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宏/文制定于1992年的《婦女權益保護法》是保障婦女權益的專門性法律，2005年、2018年經過兩次修訂，此番是第三次修訂。婦女權益保障法修訂草案三審稿10月27日已提請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本次修改的亮點很多，修法的目标更被确定為“促進男女平等，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的歧視”。但法律畢竟不是美好宣誓，其必須通過責任條款和義務配置來達到目标。從三審稿來看，值得稱道且規定較為成熟的就是為打擊拐賣婦女案頻發而細化的強制報告制度以及為此目标而強化的婦聯責任。

　　自年初鐵鍊女事件曝光後，有關婦女拐賣問題就再次引起大衆熱議。輿論的持續關注不僅推進了政府的調查進程，也引發大衆對于現行法律修改的廣泛讨論。最初的大部分讨論都積聚于刑法是否應提高對收買婦女兒童罪的刑罰，尤其是實行買賣同罪同罰。但拐賣婦女所涉及的法律問題除追究拐賣者和收買者的法律責任外，還包括如何強化政府和社會組織在解救被拐婦女中的法律責任，協助被拐婦女安置、康複和回歸社會等諸多問題。

　　為回應國家機關在拐賣婦女案中的責任，修訂的《婦女權益保護法》拟通過增加強制報告與排查制度、強化婦聯職責等多項措施回應社會關切。《婦女權益保障法》（修改草案）第24條規定，“婚姻登記機關、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及其工作人員在工作中發現婦女疑似被拐賣、綁架的，應當及時向公安機關報告，公安機關應當依法及時調查處理。婦女聯合會應當發揮其基層組織作用，會同公安等部門加強對拐賣、綁架等侵害婦女權益行為的排查，有關部門應當予以配合。發現婦女疑似被拐賣、綁架的，應當及時向公安機關報告，并協助有關部門做好解救工作”。

　　《婦女權益保障法》其實此前就已規定，“禁止拐賣、綁架婦女；禁止收買被拐賣、綁架的婦女；禁止阻礙解救被拐賣、綁架的婦女。各級人民政府和公安、民政、勞動和社會保障、衛生等部門按照職責及時采取措施解救被拐賣、綁架的婦女，做好善後工作，婦女聯合會協助和配合做好有關工作”。但上述規定更近于是一種法律宣誓，既缺乏具體的操作方式，也并沒明确的責任規定。鑒于此，此前已有多為人大代表反映，應在拐賣婦女問題上引入強制報告制度。

　　《婦女權益保護法》（修訂草案）中的強制報告制度首先是擴大了報告主體，具體包括婚姻登記機關、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及其工作人員；其次是規範了報告程序，在上述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向公安機關報告後，公安機關就需及時調查處理。除細緻化強制報告制度外，本條還強化了婦聯的日常排查責任，要求“婦女聯合會會同公安等部門加強對拐賣、綁架等侵害婦女權益行為的排查”。強制報告和排查都是希望盡早發現違法線索，盡早解救被拐婦女。

　　為落實強制報告制度，修訂草案還專門在第九章“法律責任”第82條中規定了不履行報告義務的法律責任，即“違反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三款規定，未履行報告義務的，依法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給予處分”。與此相應的責任規定還包括第88條，“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未依法履行職責，對侵害婦女權益行為未及時制止或者未給予受害婦女必要幫助，造成嚴重後果的，依法對直接負責的主觀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給予處分”。與上述強制報告和排查制度相配合，《婦女權益保護法》（修訂稿）中同樣強化了婦聯的權力和職責，“婦女聯合會代表婦女積極參與國家和社會事務的民事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婦女聯合會應當傾聽婦女意見，反映婦女訴求，并有權向各級國家機關提出有關建議。有關國家機關應當重視其建議。婦女聯合會應當積極參與法律、法規、規章和其他規範性文件的制定或者修改，并對涉及婦女權益的法律、法規、規章和其他規範性文件的貫徹實施情況提出意見建議”。

　　拐賣婦女案不僅反映出的人性最陰暗的部分，同樣凸顯基層執法與區域治理中的系統性問題。而在此過程中，婦聯的積極介入和救助義務又是不可或缺的一環，唯有建立一種包括婦聯救助在内的集預防、打擊、救助、安置、康複于一體的反拐工作長效機制，這一曆史痼疾才有望徹底清除，鐵鍊女的悲劇才不會再次重演。

　　（作者系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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