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扶不扶天線會影響接收效果，畫面上人臉比拳頭還小卻不影響幾十号人擠在一起看個熱鬧，台詞已經倒背如流都不會改變蹲點守候的執著，唯獨每周二下午出現的滿屏彩條才可阻止開機的熱情。電視機，可謂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人最熟悉的家電之一。看電視，更是在千家萬戶催生過千言萬語的特殊儀式。可關于“看電視”這件事，即便“電視土豆”，也可能尚有許多未知的、想知的。

今晚在江蘇衛視收官的電視劇《我們的四十年》把“看電視”當成第一主角，改革開放40年的背景下，以電視行業為切入點，講述了這一大衆文化如何改變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百姓生活，又是怎樣影響了馮都等年輕人的事業與人生。面對“看電視”這樁人人有發言權的日常事，該劇憑什麼讓觀衆津津樂道？

揭秘1983年央視春晚的制作幕後，複刻當年憑票購機的珍貴記憶，席卷大衆30多年前觀劇的集體情懷，這些都是理由，又都不盡然。圍繞“看電視”，比“情懷販賣”更走心的，是該劇揭示了一個行業興衰榮辱的邏輯——這恰是具有當下價值的新鮮視角。

從“瓊花迷”到“高倉健迷”，老片單裹挾了全年齡段的粉絲

老北京胡同，肖家有台12英寸黑白電視機，在1978年那會兒，絕對是稀罕物。每天晚飯後，肖家小院裡必然聚集一大群街坊鄰居。從奶奶輩到剛會識字的小娃娃，大家圍坐追劇，哪怕已翻來覆去倒背如流。

對觀衆而言，那個百廢待興的時光仍在記憶裡未曾走遠，一台電視機引發的故事可裹挾全年齡段的人。年紀稍長些的，會對劇中喝水用的瓷缸、二八自行車、喇叭褲等似曾相識，同樣會為劇中人為得到一張電視機票而各顯神通的情形會心一笑。而作為當時的孩子、今天的成年人，70後、80後會跟随劇中片單，重溫自己審美的變遷。這一代人，幾乎都有過“電視劇主角穿什麼，我們就流行什麼”的經曆。男孩子們像劇中的馮都那樣，豎起衣領就想像自己是《追捕》裡的高倉健，脖子上披一條白毛巾就佯裝《上海灘》裡的周潤發。女孩們跟着電視追時尚的風氣更盛，“瓊花迷”會把自己拾掇得英氣又利落，“小鹿純子迷”喜歡散下披肩發、模仿那眯起眼來如同月兒彎彎的笑容。

劇中圖景好比駛向往昔的列車，劇中人看的片單越來越豐富，熒屏外搭上那趟車的觀衆也就越發多元。而編劇把1983年的央視春晚也移植到劇情裡，揭開那年提前數月就錄制“現場直播”的奧秘，更可謂在收視人群裡劃出了最大同心圓。

編劇庸人說，一定要把春晚融進劇情，是他在創作時堅持的事，“春晚在全球華人心中影響巨大，若沒有這部分描寫，以電視為中心展開的作品就不成立。”憑着誠意滿滿的細節，觀衆情不自禁穿越時光，回到那個有些模糊又時常回味的年代。

電視好比“年代說書人”，有些劇情的思辨在今天仍具啟示意義

在娛樂生活貧乏的過去，電視機承載的功能不隻是消遣工具那樣簡單。它是獲取知識與信息的途徑，流動的畫面打開了全新世界；它也可以是人們的社交工具，一句“來我家看電視”的邀約，能拉近彼此不那麼親密的關系。《我們的四十年》便緊扣小小電視機，拉開老北京一出衆生相。

這出戲裡，每人都扮演無可替代的角色，為今天我們回望時代進步時一一作注。男主角馮都的人生，俨然70後生人抓緊時代契機改變命運的縮影。他上高中時嘗試自己倒騰零件來組裝電視機，成年後又順應下海潮流靠買賣電視機賺到第一桶金，此後終于投身影視行業成為真正的電視制作人，跟着行業經曆興衰榮辱。

其他角色也都各自承擔“年代說書人”的使命。馮都的發小肖戰和黑子，一個在大學裡受電視紀錄片的影響，有了出國發展的念頭，另一個直接出國闖蕩。再看老藝術家謝芳飾演的馮奶奶。老人家執著一樁事——對電視劇不感興趣的她，每晚必追看《海峽兩岸》節目。原來，馮奶奶盼着節目裡更新的尋親信息，以期與大兒子團圓一償夙願。跨越40年的電視時間之旅中，場景和道具固然是通往當年模樣的“捷徑”，但基于共同人文背景構建的情感記憶，才更讓人感同身受。

值得回味的是，《我們的四十年》對影視行業本身還進行了一番内省。第39集，片中的影視公司發生了一次内部辯論：做電視，談利潤還是談聲譽，談商業聲譽還是藝術聲譽？“重社會效益還是重經濟效益”的思辨，誰說不是現在進行時？

制片人王錦借此吐露創作的初衷：“生活越來越好，人們看電視的方式發生了變化。但對于内容的要求、對好内容的需求、對價值底線的堅守，從未更改。所以，希望觀衆能有那麼一瞬間的沉思，能從《我們的四十年》裡看見——時代大潮下個體奮鬥的得失與成長。”

作者：王彥（本報首席記者）

編輯：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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