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影視作品中，經常會出現“武狀元”、“武舉人”這些角色，而且大多是清一色的武林高手。那麼在現實中，武狀元、進士、舉人，是否真的如此，和文舉相比他們的社會地位又如何呢？

　　​科舉制度始于隋朝，也僅限于文舉，武舉的設置始于武周長安二年（702年），但那時的武舉還是不同于文舉，并非每科都有，不久後又被停止。從科舉史上的重要性來講，武舉的含金量和知名度都遠不如文舉。甚至在很長一段時間内，文舉出身的人往往鄙視武舉。

　　唐代的武舉科目主要有長垛、騎射、馬槍、步射、翹關、負重等，其後的宋代沿襲唐制，但在考試項目上又進行了一些改進，有步射、馬射、弩踏、掄使刀槍和程文等。元代不設武舉，明代武舉鄉試、會試均分為三場，第一場考馬射，第二場考步射，第三場考策論，殿試則考弓、刀、石三項。

　　​武舉真正走向鼎盛的時期是清代，清統治者出身滿族，向來以騎射為治國之本，因此曆代統治者都較為重視武舉。從制度上看，清代武舉大多沿襲明制，但重視程度卻要遠遠高于明代。和文舉一樣，武舉的考試等級也是分為四等，即童試、鄉試、會試和殿試。

　　武舉的殿試規格很高，都由皇帝主持，等級分為三等，即一甲、二甲和三甲，也有狀元、榜眼、探花之分。一甲賜武進士及第、二甲賜武進士出身、三甲賜同武進士出身。自順治三年開科武舉，至光緒二十四年截至，一共舉行了一百一十二次，其中河北、山東所出的武狀元最多，分别為32名和13名。按例，武舉殿試發榜後，皇帝會賜給武狀元盔甲，以表恩榮。

　　​殿試以後，武進士由兵部授予官職，順治朝時，武狀元授三品參将、武榜眼授從三品遊擊、武探花授正四品都司。雍正時期，武狀元授一等侍衛、武榜眼和探花授二等侍衛，再從二甲中選出頭十名，授三等侍衛，其他全部授予營職。

　　清代的武舉鄉試、會試也是分别考三場，第一場試箭；第二場考弓、刀、石三項；第三場為内場，清初試策論，後改為默寫《武經》。從這些考試項目來看，武舉其實并不需要考察考生的武術水平，隻要擁有一定的騎射水平，以及具備較好的力量，再加上略同文墨，大多可以通過武舉的考試。因此武舉選拔出來的武進士、武舉人一般都不是什麼武林高手。

　　​清代雖然以騎射得天下，但由于受到漢文化的影響重文輕武的趨勢愈盛。體現在科舉上同樣如此，文舉的重視程度都遠遠高于武舉，武進士在很多方面都沒有文進士更有地位。比如明清兩朝，文新科進士的姓名、籍貫、名次都會被留在國子監的進士題名碑上，因此，文舉留下的史料就很多。而武科就沒有這樣的榮譽，留存的史料也就很少。

　　曆代武舉都不受重視，地位也不高，甚至一般都隻是講文科舉，而不講武科舉。其主要原因有三個：一是武舉偏向考察考生的力量、射箭水平；二是武舉盡管也要考核文化水平，但總體而言，文化素質都比較低；三是統治者對兵權的警惕心理以及武備人才選拔的特殊性，使得統治者對武舉采取一種輕視的态度，這種态度自然會波及整個社會，形成一種輕視武舉的社會氛圍。

　　​正因為如此，武舉選拔的人才往往得不到重用，武舉出身的大多隻是骁勇善戰的戰将，而不能成為運籌帷幄的将帥。從唐代到清代的一千多年間，真正建功立業而成為英雄的武舉出身者隻有唐代的郭子儀、明代的戚繼光、清代的葛雲飛等，幾乎可以用寥寥無幾來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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