蟲蟻者，飛禽走獸昆蟲鱗介也。古人弄蟲蟻，與今人之養寵物相類，然而，卻比今人多出許多花樣來。

　　宋代佚名《東南紀聞》記錄：“艮嶽”初建之時，官僚們未被宏偉的土木建築難倒，而隻為四方貢獻來的飛禽不能盡數調教而發愁。這時，有一專門弄蟲蟻的市民薛翁，主動請求教練這些鳥兒。薛翁學着飛禽的鳴叫，召喚着飛禽，待飛禽來，用肉炙粱米，讓它們吃飽了随意翺翔。教了一月有餘，“艮嶽”中的飛禽，不用薛翁呼喚便飛來了，而且立在鞭扇之間也不害怕。一天，徽宗駕臨“艮嶽”，他的儀仗一出，周圍的飛禽“聞清道聲望而群翔”，多達數萬隻，薛翁奏道“萬歲山瑞禽迎駕”。這種形式别開生面，使徽宗大喜不止，遂對薛翁賞賜加爵。

　　由于這種“弄蟲蟻”可以為宏大、莊嚴的場面烘托氣氛，所以，曆代政府都很重視。清代宮廷中，為歡迎西方人而舉行的宴會上，就用經過訓練的老鼠表演：兩隻用細鍊條拴在一起的老鼠，按主人的命令把鍊子纏結起來，然後解開。這種“特技老鼠”的确出乎人的意料，使觀看的俄國人伊台斯勃蘭德由衷贊歎：“這些卑微的動物的表演是我看過的表演中最驚人的。”

　　元代陶宗儀《南村辍耕錄》中記有一隻大青蛙教八隻小青蛙學念書一事。清代袁枚在《子不語》中又記述了一乞丐所調教的這種“蛤蟆戲”：

　　場上設一小木椅，大蛤蟆從乞丐身上所佩的布袋中躍出，坐在小木椅上，接着八隻小蛤蟆從口袋中躍出落地，環對着大蛤蟆，寂然無聲。乞丐喝道：“教書！”大蛤蟆便閣閣叫，八隻小蛤蟆都跟着大蛤蟆閣閣叫，大蛤蟆叫幾聲，小蛤蟆就叫幾聲，如同先生教學生。乞丐突然說：“止！”這“蝦蟆教書”當即絕聲……

　　清代的另一本筆記小說《聞見偶錄》，也有這樣一則《蛙教書》。看來，清代中後期，此類“弄蟲蟻”是很多的。至清光緒庚子年，在北京的天橋還可以看到一位六十多歲的老者，用一大八小，九隻青蛙作的這種“老師給學生上課”的表演。更為奇絕的是，蒲松齡在《聊齋志異》中曾記述過：

　　北京市上有人攜一十二孔的木盒，每孔伏蛙，弄者用細杖敲蛙首，蛙則作鳴。或與金錢，則亂擊蛙頂，如拊雲鑼，宮商調曲，了了可辨。

　　清代徐嶽《見聞錄·奇技》又記：

　　又見一人以蝦墓，小者二十四隻，大者一隻，按古曲高下緩急，音節不爽纖亮。

　　其蝦墓畜之囊中，用大方桌一張，出縱其上，大蛙踞中南向若客，在上則北向，小蛙左右各十二，以次就位，其人依曲撾鼓，蝦墓聲應拍不亂。

　　這樣的表演多了之後，便加入了競賽的味道，于是，漸次發展到賭博的境地。而其中的代表動物就是雞、鹌鹑、蟋蟀。

　　清蒲松齡《聊齋志異》描寫貧困的王成，見人鬥鹌鹑，一賭數千，便訓養了一隻鹌鹑，走上街頭賭酒食，每次都赢，半年便積累了二十金。王成在大秦王府邸戰勝了“玉鹑”，大秦王要買下他的鹌鹑，王成出價千金，大秦王認為不值，王成卻說：“小人把向市廛，日得數金，易升鬥粟，一家十餘食指，無凍餒憂，是何金如之？”最後王成以六百金與大秦王成交，他憑靠賣鹌鹑的金子，治田百畝，起屋作器，居然世家。

　　清代孫佩《蘇州織造局志》對鬥蟋蟀形容得有聲有色：

　　吳俗每歲交秋，聚鬥蟋蟀。光棍串同局役，擇曠僻之所，搭廠排台，糾衆合鬥，名曰“秋興”。無賴之徒及無知子弟，各懷銀錢賭賽，設櫃抽頭。鄰省别屬，罔不輻辏，每日不下數千人，喧聲震動闾闬。

　　正因鬥雞、鬥鹌鹑、鬥蟋蟀有厚利可獲，所以人們無不精心飼養調教雞、鹌鹑、蟋蟀，由此産生了一門研究鹌鹑、蟋蟀的學問。更有人堂而皇之地著書立說，譬如清人程石鄰所著《鹌鹑譜》。此書條理分明地講述了鬥鹌鹑的“相法”、“養法”、“洗法”、“養飼各法”、“把法”、“籠法”、“雜法”“養鬥宜忌”等等，堪稱鬥鹌鹑的權威之作。相形之下，鬥蟋蟀的書則顯得異常豐富，宋代賈似道著有《促織經》，明代袁宏道著有《促織志》，清代陳淏子著有《蟋蟀篇》、夢桂著有《蟋蟀譜》等等。這些著作将蟋蟀在各種環境下的各種反應和表現一一詳解，加之文藝家的潤色之筆，如今看來，大都是不可多得的科普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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