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體而言，産業發展是不斷演化、進化、叠代的過程，不僅是從無到有的生成，還包括從小到大的擴張，亦包括從低級向高低的上升。一般認為，總的趨勢是沿着“農業—輕工業—基礎産業—重化工業—高附加值制造業—現代服務業—知識經濟”。以知識經濟階段為例，涵蓋了信息經濟、網絡經濟、社交經濟、體驗經濟、平台經濟、數字經濟、智能經濟等新經濟模式和新經濟形态。

就國民經濟和國民财富的視角而言，庫茲涅茨把第一、二、三産業分别稱為農業部門（A部門）、工業部門（I部門）和服務業部門（S部門）。他認為分為三個主要部門“農業及相關的漁業、林業和狩獵；工業——采礦業、制造業、建築業、水力電力、運輸業和通信；服務業——貿易、金融、不動産、動産、商業、仆傭、專業人員及政府”。簡而言之，一産就是農業經濟、二産就是工業經濟、三産就是服務經濟；在此基礎上出現的知識經濟，有時候被稱為創新經濟，有時候被稱為新經濟，如今跟多的人稱之為數字經濟。

除了經濟形态的演進之外，核心是産業結構的演進。這其中最為著名的産業發展演進理論主要體現在如下方面：

一如配第—克拉克定理，關于經濟發展中就業人口在三次産業中分布結構變化的理論。該理論立足配第定理（産業間收入相對差異的描述性規律現象）及費希爾的三次産業分類法，以收入彈性差異、投資報酬（技術進步）差異作為形成機制，以為随着經濟的發展，人均國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第一産業國民收入和勞動力的相對比重逐漸下降；第二産業國民收入和勞動力的相對比重上升，經濟進一步發展，第三産業國民收入和勞動力的相對比重也開始上升。該理論不僅可以從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時間序列分析中得到印證，而且還可以從處于不同發展水平的不同國家在同一時點上的橫斷面比率中得到類似的驗證。

二如庫茲涅茲提出的産業結構演變規律，關于國民收入和勞動力在各産業間分布結構的演變趨勢及其原因的學說。該理論認為農業部門實現的國民收入，随着年代的延續在整個國民收入中的比重以及農業勞動力在總勞動力中的比重均不斷下降；工業部門國民收入的相對比重大體上是上升的，但如果綜合各國的情況看，則工業部門中勞動力的相對比重是大體不變或略有上升；服務部門的勞動力相對比重呈現上升趨勢，但國民收入的相對比重，卻并不必須與勞動力的相對比重的上升趨勢同步，綜合起來看是大體不變或略有上升。

三如霍夫曼定理，關于工業化進程中工業結構演變的規律。該理論認為，各國工業化無論開始于何時，一般具有相同的趨勢，即随着一國工業化的進展，消費品部門與資本品部門的淨産值之比是逐漸趨于下降，霍夫曼比例呈現出不斷下降的趨勢。霍夫曼對工業化進程中經濟結構變化的研究，是在國民經濟隻存在工業和農業兩個部門的理論框架下進行的，因此他把資本品工業在工業中的比重的上升和居于主導地位，等同于它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上升和成為國民經濟的主導産業，某種程度上忽略了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

某種意義上，研究産業演進規律需要着眼于“發展階段—激勵機制—發展結構”三位一體的視野視角上。

這個發展階段，主要取決于對國家經濟發展的四個階段的繼承和創新上。邁克爾·波特以鑽石理論為研究工具，以競争優勢來考察經濟表現，從競争現象中分析經濟的發展過程，從而提出國家經濟發展的四個階段：生産要素驅動（Factor-Driven）階段、投資驅動（Investment-Driven）階段、創新驅動（Innovation-Driven）階段和财富驅動（Wealth-Driven）階段。其中，前三個階段是國家競争優勢的主要來源，一般伴随着經濟上的繁榮，而第四個階段則是個轉折點，可能由此開始衰退。我們姑且将産業跨界融合、品牌價值提升等因素導緻的價值驅動替換财富驅也放在其中，并形成要素驅動、投資驅動、創新驅動、價值驅動四個發展階段。

表：國民經濟增長的不同發展階段修正

這個激勵結構，主要體現為要素驅動下的全要素生産率、全員生産率，投資驅動下的資産報酬率、投資回報率，創新驅動下的技術報酬率、勞動報酬率，價值驅動下的行業利潤率。一般而言，對于新興産業的生成而言，往往取決于創新驅動、價值驅動，在較高行業利潤率、技術報酬率的刺激下，遵循“高風險、高投入、高收益”的發展邏輯，促進創新資源與産業要素流向新興産業領域；對于成長産業的擴張而言，往往取決于創新驅動、投資驅動，遵循“高成長、高價值、高估值”的發展邏輯，将科技創新能力與工業化、産業化組織實施能力相結合；對于成熟産業的升級而言，往往取決于投資驅動、要素驅動，圍繞“高端、高效、高附加值”的發展邏輯，從産業價值鍊低端走向中高端，進而提高全要素生産率、全員勞動生産率以及資産報酬率、投資回報率；對于衰退産業的轉型而言，往往取決于創新驅動、投資驅動，遵循“高死亡、高壓力、高轉換”的發展邏輯，要麼因為全要素生産率、全員生産率、勞動報酬率等下降而衰落，要麼通過創新驅動實現再生發展。

表：不同産業發展階段的驅動因素、發展邏輯與激勵機制

這個發展結構，主要取決于要素的投入結構、技術的有機構成、财富的分配結構、生産的制度結構，最終是人口的分布結構。“要素的投入結構”基于生産函數理論，也就是将技術因素作為外生條件，強調在一定的技術水平上，投入多少土地、資源、能源、勞動力以及企業家才能，就産生多少産業，也就是典型的要素驅動、投資驅動邏輯思維。“技術的有機構成”體現将技術作為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内生因素，在技術進步的條件下，從經濟增長到經濟發展。“财富的分配結構”就是政府稅率、銀行利率、要素市場租金、企業盈利率、家庭收入率之間的關系。“生産的制度結構”也就是新制度經濟學所強調的“制度是重要的”系列理論，通過解決經濟發展中的非經濟因素、社會發展的非社會因素等解決系列發展問題。基于以上結構，進而體現出不同産業的人口分布。

表：不同發展階段的不同決定論

整體而言，在産業演進和經濟發展過程中，強調要素的叫做“禀賦決定論”，如比較優勢理論；強調資本的叫做“資本決定論”，如資本主義的機制；強調技術決定的叫做“技術決定論”，如“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産力”的論斷；強調制度的叫做“制度決定論”，如新制度經濟學派所主張“制度是重要的”；強調戰略的叫做“戰略決定論”，比如中國奇迹的根源在于“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國家戰略。如果去掉“基于特定人力資本結構條件”的假設，似乎還存在着人口決定論、文化決定論。比如移民城市的人口結構，能夠形成更加開放、包容、博大的文化，進而影響戰略抉擇、制度取舍等等；而原教旨主義盛行的地方，往往是自我封閉、自我感覺良好的“夜郎國”。

而在以上“發展階段—激勵結構—發展結構”視角下，我們可以看出，在不同經濟技術發展階段與經濟社會發展形态下，産業形态與産業結構從根本上取決于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發展階段，在特定的發展階段内，圍繞不同要素、資金、技術、制度、人口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不同的激勵機制與發展結構，構成了産業演進的總和。

整體而言，以前諸多産業演進規律的研究整體上拘泥于傳統工業經濟與服務業之下，而對于産業演進規律認知升維的前提，在于從産業工業化走向産業數字化。這種變化，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從工業經濟形态到數字經濟形态。如果工業經濟更多的是物質能源的轉換、物理硬件的展現，那麼，數字經濟不僅僅以新一代信息技術為手段，以信息産業為主幹，以信息産品和信息服務為主要内容，更是将物理空間與虛拟空間、物理硬件與智能終端、線上與線下、數字産業化與産業數字化有機結合。

如今以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新一代通訊、新一代芯片、高端軟件、移動互聯網、物聯網、區塊鍊為代表的數智科技，進一步夯實數字産業化，并在産業數字化過程中加速産業跨界融合，并在數字基建、數字孿生、數字治理的帶動下構築超級智聯生态。并連同材料科技、生命科技、能源科技、太空科技等前沿科技、硬科技與先進制造融合的構件，擴大生産、生活、生存的邊界和疆域，加快泛工業應用與發展。

二是從工業單邊思維到産業雙邊思維。如今在國内外國民經濟統計中，依然按照一産、二産、三産的傳統分法進行統計核算，以至于很多人都把工業看成産業，這便從思想認識的源頭導緻了過重的産業發展結構、片面的發展思路或路徑。在此條件下，工業是工業、商業是商業，生産是生産、消費是消費，行業是行業、市場是市場，供給是供給、需求是需求等等，并沒有在供需兩側、買賣兩方、上下兩端等“對立”中找到“統一”的地方。一般而言，工業代表了生産、行業與供給，商業代表了消費、市場與需求。但真正的産業思維和段位，一定是涵蓋工業與商業、生産與消費、供給與需求、行業與市場的總和。隻有從工業單邊思維到産業雙邊思維，才能拓展商業發展的疆域、打破企業發展的邊界、弱化産業發展的界限，才能培育發展出更多的新動能。

從拓展商業發展疆域來看，無論從B2B、B2C到F2C等等，代表的一個趨勢便是從生産到消費渠道越短而交易成本就越低，那麼消費者剩餘就越大；從打破企業發展邊界來看，無論是制造業服務化、服務業制造化，還是生産即服務、産品即服務、軟件即服務，大量的企業能夠越過中間商直接為消費者提供服務，企業更加垂直化或者平台化；從弱化産業發展界限來看，各行各業借助服務、終端、場景、消費、商業融為一體，不斷打破産業的發展界限，産生出新業态新模式。

三是從生産決定消費到消費決定生産。如果說工業經濟與新經濟最大的差别，那就是生産與消費的關系發生了結構性變化，工業經濟條件下更多的是生産決定消費，新經濟條件下則是消費決定生産。如果說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産業變革與上一輪科技革命與産業變革最大的不同，那就是生産方式與生活方式發生了結構性變化，以往的科技革命與産業變革是生産方式決定生活方式，而新一輪的科技革命與産業變革則是生活方式決定生産方式。正是從工業經濟條件下的生産決定消費，到了新經濟條件下、産業思維條件下的消費決定生産，對企業資源配置方式、行業經營發展形态、市場供需發展結構等等發生了重要的影響。

從企業資源配置方式來看，需要從以往的以産定銷到如今的以銷定産，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從市場的外部反向配置生産資源；從行業的經營發展形态來看，需要從重視車間或工場的制造到重視場景應用，也就是要更加重視将數據、算法、服務與客戶體驗相結合；從市場供需發展結構來看，不僅要從生産的源頭上推進供給側結構改革，還要從外需拉動向内需拉動轉變，打破以往新興經濟體的發展是由外部需求決定的發展結構。幾乎可以說，隻有賺到錢的工業生産加上商貿流通才叫産業，賺不到錢的生産制造叫做工業庫存。從這個意義上，産業一定是有錢可賺的生産與商業。

在此背景下，發端于知識經濟，集大成于數字經濟的新經濟時代來襲。這其中，從知識經濟、信息經濟、網絡經濟、社交經濟、體驗經濟，到平台經濟、數字經濟、智能經濟、分享經濟、生态經濟等新經濟形态、新經濟模式、新産業業态，他們之間不僅存在共同的發展基礎，還存在一定的縱向演化、橫向交織的關系，甚至是一個問題的不同方面或側面。

譬如，知識既是一種生産要素，也是一種生産力，網絡、信息、數字、智能等等都是知識的延伸；網絡既是一種生産要素，也是一種生産力，還是一種生産方式，很多信息化、社交化、數字化、智能化、平台化、生态化以及分享化都離不開網絡；社交既可以與生産方式相結合改變組織方式、管理方式等，也可以與生活方式相結合改變消費方式、治理方式；數字既是一種生産要素，也是一種生産力，還是一種生産方式，是知識、信息的數據資産化以及數字時代的升級版；智能是知識開辟新的疆域，能夠更大範圍運用和提升網絡、信息、數字以及平台、體驗、生态等；而體驗、平台、分享、生态更多的體現了全新的生産組織方式，立足技術創新進行模式創新的經濟形态、經濟模式與産業業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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