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大儒、俗儒、腐儒、賤儒

荀子拜見秦昭王，想秦國推行儒學。秦昭王在位56年，是電視劇《芈月傳》中芈月的兒子。荀子作為戰國晚期的一代大儒，博學多才，但無論他怎麼勸說，秦昭王對儒家就是不感興趣，最後給荀子澆了一盆冷水：“儒學對國家沒有什麼好處吧。”

荀子在秦國推行儒學失敗，倒是他的學生李斯、韓非的法家思想在秦國大放異彩。不過，荀子早就有預感，認為雖然秦國政治清明，四代強盛，但其政治仍然難以達到理想的境界，究其原因，這個國家沒有真正的儒者：“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大概認為秦國沒有儒家，隻信霸道，是不會長久的。可謂不幸而言中。

荀子晚年結合自己碰壁的經曆提出了分儒的理論，寫出《儒效》等文章，把儒者分為三六九等，認為儒者除俗儒、雅儒、大儒外，還有陋儒、散儒、腐儒等等，對儒學來了一次大清算。

一、陋儒、散儒

出自《勸學》篇。荀子認為，學習儒家經典，最有效的辦法是聽從名師指點，并且運用到禮儀實踐中。那些既不尊崇良師，又脫離禮儀的書呆子，死抱着《詩》、《書》經典不放，知識雜亂無章，這種人即使皓首窮經一輩子，也難免成為“陋儒”。還有一種儒者，書讀得多，腦子也快，但不講規矩，就是“散儒”。

二、腐儒、賤儒與俗儒

腐儒出自《非相》，賤儒出自《非十二子》，俗儒出自《儒效》，這三種儒者含義比較接近。

荀子在《非十二子》中指出，衣冠不整，言辭無味，模仿聖人的形貌的是子張一派的賤儒；肅穆莊重而緘默不語的是子夏一派的賤儒；謀食甚于謀道并以此為榮的是子遊一派的賤儒：

“弟佗其冠，衶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正其衣冠，齊其顔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偷儒憚事，無廉恥而耆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遊氏之賤儒也。”

可見，賤儒的特點有三：其一，東施效颦，過度關注衣冠打扮與形貌等外在修飾；其二明哲保身，不主動宣揚儒學真理；其三，先謀食後謀道，不恥為吃喝玩樂而折腰，既無志氣，也無操守。

荀子批判的這三個人，針對的不是個人，而是三個學派群體。子張、子夏和子遊三人都是孔子的學生，《論語》中對他們三人的特點描述跟荀子所說基本一緻。孔子對子張的評價是“過”和“辟”，即做人、做事有點走極端、偏激，荀子所說的子張氏之儒正是這樣的形象。子夏和子遊在孔門十哲中都以“文學”出名。子夏跟子張正好相反，為人務實，做事有“不及”的毛病，子遊曾經說“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荀子對子夏氏儒者的批判應該跟這個有關，雖然做事踏踏實實，但格局不大。子遊的格局倒是大，但輕視灑掃應對，多少有點不務實。

《非十二子》的“賤儒”與《儒效》的“俗儒”差不多。

“逢衣淺帶，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缪學雜舉，不知法後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衣冠行僞已同于世俗矣，然而不知惡者；其言議談說已無異于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别；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積足以掩其口，則揚揚如也；随其長子，事其便辟，舉其上客，然若終身之虜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

此處的“逢衣淺帶，解果其冠”與《非十二子》中的“弟佗其冠”的子張氏賤儒相對應；此處的“言議談說”、“明不能别”與《非十二子》中的“嗛然而終日不言”子夏氏賤儒相對應；此處“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而“揚揚如也”與《非十二子》中“無廉恥而耆飲食”的子遊氏之賤儒相對應。

另外，荀子在此處對俗儒“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的評判與《非十二子》中對孟子和子思“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的論斷并無二緻。荀子認為子思和孟子一派隻知道效法先王卻不得要領，還洋洋自得，自以為是，他們的學說晦澀難懂，不合常理，卻自稱孔子真傳，為害甚大。荀子對思孟儒學的批評是“僻違而無類”、“幽隐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意思大概就是違背常識、神秘兮兮、解釋不通。

荀子批判的俗儒和賤儒跟孔子說的“小人儒”比較相似。孔子在世的時候就告誡過弟子不要做小人儒，要做“君子儒”。可見，在儒家的隊伍中俗儒從來都不乏其人，否則荀子也不會在兩百來年後又重新批判他們。孔子一貫主張，“不知禮，無以立”、“君子喻于義”。在禮法方面，孔子對儒者的言談舉止也提出了較高的要求，對君子應該怎麼說話、走路、吃飯、睡覺，甚至連神情、态度都有要求。在義利方面，孔子雖然不反對儒者追求物質财富，但他更強調君子要謀道，“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認為通過謀道去獲取财富才是正當和穩妥的。由此來看，荀子對俗儒的批判都是符合孔子的精神的，換句話說，其實并沒有超過和違背孔子的意思。

三、小儒、雅儒與大儒

小儒、雅儒和大儒均出自《儒效》，此三者是儒者較高的三種境界。其中，小儒是自制而正的，雅儒和大儒是自然而正的，隻是雅儒較之大儒缺少了觸類旁通、以一持萬的能力。

“志忍私然後能公,行忍情性然後能修, 知而好問然後能才,公、修而才,可謂小儒矣。志安公,行安修,知通統類,如是則可謂大儒矣。”

大儒效法先王，以禮義為綱領，統一制度，他們掌握了事物的基本原則，用來管理衆多的事情，能做到井然有序，合乎法度。大儒和雅儒不同的地方就是他們不僅能做到言行符合“大法”，而且他們能将“大法”運用自如，從已知推出未知。

大儒其實就是荀子心目中的聖人，他在《儒效》開篇誇贊周公代政而沒有人覺得他貪權，誅殺兄長而沒有人覺得他暴戾，分封諸侯而沒有人覺得他偏私，攝政和歸政，周公從容自動地實現了文武功業和教化。《儒效》篇最後，荀子總結道：“非聖人莫之能為，夫是之謂大儒之效。”在他心目中，聖人也分得勢和不得勢兩種，像是孔子和子弓（有三種說法，分别認為是冉雍字仲弓、子貢或馯子弘），就是“聖人之不得勢者”，禹、舜則是“聖人之得勢者”，後者是荀子心目中最理想的“聖王”。

四、荀子分儒的意義

荀子為什麼分儒？這是因為時代的發展，政治、思想都發生了變化。荀子作為與時俱進的思想家，倡導根據社會政治現實做出新的解釋。荀子跟孔子隔了二百年多，他們面臨的社會現實是非常不相同的。

從儒家内部來說，經過兩百年多的發展、流變，儒學内部也确實出現了一些弊病，許多儒者走了樣。荀子的分儒，集中體現了先秦儒家的自我理解和自我期許，也反映了儒家正在适應時代統一的大勢。荀子将儒家的“法先王”改為“法後王”，與時俱進，力圖建立了符合君主集權的的價值體系。

荀子的分儒對後世産生了重要影響，俗儒這一稱謂也得到了沿用。據《漢書·元帝紀》記載，太子認為漢宣帝刑法苛重，勸父親任用儒生，采用儒家仁愛的思想治國。漢宣帝立刻變臉，明确指出柔仁好儒是弊病，痛斥俗儒好古非今，不能與時俱進，隻會把國家搞亂。

司馬光評論說漢宣帝遇人不淑，遇見的是俗儒，是小人儒，而沒有遇到真正的儒者。可見，司馬光是贊同漢宣帝不對俗儒委以重任的。等到漢元帝即位，征用儒生委以重任，盡管他有先賢之風，仍然使漢宣帝時期造就的“中興之治”漸漸衰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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