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折是皇帝賦予特定官員秘密奏事的特權，出現于康熙年間，如江甯織造曹寅就擁有給皇帝寫密折的特權。康熙認為明代的廠衛尾大不掉，也看不起明太祖微服私訪的手段，故創造了密折制度。康熙對自己的判斷力極為自負，不止一次言及自己在甄别真僞方面的經驗極為豐富，自信“人不能欺朕，亦不敢欺朕，密奏之事，惟朕能行之耳”。

雍正對自己的判斷力的自信遠甚于康熙。登基之後，密折制度即上升為皇帝治國的主要手段。康熙晚年雖一再鼓勵臣下密折奏事，但規模一般，參與密奏者不過百餘人；雍正朝短短十三年，參與密奏的官員多達一千一百多名。康熙朝六十一年，現存朱批過的密折不過數千件；雍正朝十三年，現存朱批過的漢文奏折三萬五千餘件，滿文奏折七千餘件，其中大部分屬于密折，可見雍正對密折情有獨鐘。

利用密折制度，雍正将清帝國的核心官員全部納入自己的間諜網絡，官員們的一舉一動全在他的掌握之中。同時，他也成功将自己丢入了如山的垃圾奏折之中。

雍正常常在朱批裡痛罵地方官給自己送垃圾奏折，增加自己的工作量。比如雍正三年二月初三，廣東巡撫年希堯上呈3件奏折，雍正閱後發現，奏折的内容早已報告過了，于是在朱批裡責備道：“業經報明該部之事，又何必多此一奏，想爾粵省更無事可入告矣。如許遙遠，特差人赍奏此三事，殊為可笑。”

雍正也很讨厭地方官員上折子謝恩、表決心。這樣無用的奏折占去了皇帝大量的辦公時間，讓他不勝其煩。他在朱批裡反複強調自己沒時間，讓地方官員不要再寫了送來。

雍正的十三年皇帝生涯，可以說是埋頭批閱垃圾奏折的十三年，每天批複奏折的平均文字量高達八千字。他不斷責備下面的人不體諒做皇帝的辛苦，不斷給自己送來垃圾奏折。殊不知，他自己才是垃圾奏折産生的核心原因。

雍正的“密折治國”，相當于将清帝國中上層的核心官僚全部納入了一張巨大的間諜網之中。這張網輻射全國，間諜們彼此隔絕，隻許與皇帝單線聯系。任何情報，無論是身邊的還是别省的，無論有沒有确鑿證據，都可以直接報告皇帝，由皇帝甄别。所有人都處于他人的監控之下，所有人都知道自己身邊有皇帝的間諜，而不知道誰是那個間諜。亦即，雍正時代的中高層官場，人人都是監視者，人人也都是被監視者。

比如，雍正曾通過密折命廣東布政使王士俊監視廣東巡撫傅泰，同時讓傅泰監視王士俊；命兩廣總督郝玉麟監視王士俊，又命王士俊監視郝玉麟；命傅泰、兩廣總督孔毓珣（與郝玉麟存在時間差）、廣州将軍石禮哈三人同時監視廣州提督王紹緒，三名監視者互不知曉對方的秘密任務。雍正希望通過這種手段，将千裡之外的廣東官場掌控在手。

在密奏制度下，每個地方官員的命運極大程度上取決于密折（包括自己的和别人的）留給雍正的印象。雍正個人的喜怒與愛好成了他們遞送密折時最關心、最需要揣摩的問題。海量的垃圾奏折正是在各位官員微妙的揣摩下産生的。

禮節性的謝恩折子是雍正朝的垃圾奏折裡的一個重要門類。雍正曾一再告誡地方官員不要專程派人來呈遞謝恩折子，要謝恩的話，可附在其他有實質性内容的奏折裡一并送來。但地方官員絕對不敢把雍正的這些批複當真，因為在這方面有很多“血的教訓”。

比如，在給山東巡撫陳世倌的朱批中，雍正曾經大罵浙江巡撫黃叔琳，說他多次接到自己的朱批谕旨，竟然不上奏謝恩，實在是可惡至極。黃叔琳當時因他事犯錯，惹怒雍正，結果雍正跟他翻起了不謝恩的前賬。浙江提督石雲倬送了一道長篇大論的垃圾奏折來感謝皇帝賞賜的物品。雍正被他的垃圾奏折弄得心情非常煩躁，又開始翻舊賬，怒斥石雲倬曾得到自己賞賜的“許多格言”，竟然沒有上奏謝恩。“殊屬不知輕重、不識大體之至！”

皇帝的雷霆之怒自然會提醒那些困于密奏制度的中高層官僚，謝恩折子一定要寫，而且最好單獨寫、盡快寫。寫晚了，送晚了，涼了皇帝的心，指不定就會變成“未見汝感激奏謝一字”，那事情就麻煩了。寫垃圾奏折至多不過挨罵，不寫卻很有可能讓皇帝疑心自己的忠誠，孰輕孰重一目了然。

雍正的信條是“以一人治天下”，且不容任何人挑戰他的權威。馬爾齊哈曾在奏折中引用《論語》中的名言“笾豆之事，則有司存”，意思是祭祀、禮儀方面的事務自有主管的官員負責。結果引來雍正痛批，說他拿這個句子說事實在居心叵測，肯定是想要蒙蔽自己，“其心不欲朕詳查，則伊等邀結黨羽，任意擅行”。

如此，雍正就隻能既以官僚集團為統治基礎，也以他們為重點防範對象。早在雍正二年七月，他就頒布過著名的《禦制朋黨論》，大張旗鼓批評官員之間的橫向交往，還将儒家知識分子贊頌了幾百年的歐陽修《朋黨論》斥為歪理邪說。

密折治國試圖通過制度建設的方式，将整個官場變成一個互相監視、互不信任、互相告密的地獄。

構建地獄的雍正必然會掉進這地獄之中。他在朱批裡反複告誡地方官，要識大體，要明白什麼事該奏報給皇帝處理，什麼事不該奏報，也就是要體諒皇帝的辛苦，不要亂遞垃圾奏折。但他的告誡不會有效，因為“以一人治天下”與要求官員識大體之間存在着不可調和的矛盾。密奏制度将官員集體變成了提線木偶，“笾豆之事，則有司存”的責有攸歸的理念也遭到了皇帝的否定。對雍正朝的官員而言，現實很清晰：将問題送到雍正案前，求取朱批聖裁，才是理想的工作模式。

于是就出現了這樣的結果：雍正将自己累了個半死，隻能在密折裡跟心腹寵臣李衛吐槽各省督撫十之六七的工作都是自己替他們做的。地方官員則不斷在謝恩折子裡批評自己如何如何愚蠢，贊頌皇帝如何如何聖明。

當然，自批愚蠢的垃圾奏折看得多了，雍正也就明白過來了——這些人自貶愚昧，贊頌皇帝的決策英明，實為懶政。在朱批裡，雍正留下了大量嚴斥官員以“庸愚”自居的内容。

比如，陝西總督查郎阿的奏折裡有“（皇上）鑒照無私，惟臣才識庸愚，見不及此”的句子，雍正用朱筆把“才識庸愚”四字劃去，批複道：“朕深惡此等字句，你雖甘以庸愚自居，則朕以庸愚人寄托三省嚴疆重任，則朕之庸愚更勝汝之庸愚也！”你說自己平庸、愚蠢，那朕任用你做地方大員，朕豈不是比你還要平庸、愚蠢？

這些嚴厲的斥責不會起效。皇帝既然要“以一人治天下”，臣僚也隻好玩“以天下奉一人”，事事禀報，等待皇帝聖裁。

摘自 | 《領導文萃》2022年8月下

稿件來源 | 《秦制兩千年：封建帝王的權力規則》

本文作者 | 谌旭彬

責任編輯 | 蕪影

微信編輯 | 少時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