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電影院放映了一部名為《The Six》的紀錄片（中文譯名《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國幸存者》）。影片圍繞1912年“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中幸存下來的六名中國人展開，追尋他們在這場人類史上最大海難中死裡逃生的經曆和人生軌迹。

　　資料圖（圖文無關） 王海欣 攝

　　海難已經過去一百多年，親曆者都已離世，拍攝團隊隻能利用各種渠道，鈎沉曆史記錄和資料，尋找關于這6位中國人的蛛絲馬迹。按照當時登記的記錄，船上共有8名中國人，分别是Fang Lang、Lee Bing、Ali Lam（後被證明是“Ah Lam”）、Chang Chip、Choong Foo、Lee Ling、Ling Hee和Len Lam，登記身份為海員（Seaman）。這些人在海難之後也都比較低調，很少與旁人尤其是媒體提及這段經曆，使得相關的側面佐證并不豐富。而拍攝團隊面臨的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就是找到這些登記的名字對應的中文原名。其實，把中國人名字的英文回譯成中文，一直都是一件令人感到頭疼的問題，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中英兩種語言之間的差異。

　　漢字具有音調，相同的拼寫，不同的音調，就代表着不同的漢字。通常将漢字按照規則轉寫成對應的英文時，并不會對姓名标注音調，一是因為英語這種語言本身并不像法語那樣有類似的重音符号；二來轉譯之後的名字，對于英語母語者而言隻是一個便于區分和辨識的稱呼，并不會産生類似于中文母語者看到中文名字之後所生發的感受。這種做法就造成了一種識别上的模糊性，給譯者将這些名字回譯成中文時造成了巨大的難度。

　　另外，中國和國際上普遍采用兩種不同的中文拼音系統，在中國内地以外的地方，人們普遍采用威妥瑪式拼音法，由英國人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等人合作編制而成，清末至1958年漢語拼音方案公布前，被普遍用來拼寫中國的人名、地名等；另一種是1958年2月11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批準頒布的《漢語拼音方案》，方案公布後，即成為拼寫中國人名、地名的慣用國際标準。

　　正是因為有兩種拼音系統的存在，而且兩者具有使用時間上的先後性，使得即便是同一個人名或地名，按照不同的拼音系統，就有不同的拼寫方法。另外，先前已經存在的威氏拼寫，後來又出現漢語拼音拼寫方法，舊拼法的存棄和新舊拼法的統一，也是譯者普遍面臨的一個問題。例如，按照規則，蔣介石的威氏拼寫為Chiang Kai-shek，清華大學曆史系副教授王奇在其2008年10月出版的《中俄國界東段學術史研究：中國、俄國、西方學者視野中的中俄國界東段問題》一書中，其翻譯為“常凱申”，成為了學界至今仍然樂于調侃的笑柄。

　　将拼音回譯成對應的中文名字，固然面臨着諸多存在已久的難題，造成了很大的不便和困擾，但這也并非是一個無解的問題，而解答這一難題的關鍵就在于降低因中文一音多字現象造成的模糊性。

　　首先，在單靠一條人名拼音線索無法鎖定對應的準确中文人名的情況下，就需要依賴其他的線索作為佐證。《六人》的拍攝團隊通過查閱美國國家檔案館、向相關知情人士求證等多種方式，試圖用互相吻合和互為佐證的證據，最終确定這六名中國幸存者真正的中文名字。這種做法很值得參考，尤其是當譯者對于有限的信息束手無策時，可以充分利用可獲取的信息，以便有利于做出最接近真相的判斷。

　　當然，我們也可以從源頭出發，對于人名拼音做更多的規範，以減少回譯時面臨的模糊性。例如，可以對拼音加注音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縮寫檢索範圍。這種做法已經被一些學者和期刊所采用，但仍然無法完全規避模糊性。所以，可以采用在人名後加括号，括号内補充對應的中文人名漢字，這種“一對一”的做法等于是上了雙保險，完全消除了此前“一對多”的情況制造的模糊性。括号内的漢字，對于那些看不懂中文的外國人而言并無意義，但為譯者回譯時創造了巨大的便利。

　　文/一勺風

　　編輯/崔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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