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閩南網]

　　11月26日，來自中國深圳的科學家賀建奎在第二屆國際人類基因組編輯峰會召開前一天宣布，一對名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編輯嬰兒于11月在中國健康誕生。這對雙胞胎的一個基因經過修改，使她們出生後即能天然抵抗艾滋病。這是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編輯嬰兒，也意味着中國在基因編輯技術用于疾病預防領域實現曆史性突破。

　　深圳科學家賀建奎

　　這次編輯峰會于2018年11月27日至29日由美國國家科學院、美國國家醫學院、英國倫敦皇家學會和香港科學院在香港聯合舉辦。據賀建奎介紹，基因編輯手術比起常規試管嬰兒多一個步驟，即在受精卵時期，把Cas9 蛋白和特定的引導序列，用5微米、約頭發二十分之一細的針注射到還處于單細胞的受精卵裡。他的團隊采用“CRISPR/Cas9”基因編輯技術，這種技術能夠精确定位并修改基因，也被稱為“基因手術刀”。

　　這次基因手術修改的是CCR5 基因，而CCR5 基因是HIV 病毒入侵機體細胞的主要輔助受體之一。此前資料顯示，在北歐人群裡面有約10% 的人天然存在CCR5 基因缺失。擁有這種突變的人，能夠關閉緻病力最強的HIV 病毒感染大門，使病毒無法入侵人體細胞，即能天然免疫HIV 病毒。

　　賀建奎還将在峰會現場展示他領導的項目組在小鼠、猴和人類胚胎的實驗數據。在50枚人類胚胎基因測序結果顯示，未發現脫靶現象；而所有人類正常胚胎裡面，有超過44% 的胚胎編輯有效。賀建奎還展示此次基因手術嬰兒臍帶血的檢測結果，證明基因手術成功，并未發現脫靶現象。他表示，結果仍然需要時間觀察與檢驗，因此準備了長達18年的随訪計劃。

　　CRISPR/Cas9 技術自問世以來就因簡單、高效備受矚目，吸引全球各地科學家在醫學、動植物育種、藥物篩選等不同領域進行研究。賀建奎強調：“對于少數家庭來說，基因手術是治愈遺傳性疾病和預防嚴重疾病的新希望。” 他還率先提出基因技術研究和應用領域需遵循的“核心價值”，包括對真正需要的群體保持“悲憫之心”（Mercy for families in need）、僅僅用于嚴重疾病的“有所為更有所不為”（Only for serious disease, never vanity)、尊重孩子自主性為前提的“探索你自由”（Respect a child’s autonomy）、命運不能由基因來決定的“生活需要奮鬥”（Genes do not define you )、“促進普惠的健康權”（Everyone deserves freedom from genetic disease）等5項倫理原則。

　　美國哈佛醫學院遺傳學教授、基因工程知名專家喬治·丘奇George Church 說：“考慮到HIV 對全球公共健康的威脅有擴大的趨勢，我認為賀建奎選擇了一個非常好的目标基因。”

　　不久前，中山大學一研究團隊發布了國内首份針對普通公衆和HIV 攜帶者關于基因編輯認知的比較報告，超六成受訪者對基因編輯技術的運用持積極态度。575份HIV 攜帶者問卷顯示，有94.78% 的HIV 攜帶者支持基因編輯技術用于預防HIV 。另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2018年4月針對2537名美國成年人的一項調查顯示，60% 的美國人支持對未出生嬰兒進行基因編輯，認為為了降低患嚴重疾病的風險，基因編輯是一種有效的醫療手段。

　　人類需警惕“技術報複效應”

　　自從人類科學進步進入到基因領域，就擁有了造物主的能力。對于這樣創造或者毀滅一個物種的能力，人類應當保持謙卑的态度，小心翼翼進行探索。面對未知的世界，我們的已知總是遠遠小于未知。我們自以為能夠掌握某種科學技術來改變世界，卻常常被随之而來的後果打臉。

　　普林斯頓大學曆史學家愛德華•泰納指出，技術具有極大的“報複效應”。報複效應與副作用不是一回事，比如抑郁症可以通過抗抑郁藥得到緩解，但服藥之後容易引起腹瀉，這是副作用。但患者一旦開始服用抗抑郁藥，有可能加重藥物依賴，反而更加抑郁，這就是報複效應。為了滅殺美洲火蟻，美國政府曾經在東南部地區大量噴灑DDT等劇毒農業，30年過去了，美國人驚訝地發現，DDT消滅了火蟻的天敵，火蟻卻更加茁壯了。

　　更著名的是抗菌素的發明，曾經一度讓人們樂觀認為由細菌引起的疾病将會徹底消滅。但是，大量抗菌素的使用，使得細菌發生了急劇的進化，抗藥性空前提高，人類不僅要承受用量更大、副作用更大的後果，還要面對一波又一波“超級細菌”的進攻。這就是技術的“報複效應”。這就像往牆上打乒乓球，人類往自然界打一個球，很快就會被反彈回來。能不能接得住，是個問題。

　　這種後果是不得不防備的，尤其是當能夠改變物種生存狀态的技術，應用于人類自身的時候。作為基因編輯技術的領先國家，美國尚沒有将其批準可以用于人體試驗。這裡面的倫理學和社會學問題，已經足以令人保持非常謹慎的态度。當外國科學家尚在讨論是否可以将經過基因改造的動物放歸野生環境的時候，中國卻已經在世界上率先開展基因技術的人體試驗，并且在賀教授的手裡，第一次創造出了一個新的人種，一種免疫艾滋病的人種，這裡面的風險有沒有認真考慮過？

　　免疫艾滋病，看上去是一件很美好的事。可以免疫艾滋病，就可以免疫其他疾病，甚至可以用來幹點别的。且不論愛德華·泰納的“報複效應”說，一旦這樣的技術不受限制地展開，将會帶來怎樣的社會效益？免疫各種性病和艾滋病，是否意味着可以濫交？花幾十萬上名校很難，但花幾十萬可以改變基因，讓自己變得更聰明，在現行的社會資源分配體制下，努力将被基因取代，有錢人通過改變後代的基因獲得更多的社會資源，這種場景并不是一個“美麗新世界”。

　　從倫理學和法律的角度來考慮，這兩個孩子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基因改造的，他們作為試管嬰兒，是如何來到這個世界的，相關操作，雖然應該保護個人隐私，但也需要賀教授予以說明，其來曆是否符合法律、符合倫理道德。我個人認為，即使一切都符合監管要求，這對這兩個孩子來說也是不公平的。這是兩個被創造出來的生命，賀教授有沒有想好應該怎樣對她們的一生負責任？

　　這還僅僅是人體基因編輯帶來的若幹可能性場景其中的一個而已，即使完全不考慮社會效應和倫理效應，就純生理學來考慮，被改變的基因是會被繼承的，若幹年之後，若幹代之後，被改變的基因會給人類基因帶來怎樣的挑戰？人類正在小心翼翼推動基因技術的進步，連野生動物的基因改變都不敢随意為之，生怕一不小心就帶來物種的滅絕，何況人類自身？

　　利用基因編輯技術開展人體試驗，治療不治之症，與通過基因技術創造新的生命，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給人類社會帶來的風險是完全不同的。面對無窮的未知世界，人類應當保持謙恭的态度。而對于基因技術的監管，類似基因編輯嬰兒的誕生，技術已經跑在了監管的前面，有關部門必須出來表态，模糊不得，不容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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