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餘雅琴
今天是4月1日,西方的愚人節,也是傳奇明星張國榮的忌日。盡管已經去世17年,但人們對張國榮的喜愛和懷念并沒有因為時間而褪色,各種紀念活動層出不窮。不少電影公司也選擇購買張國榮主演的電影版權進行重新修複,讓一代代觀衆得以在大銀幕上看到張國榮的風采。
今天,若不是因為疫情影響,中國台灣預備重映《阿飛正傳》,而韓國也将第三次重映《霸王别姬》。整個東亞,隻要是曾被中國香港娛樂工業哺育過的人們,似乎很難不受到張國榮偶像魅力的召喚。是什麼讓張國榮具有超越時代的魅力?我們對張國榮的懷念又彰顯出什麼樣的文化潛意識?這些問題吸引了不少文化研究者的探讨研究。
有趣的是,正是這兩部一再重映的電影,形成了一種一體兩面的當代情感鏡像。旭仔的不負責任和程蝶衣的“從一而終”,其實正是當代人的兩種極端情感選擇和内在欲望的延伸。
今天,我們再一次回過頭去看《阿飛正傳》這部作品,它的重要性依然是不言而喻的。不論是電影中獨特的文學性,還是對時間的迷戀;無論是破碎的叙事,還是特立獨行的人物,都讓喜歡它的人們感受到自己身上另類
(alternative)
的文化指征。
《阿飛正傳》劇照。
不單如此,當這部電影通過盜版光碟和網絡傳播到中國大陸之後,在不同代際的影迷那裡同樣産生了持續的影響力,即使是今天走進影院第一次觀看這部電影的觀衆,也同樣可以獲得一種認同感。電影裡傳遞出一種很強烈的身份危機,所有的人物都處在一種不确定本質上,我們對身份的焦慮和對時間的不确定感是一緻的。沒有人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因為隻能是進行當下短暫的歡愉和享樂。
1990年上映的《阿飛正傳》非常準确地把握了當時的時代情緒,人們對于前途和命運的焦慮,整個香港社會共享着一種不知何去何從的彷徨。旭仔顯然是某種中産的集中代表。但是,這個人物的形象顯然超越了典型角色的設定,具有超越時代和民族的意義,具有“詹姆斯·迪恩”
(飾演電影《無因的反叛》男主角的美國演員)
一樣的文化意義,這個角色身上“無因的反叛”讓這部電影具有了現代主義的意味。
旭仔在不同的女人之間徘徊,但他想要的并不是性愛的快樂,所有的情愛關系都不過是他纾解自己憤懑的一種情緒,他不願意做出任何承諾,更是因為現代故事中一切都轉瞬即逝,不可把握。張國榮敏感地捕捉到這種現代愛情的迷人與混亂,以及當代愛情的本質——自戀。
電影中有一場戲十分迷人,就是旭仔對鏡獨舞,他的不羁與自戀都體現在這裡,這是一個誰也不愛隻愛自己的人,但原子化的現代都市裡的癡男怨女卻不得不信奉“自戀”的準則。正如韓炳哲在《愛欲之死》中指出的:愛欲是勇于否定自我,肯定他者。
《愛欲之死》 [德] 韓炳哲著,宋娀譯,中信出版集團,2019年3月版
對于當代愛情,韓炳哲是悲觀的,他認為因為自戀,人們不再可能相愛。“愛欲與他者密切相關,是個體在自我的王國裡無法征服的疆土。愛欲以超驗性、徹底的獨一無二性為前提。當今社會越來越像一個同質化的地獄,而愛欲的經驗不在其中。個體的内在危機在于,一切事物均成為被消費的對象,從而毀掉了愛欲的渴望。吸引自我的、被自我所渴望的他者,無處可栖。這是一個沒有了愛欲的社會。愛欲之死,是自我反思之死。”
與之對應的是《霸王别姬》中程蝶衣這個角色,作為電影的絕對靈魂人物,這個角色很好地诠釋了時代強加給中國人的悲劇宿命。電影将原著小說中所有關于香港的部分剔除,将人物的命運從苟且活下去改為在舞台自刎,以極強的戲劇化沖突把程蝶衣塑造成了一個理想主義者的化身,一個與時代粗鄙氛圍的格格不入的“闖入者”,帶有很強烈的異質性。
電影看似表達了畸形社會對人的異化,極端表現在性别意識的“異化”,強調程蝶衣對師兄段小樓的愛是一種被結構性錯誤強行塑造出的愛。但結合導演陳凱歌一貫的風格(作者性)來看,這部電影在情節劇之外還有着更深一層的隐喻。程蝶衣的死亡像是一個寓言,終結了中國上世紀80年代的理想主義。
《霸王别姬》劇照。
張國榮的表演讓這個人物有了極強的生命力和可信度,盡管他本人生前并不認同自己的命運和程蝶衣的命運有很大的關聯。但事實上,《霸王别姬》卻與張國榮的命運形成了一種共振,看似是巧合,其實這正是曆史互動的結果。
程蝶衣看似是愛情忠貞的化身,但他根本就是錯愛了一個不應該愛的人,甚至,他愛的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一個被符号化的主體。這個虛假的主體是程蝶衣的悲劇所在,也是一個時代悲劇的縮影。
兩部電影拍攝的時間間隔時間并不算長,隻隔了三年左右。各自在不同的文化語境中表現了不同地域的中國人的精神困境。而張國榮作為一個流行文化工業中的反叛者,他将自己的生命經驗與藝術塑造融為一體,在不同的時代裡召喚出不同的共情,這是他超越時代的原因。
回顧17年前張國榮的縱身一躍,我們也完全可以将其看作是另一個隐喻:在那之後,香港娛樂工業如同明日黃花,換了人間。
撰文丨餘雅琴
編輯|徐學勤
校對丨李立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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