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的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常遠和王甯、艾倫一同表演了小品《大城小事》，因飾演“美男子”服裝設計師常遠被觀衆所熟識。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早在常遠6歲那年，他就登上過春晚的舞台，那時他的搭檔是他的爺爺——相聲藝術家常寶華。

出身相聲世家，4歲就登上了舞台，但别人眼中的豔羨和光彩卻都抵不過小常遠内心的壓力和痛苦。“小時候，一聽要跟爺爺一起演出，我就睡不着覺，不是興奮而是緊張。”所以，自從考上了曲藝學校，常遠就有意識地脫離家裡的管控，廟會、迪廳、婚禮成了他主要的經濟來源。但他沒想到，“夢想的舞台”一直沒有找到。考入文工團後，做了十年場務，幾乎沒上過台；考上北京電影學院後，跑了三年劇組，一個戲也沒演上。直到他遇到了麻花團隊。

正在播出的第三季《歡樂喜劇人》中，常遠的成績一直不錯，他把這些都歸功于之前的積累。他說，總決賽想把爺爺請來助演，也是向爺爺證明，自己沒有選錯。

被迫說相聲

最怕爺爺，一聽要去演出就失眠

因為爺爺，從3歲起，常遠就開始學說相聲。

“小時候也不太懂什麼是相聲，就知道說好了有獎勵，能吃糖。爺爺會專門為我寫一個段子，讓我背，背完就上台演。”4歲那年，常遠第一次登上舞台，在一個少年宮裡和爺爺一起說的相聲《小皇帝》，這是一個反映獨生子女的段子。“台下是什麼人我不記得了，就記得演完後，收到一輛自行車。”

常遠說自己其實一直都沒喜歡過相聲，“可能是從小大人非要教我，讓我有了抵觸情緒，到現在我也不喜歡相聲。”

那時候和常遠搭檔說相聲的是他的表弟，常遠是逗哏，表弟捧哏，而這表兄弟倆最害怕的就是去爺爺家。“我印象最深的那次，一個段子說了一下午，從兩點說到六點，就說前面三句話。比如我剛說‘今天我給您說段相聲，我爺爺就喊停，說不對，‘今天這個今，你說清楚了，今今今今！”因為常遠是逗哏，所以被說得也是最慘的。

“隻要知道要跟爺爺去演出，從接到電話通知那一刻起我就開始失眠，一直到演出結束，就想着什麼時候才能演完啊。”在常遠的記憶裡，童年最快樂的時光就是不用跟爺爺一起演出的日子。

6歲那年。常遠跟爺爺一起上了春節聯歡晚會，“那會也不懂春晚的意義，就記得在之後的每天早上，都被家裡人叫起來看重播，一到我的節目就讓我看，我都不知道有什麼可看的。”讓常遠印象最深的是15歲時，和爺爺在一所知名大學演出後，爺爺把他叫到後台，當着好幾位明星的面，讓常遠站在大廳中央，“他叫常遠，是我的孫子，剛才他說了段相聲，下來還有臉問我說得怎麼樣，這位少爺說的就不叫相聲，嘴裡那麼不清楚。”

走穴找出路

大年三十，跑到農村迪廳說相聲

上了曲藝學校後，又遭遇了幾次被當衆批評的經曆，常遠漸漸與爺爺疏遠了，“我其實是挺喜歡在舞台上演出的，隻是不喜歡跟爺爺一起演，壓力太大了。”

“獨立”後的常遠開始自己想辦法找演出的機會。廟會、夜場、酒吧他全演過，“我記得是50年大慶的時候。頤和園有個遊園會，就在飛機檢閱的前後，我和哥們在台上正賣力地演呢，飛機就開始在空中盤旋，台下的觀衆也不看我們。”到了春節，就轉戰大鐘寺演出，“在廟會演出也挺苦的。50塊錢一場，一天兩場，10點有一場，早上8點就得到。演出大概20多分鐘，完事就在公園裡一直等到下午。廟會都是冬天，我記得有次唱着唱着快闆，闆掉了都不知道，手都凍僵了，觀衆在台下直喊，我才發現。最幸福的一次是三個人說群口，站在中間的人有桌子擋着，手可以縮袖子裡。”

有年大年三十，常遠和哥們演到快十二點，穴頭說還有個活兒，少一個節目，你倆去不去，“也沒問價錢，也沒問去哪，有演出我們就去。我倆最先上了車，坐好之後看見後面邁上來一個50（碼）的大腳，我擡眼一看是一位人妖大姐，對我們說‘寶貝兒，往裡來點。’緊接着是一個拿着大蟒蛇的，那個蟒蛇頭就在我腦袋邊上，我這一路都不敢晃腦袋。我們看人家奇怪，人家看我們還奇怪呢，問穴頭這倆幹嗎的，穴頭說這倆說相聲的。”車把他們拉到一個農村的迪廳，門口有個大垃圾場，還有一個大堤壩，“真以為要給我們賣了呢。”夜店裡面烏泱烏泱全是人，打扮也很奇怪。“後來我們才鬧明白，原來是有個表演砸酒瓶子的特技演員來不了了，穴頭就把我們找來了。人家正蹦着迪呢，突然大廳燈亮了，主持人說下面請大家聽段相聲，底下人全傻了。”

奮戰文工團

10年場務，工作等同于搬家公司

曲藝學校畢業後，常遠考進了文工團。“從2000年到2010年，這10年我一直在文工團，做場工和劇務的工作，幾乎就沒機會上台。”那一屆一共八個學員，都是剛畢業的學生，工資大概一個月399元，所謂的場務就是裝台。“出去演出，演員都是第二天出發，場務要跟着舞美提前出發，坐着大卡車，拉着設備，到地方後要先去劇場看情況，如果台好裝可以回去睡一會再起來裝，如果台不好裝，連夜就得卸車。我們那會幹的就是搬家公司的活，音響、大燈、各種線，都是我們卸。有些劇場條件不好，沒有電杆，還要現搭，好幾百斤的燈都要吊上去，接音響，這些活我都會。一般裝完台已經早上七點了，回去稍微睡一兩個小時，又得來劇場調試燈光。”

常遠主要負責的是打追光。最開始，同期的八個學員都在幹這些活，但沒多久有些同學就上台演出了，最後，就隻剩下他一個人還在幹場務。可能是從小在爺爺的高壓培養下，常遠說自己是那種“忍氣吞聲”的人，“你讓我幹嗎我就幹嗎，但我會在心裡較勁，就覺得總有一天，我如果有了舞台，一定會把這些能力釋放到舞台上。”後來他才知道，原來那時候其他同學都給領導送禮，隻有他一直在埋頭苦幹。

幹場務期間，常遠掙外快的主要來源就是走穴和主持婚禮，“那會婚禮可真沒少去，從400塊一場幹起。因為周一到周五得上課，需要早起，好不容易周六日還得早起，宿舍也沒有熱水，一早起來洗臉我就罵街，心說我受這罪幹嗎。就想，一定要混出個樣來，以後再也不主持婚禮了。但每次人家把紅包遞給我，就還想再接活，得掙錢嘛。”

群演的日常

跑了3年組，結果一個戲也沒接上

正是因為文工團裡沒有演出機會，所以，2006年常遠想到要去考電影學院。“考電影學院的時候我已經26歲了，太大了，所以我考的是電影學院的成人教育。”

不過常遠依然很感激在文工團時的經曆，他覺得那是自己人生的積累和磨煉。沒有演出，一直裝台和打光，讓他成了演出的另一批觀衆。“其實文工團是一個挺毀演員的地方。演出都是下基層，觀衆都是平時看不到演出的，會特别熱情，讓演員容易滿足，會覺得自己說得不錯、演得不錯，因為台下的觀衆已經樂不可支了。另外機關單位會讓人覺得很安逸，演出量也穩定，沒什麼競争意識，而且也不用創作新作品，一首歌能唱一輩子。”

考上電影學院後，常遠也開始了跑組生活，“就跟普通群衆演員一樣。那個時候，我靠跑夜場和主持婚禮掙了點錢，買了輛菱帥，就開車拉着四個哥們，跑了三年組，結果一個戲都沒接着。”但跑組已經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甚至跑出了強迫症，“十個組，跑了九個都不行，剩那一個必須跑，就怕錯過機會。”麻花正是那會跑組的結果，2009年，常遠被麻花的導演看中，覺得他挺适合演喜劇，就把他留下了，之後常遠認識了沈騰。“麻花是一個你隻要努力就會得到認可的地方，不論資排輩。我覺得我在麻花抓住了機會，也找到了存在感。”在麻花找到自我價值的常遠，還把默默疏遠了很多年的爺爺請過去看自己的演出。“他來看我們的演出，有些包袱他看不懂，樂不出來，但是他看旁邊人都樂了，心裡會想這就是他跟孩子們的差距，他也能感覺出來這是适合我的舞台。”

心結

想和爺爺再說次相聲

常遠的工作地點在望京的一個小區裡。沒演出的時候，他會和大家一起讨論下一期《歡樂喜劇人》的劇本。由于每天工作都會到半夜，助理會在大家到之前買好零食、水果和午飯。采訪的這一天，常遠吃的是菜粥和雞蛋，助理說常遠的感冒一直沒好，所以給他準備了清淡的食物。

屋裡有一面朝西的大陽台，一到下午陽光極好，陽台上擺了一台跑步機，常遠指着跑步機：“這可不是擺設，它是我靈感的來源。”據說，上周剛剛播出的這期《歡樂喜劇人》裡，常遠和蔣欣表演的節目，在錄制的前兩天劇本還都是一片空白，大家都急壞了。隻有常遠很淡定，讓大家等等他，他去跑步機上跑了5公裡。跑完了，劇本也想出來了，這就是他的解壓和創作方式。記者問他參加比賽是不是壓力很大，常遠說“其實還好”，到目前為止，讓他壓力最大的還是小時候和爺爺一起上台演出的經曆，這也是他人生的一個結。《歡樂喜劇人》最後一期，他想請爺爺一起上台，再說段相聲，“演得好不好，我都得演，要不我一輩子都過不去這個坎。”

Q & A

新京報：上一次哭是什麼時候？

常遠：就前兩天。（因為什麼？）因為我爺爺說我，當着面就抹眼淚了，本來是想去他那尋求一個肯定的，結果他說沒覺得我的作品哪好。

新京報：從小學習傳統相聲對之後的喜劇創作有沒有幫助？

常遠：會，創作和表演上都有很大的幫助。因為研究的都是笑點，我就知道怎麼能讓觀衆笑。比如說我演的《太想愛你》，這首歌和這個作品之所以能讓觀衆記住，就是因為前面鋪墊得好，這種鋪墊的手法就是相聲裡面的三翻四抖，鋪平墊穩。

新京報：演喜劇和表演的差别在哪？

常遠：我覺得不管是演喜劇還是表演都要自然和松弛，表演痕迹越輕越好，越使勁越想讓包袱響，效果越不好。反倒是你不把它看成一個包袱，觀衆反而會笑。

新京報：近期參演的電影裡面都是人設比較誇張的角色，以後想走喜劇人路線還是想做一個演員？

常遠：我都想嘗試一下，我并不想把自己固定在喜劇演員上，我想做一個讓大家記住的演員，而不是讓大家記住的人。

采寫/新京報記者 張坤玉 攝影/新京報記者 吳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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