生背景：季、任兩位老人去世後一片“大師”稱謂聒噪不已，有心急的媒體以“究竟誰将成為新一代的國學大師”為題展開調查，饒宗頤名列第一，緊随其後的是張其成、馮其庸、傅佩榮。眼看着季老至死都沒摘掉的三大帽子就要戴到自己頭上，饒宗頤的一句“我不是大師，我是大豬”，有四兩撥千斤的功效，輕輕巧巧将“三座大山”化解于無形之中。将大師與大豬對應起來，充分體現了饒宗頤老人的智慧，他比任何人都能明辨出大師這個稱謂在這個時代所蘊涵的危機和壓力，當大師成為一件廉價的帽子，被學術混子們掙來搶去的時候，它其實已經成為一個貶義詞。真正的文化老人，應該對這種虛名抱有藐視的心理，他們的價值所在，在于為文化傳承做了多少貢獻，而不是體現在一個虛名上。饒宗頤還有一句話說得好，他說“‘大師’是佛家說法，我又不是和尚，所以我不是大師。”這句簡單易懂的話，十分樸素地向公衆解釋了“大師”的來源以及不願意當大師的緣由。和某些文化人“堅辭”大師之後又“退讓一步”默認大師不同，饒宗頤以孩童似的天真語言，将一個本來很簡單的道理說得明明白白，這該讓那些哭着喊着有大師情結的人羞慚不已。“大師”與“大豬”雖隻有一字之差，但對比之下境界高低立判。饒宗頤的“大豬說”也當是對持續高燒數年的“大師熱”一次含蓄幽默的批評。針對季、任兩位老人去世後引發的一片“從此無大師”哀悼聲，有評論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文化患上了“大師饑渴症”。“大師饑渴症”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媒體的炒作有着不可推卸的作用，文化老人的去世，很大程度上也沾染上了“消費名人”的娛樂色彩，季羨林追悼會上發生的“烏龜事件”鬧劇，讀來令人心生悲哀。那麼多人痛悼“大師”，那麼多人操起鍵盤廉價地跟帖一句“大師，一路走好”，但究竟有幾個人讀過“大師”哪怕一本完整的著作？浮躁的“大師饑渴症”随着文化老人的去世而變得更加焦慮，願饒宗頤的一句話能帶來當頭棒喝的效果，該醒醒了，那些沉迷于虛幻的大師景象中不能自拔的人，讓“大師”這個詞從哪裡來歸到哪裡去吧。（韓浩月）相關文章：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