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許多西方人心目中，“見證曆史”或許正是他們在2020年最深刻的感受。他們見證了疫情的肆虐，見證了經濟的停頓與衰退、政治的慌亂與紛争。在此背景下，已喧嚣多年的西方民粹主義發生怎樣的改變，關系到西方乃至世界的未來走向。

過去一年，全球民粹主義有何異動？一起來看人民論壇最新文章。來源 | 人民論壇雜志及人民論壇網（rmltwz）

疫情沖擊下，民粹主義者難掩其無能和荒誕

在當前的民粹主義浪潮中，不論是民粹主義政黨還是一些國家的民粹主義領導人，都利用民族主義和大衆意願的雜合話語體系，把社會下層的各種挫折和不滿歸咎于外來移民和外部競争，渲染外部威脅，主張收回對主權的控制，通過制造焦慮和恐懼情緒來動員民衆反對當權者、反對外來移民、反對全球化。

不可否認，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給全球化按下了暫停鍵，國家的邊界被封鎖、人員和物資的跨國流動受到阻滞……由此，民粹主義者動員民衆的借口（如外來移民和全球化的威脅）突然退去，導緻其反應混亂。加之物資和人員的跨國流動急劇下降，城市社區被封鎖。善于街頭動員的民粹主義者的反應極為尴尬。

第一，淡化疫情的危害。如巴西在出現第一個确診病例後，該國的衛生專家和各州州長都強烈要求采取強有力的行動，但總統博索納羅則淡化其後果，稱疫情為“小感冒”。

第二，提出各種反智主義的斷言。2020年，法國極右翼和極左翼民粹主義者在社交媒體上發布了大量的錯誤信息，并将其變異成陰謀論和僞科學，目标直指政府和建制派。

第三，使用陰謀性語言，制造危險的“他者”。在公共健康事件中，民粹主義通常将社會分為兩個陣營，将“他者”視為公共健康的威脅。這個“他者”包括強大的精英，如制藥公司、超國家機構以及醫療機構等。事實上，制造危險的“他者”的目的是反對全球化，體現的是一種身份政治。法國的勒龐和意大利的薩爾維尼都認為，全球化是疫情大流行的根源，開放的邊界使得疫情迅速傳播，産業由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以及制造和供應鍊的全球化，導緻發達國家無法獲得足夠的防護設備。

第四，應對危機的方式充滿戲劇性和情緒化。民粹主義者在疫情初期時采取淡化态度，但當疫情控制不住時，則通過制造陰謀言論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态。

第五，質疑國際組織和國際規範，體現為一些國家對世界衛生組織和全球流行病管理方法不信任。例如英國政府不願意遵循世界衛生組織的指導，采取“群體免疫”政策，緻使确診人數和死亡人數激增；法國的國民陣線和意大利的聯盟黨指責歐盟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無力低效。

民粹主義的種種表現，體現了其反精英、排外、反權威、反全球化的基本理念。民粹主義者應用誇張化、戲劇化的手法應對疫情，努力地把自身塑造成為人民的捍衛者和代言者。但事實上，應對重大公共危機事件，需要的是高效的政府、專業的知識以及強大的社會組織能力和基礎設施，過去一年疫情的暴發，使民粹主義者的無能和荒誕無法掩蓋。

未來民粹主義不會輕易出局，仍有發展空間

著名學者弗朗西斯·福山表示，疫情将促成自由民主體制的浴火重生，再次挫敗懷疑這個體制的論調，顯示出這個體制的巨大韌性和自我更新能力。從當前民粹主義者的表現來看，這種想法有一定的道理。第一，民粹主義政客可能會因為應對疫情不力而受到指責。第二，戰勝新冠肺炎疫情需要國際社會通力合作，但民粹主義所堅持的民族主義和孤立主義理念不利于全球抗疫，而且可能會導緻災難性的後果。第三，全球性疫情對每一個人都是威脅，不論膚色和性别，因而可能促使民粹主義所熱衷的身份認同政治失去市場。第四，民衆可能會更加認真地考慮執政者的國家治理能力、危機應對能力。

但産生民粹主義的深層原因并沒有根除，民粹主義不會輕易出局。

◆第一，疫情導緻經濟萎縮，對底層民衆的基本生活構成威脅，容易引發社會焦慮。貧困和不平等都是造就社會不滿與反抗的根源，二者具有内在聯系，但又不能等同。因為在不平等非常嚴重的時候，貧困人口可能并不多。目前西方發達國家的情況是：收入不平等已經嚴重到無法保證人們的舒适生活，已經超出了許多人認為合理或者是道德上可以接受的程度。從經濟不平等到政治不平等是一種難以遏制的、互相強化的演進過程，經濟不平等與政治不平等的相互交織将會引發大衆抗争，中下層民衆希望修正“不平等的民主”，民粹主義則成為表達不滿的激進方式。對于貧困中的普通民衆和有可能墜入貧困階層的中産階層，他們可能選擇沉默或者在焦慮中反抗，這是當前西方國家民粹主義的力量來源，而疫情無疑會加劇西方國家的不平等。

◆第二，文化沖突加劇，身份政治得到強化。民粹主義關于人民和精英對立的道德想象很容易變成一種身份認同政治，身份差異、宗教信仰、性别取向、語言文化、風俗習慣等都可能成為引發群體對立的政治議題。民粹主義者善于利用簡單的口号和修辭來煽動大衆，把當下的困境歸咎于危險的“他者”，這種對“他者”的恐懼來源于傳統的種族主義、反猶主義以及對少數民族的歧視。民粹主義的崛起是身份認同政治崛起的表現。從曆史上看，把流行病與某種特定族群身份相聯系的極端意識形态一直存在。面對疫情，一些國家并沒有因為需要團結抗疫而取消對“他者”的排斥和構陷，反而出現了尋找“替罪羊”的狂潮，出現了針對認定民族、種族和宗教的污名化運動。可以說，資本主義全球化導緻的不平等和極端排外民族主義相互構建，從根本上促使了民粹主義的異動。

◆第三，民粹主義是現代西方政治運行的結果，展示了現代西方民主政治的潛在危機。西方現代政治的擁趸者相信，民衆是理性的，會根據自身的利益和需要作出正确的選擇和判斷。人的理性能夠妥善處理所有的政治關系和政治問題，用法律規範、官僚制度和多元寬容能夠約束和控制人類行動中的激情和道德因素，但其卻無視了在人類政治行動中存在的大量非理性因素。人民主權這一概念進入政治領域後，凡是來自于人民的都被認為在道德上是高尚的，人類行為中的大量非理性因素受到激勵。随着現代西方民主政治向精英政治轉變，主流政黨的政策漸趨統一，精英與民衆日益疏離，理性主義與人民主權之間的張力擴大，對精英政治失望的民衆容易被煽動和蠱惑，從而導緻民粹主義泛濫。一場重大公共衛生危機充分展示了被民粹主義激發的非理性行為，陰謀論和懷疑論大行其道。盡管短期内民粹主義因其表現而受到沖擊，但随着危機的持續和蔓延，民粹主義仍會抓緊機會繼續發展。總之，理性主義和人民主權的内在張力是民粹主義發展的根源，也是現代西方民主政治的潛在危機。

綜上所述，經濟衰退、底層民衆生活窘迫，引發了深刻的社會焦慮，推動了民粹主義的形成；貧富差距擴大、中産階層地位下降，導緻身份政治強化，促使了民粹主義的異動；現代西方民主政治中的兩大基本理念即理性主義和人民主權存在内在張力，形成了民粹主義發展的根源。這些都決定了未來民粹主義仍然具有發展空間。

民粹主義進入新的發展階段

民粹主義不屬于一種固定的意識形态，而是民衆的非理性行為，是民衆對社會矛盾和生活壓力的本能的、直覺的、直觀的情緒性理解和反應，具有極強的變化性。民粹主義反精英、反建制的特性，使其在疫情發生後表現為排斥專業知識、淡化疫情影響、反對國際機構和國際規範。但随着世界經濟的持續衰退以及西方發達國家内部貧富分化的進一步加劇，西方民主制度的内部矛盾将進一步發展，民粹主義由此将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即民粹主義與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相結合，産生新的變異。

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的結合趨勢有所強化。“全球化時代的民族民粹主義解構了新自由主義的政策體系，沖擊了自由貿易和全球市場，它主張強化被全球化或歐洲一體化消解的國家主權和領土邊界，維持類似所謂‘美國優先’的民族主義利益。”2020年的全球性疫情危機，在制造社會性恐慌的同時，也使得處于不安和焦慮中的人們形成了一種狹隘而偏執的“隧道式視野”：選擇性地忽略更多的事實和真相，拒絕對經過巧妙包裝的極端排外的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言論和意識形态進行理性審視。一些民粹主義政黨和民粹主義領導人為轉嫁國内壓力，推行排外主義政策，制造了一系列極端排外事件和宗教沖突事件。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結合趨勢的強化，意味着排外思潮的增強以及文化沖突、民族沖突的加劇。

民粹主義與國家主義的結合趨勢有所強化。在社會出現危機事件的情況下，國家主義思潮會進一步加強，政府會利用這一機會強化自己的權力，如暫停議會工作，通過行政命令來進行統治；組成戰時聯合政府，所有黨派聯合執政；等等。類似新冠肺炎疫情這樣的全球性危機，需要發揮國家力量對其進行控制以及管理，而國民也會支持政府采取這樣的措施。由此，國家在動員社會、組織力量、調配資源等方面起到了決定性作用，進而促進了政府的威權主義傾向。事實上，民粹主義天然地具有一種國家依賴，它在左翼的維度上強調國家擴大福利、救濟失業和保障公平，在右翼的維度上要求國家執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維護民族利益，而無論是哪一端，疫情都為民粹主義與國家主義的合流提供了機會，不僅西方國家的主流政黨受益于“團結一緻”效應，民粹主義政黨也是如此。

目前，民粹主義的崛起已經給西方自由民主政治帶來嚴重威脅。在危機之下，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的結合，将會進一步推動西方社會思潮的右傾化和威權化。現代西方民主政治中理性主義與人民主權的内部張力将進一步擴大，而西方政治發展演變的不确定性也會進一步加強。

上文略有删減

選自 | 《人民論壇》12月下

原标題 | 2020年全球民粹主義的異動

作者 | 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導，中國人民大學歐洲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新媒體編輯 | 劉一霖

原文責編 | 孫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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