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君

　　春節期間，讀了田曉菲的《赤壁之戟：建安與三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其中關于“建安七子”的内容讓我很感興趣。田曉菲說，曹丕在《典論·論文》中列舉了他認為當時最優秀的七位作者孔融、陳琳、王粲等，後來成為名傳千古的“建安七子”，但有意思的是，曹丕寫《典論·論文》的時候，七子都已過世，他們其實是被後世追認命名的。那麼，當時究竟發生了什麼？

　　《赤壁之戟：建安與三國》

　　[美] 田曉菲 著

　　張元昕 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範晔在《後漢書》中記載：“獻帝建安二十二年，大疫。”曹丕後來在《與吳質書》中寫道：“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絲竹并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己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複道哉！”這些文字說得很清楚了，曹丕是出于友情，痛惜七子的才華，把七子的作品編定結集，予以弘揚，從而創造了一個文學的經典案例。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曹丕對于七子的個人情感關懷。

　　“建安七子”之後，又有“竹林七賢”、王羲之及“蘭亭雅集”、陶淵明、謝靈運等等，構成一個時代的人文風景。李澤厚在《美的曆程》一書中，曾高度評價魏晉風度，魏晉被譽為人的覺醒的時代。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宗白華說的：“晉人向外發現了自然，向内發現了自己的深情。”馮友蘭稱魏晉風流的核心是“深情”。在名教和自然的矛盾中，在情和禮的沖突中，魏晉人推重“自然”和“情”。

　　《抒情與描寫：六朝詩歌概論》

　　孫康宜 著

　　鐘振振 譯

　　上海三聯書店出版

　　陶淵明被認為是魏晉風度的代表人物，孫康宜在《抒情與描寫：六朝詩歌概論》（上海三聯書店出版）中，稱陶淵明“重新發揚詩歌的抒情傳統”，陶淵明以個人的聲音，複活了古代的抒情詩，宣告一個多世紀以來文學界占統治地位的哲理玄言詩模式的終結。陶淵明可以說引發了詩歌史上的第一次“情感轉向”。

　　确實，人的本質是一個情感的存在，人作為情感的主體，其生命就是情感的活動，生生不息連綿相續的情動，直至死亡。因為疫情，當下也出現了“情感轉向”，人們在疫情中發現了情感的重要性，親情、友情、愛情等等，緩沖了危機，保護了人類。詩歌是情感的儲存器，儲存着人類的情感史和心靈史。人們可以通過詩歌，重新建立愛的聯系，建構情感的共同體，建造心靈的保護區，重建愛的家園。

　　（作者為詩人、《詩刊》主編）

　　作者：李少君

　　編輯：周怡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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