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特約撰稿 劉中民

在關于中東的新聞報道中，人們經常要面對一些既熟悉又陌生的組織，熟悉的是它們經常見諸新聞媒體的組織名稱，陌生的是它們的曆史、思想和組織的發展演變及内容，如媒體經常報道的穆斯林兄弟會、巴勒斯坦哈馬斯、黎巴嫩真主黨、土耳其庫爾德工人黨、叙利亞人民保衛部隊（YPG）以及“基地”組織、“伊斯蘭國”及其分支組織等。

在中東地區，除國際沖突外，還有很多沖突發生在國家與非國家行為主體或者不同的非國家行為主體之間，後者甚至成為更為持久、政治解決更困難的沖突。例如，不久前發生的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之間的沖突，土耳其越境進入伊拉克和叙利亞打擊庫爾德工人黨、叙利亞人民保衛部隊等，以及以色列與黎巴嫩真主黨、巴勒斯坦哈馬斯之間的長期沖突，都是典型的國家與非國家行為主體之間的沖突。

一般意義上講，國際關系中的非國家行為體即主權國家以外的行為主體，在國際社會主要是存在于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領域的國際組織，主要包括政府間國際組織和非政府間國際組織。但在中東地區，廣泛存在并能夠實施國際行為的非國家行為體既包含一般意義上的國際組織，如阿拉伯國家聯盟、海灣合作委員會、伊斯蘭合作組織等政府間國際組織，以及社會各領域的非政府組織，還包括大量以族群、宗教、教派、家族等傳統認同為基礎的非國家行為體，如穆斯林兄弟會、哈馬斯、真主黨和庫爾德工人黨。它們不僅對所在國家的主權構成挑戰，而且滲透于中東國際關系之中，具有極強的外溢性，甚至演變成地區和國際熱點問題，對現存國際體系構成挑戰。

作為國際組織的非國家行為主體并非本文關注的對象，本文關注的主要是以民族（族群）和宗教（教派）為基礎的非國家行為主體對中東政治和世界政治的影響。

形形色色的中東非國家行為主體

1. 具有地區和國際滲透、影響能力的宗教政治組織

1928年成立的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幾乎在中東所有伊斯蘭國家設有分支機構，衍生出了形形色色的伊斯蘭組織，其中既有從事合法政治鬥争的溫和伊斯蘭組織，也不乏走上恐怖暴力活動道路的極端組織，這也正是“政治伊斯蘭”現象得以國際化，影響和沖擊中東地區格局和國際體系的原因所在。

黎巴嫩真主黨在叙利亞、黎巴嫩、以色列三國關系中扮演着非同尋常的角色。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2006年黎以沖突均與真主黨有重要關系。黎真主黨一直是黎政府無法控制的準國家力量，嚴格意義上講，2006年的黎以沖突代表着全球化時代世界沖突的一種新類型，即某一國家的非國家行為主體與另一國家的沖突，已非傳統的“國際沖突”概念所能涵蓋。在2012年以來的叙利亞危機中，伴随受伊朗影響的真主黨等什葉派力量進入叙利亞支持巴沙爾政府，以色列和真主黨的較量還擴大到叙利亞，以色列經常以打擊真主黨為由對叙利亞境内目标進行空襲。

當地時間2022年9月1日，也門荷台達，在一場名為“Waad al-Akhera”的閱兵式上，無人機安裝在花車上，參加閱兵的有也門胡塞武裝的高級官員和西部荷台達省的軍隊。本文圖片 人民視覺 資料圖

胡塞武裝在也門政治、海灣地區和中東政治、美國中東政策等多個層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自2011年也門薩利赫政權倒台以來，也門北部的什葉派伊斯蘭主義力量胡塞武裝不僅推翻了也門過渡政府，而且從2015年3月以來與沙特領導的阿拉伯聯軍對抗沖突至今，甚至還對美國的也門政策、美國與沙特關系産生重要影響。

2．有巨大國際影響力的宗教極端組織和國際恐怖組織

“基地”組織是宗教極端組織和國際恐怖組織的典型代表，該組織不僅有完整的宗教極端主義意識形态體系，而且在人員、資金、信息等方面形成了網羅全球的組織體系；在區域聯系方面形成了以“基地”組織為中心，以東南亞、南亞、中亞、中東、北非各國的伊斯蘭極端組織為支脈的組織架構。“基地”組織不僅在西亞北非地區擁有巨大影響，而且通過發動“9·11”事件重創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9·11”事件表明非國家行為主體與國家之間的對抗已經超越了傳統的“國際政治”而走向“世界政治”，顯示了中東非國家行為主體影響國際體系轉型的巨大能量。

“阿拉伯之春”爆發後，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借叙利亞和伊拉克動蕩局勢迅速崛起，并一度超越“基地”組織，成為世界範圍内最為激進和極端的恐怖主義勢力。“伊斯蘭國”與“基地”組織的意識形态有許多相似之處，但也呈現出更為極端和暴力的傾向。“伊斯蘭國”的特點主要包括：堅決主張将建立所謂“哈裡發國家”的目标付諸實踐；特别強調伊斯蘭教什葉派和遜尼派對立，煽動教派仇恨和教派沖突；強調更為極端的“定叛”原則，瘋狂殺戮反對其思想和實踐的穆斯林；強調濫用暴力的“進攻性聖戰”并付諸實施。“伊斯蘭國”不僅對中東乃至整個伊斯蘭世界的民族國家體系構成嚴峻威脅，而且對整個世界和平與安全構成嚴重威脅。

3．尋求獨立統一的跨界族群力量和少數族群力量

跨界族群主要是指傳統聚居地被現代政治疆界分隔而居住在毗鄰國家的族群。在中東，長期困擾伊拉克、叙利亞、土耳其、伊朗四國的庫爾德人問題，是最典型的跨界族群問題。庫爾德人為尋求自治與獨立多次與伊拉克、土耳其、伊朗政府沖突。此外，庫爾德人内部也派别林立，經常發生沖突；由于他們經常以鄰國的庫爾德地區作為活動基地，由此引發鄰國間的不睦和矛盾。在庫爾德人的自治和獨立運動中，建立了各種政治組織，或尋求從所在國分離出去獨立建國，或尋求建立統一庫爾德民族的國家，并尤以土耳其庫爾德工人黨的影響最為引人注目。庫爾德工人黨一些滑向恐怖主義的行動，不僅威脅周邊國家和地區的穩定，而且在歐洲具有強大國際影響。

2016年1月17日，土耳其迪亞巴克爾，土耳其警方展示在打擊庫爾德工人黨行動中繳獲的武器裝備。

2003年伊拉克戰争後，面對庫爾德工人黨的跨境活動和恐怖主義威脅，土耳其多次越境伊拉克打擊庫爾德工人黨，使得庫爾德問題不僅成為影響土伊關系的重要因素，也成為中東地區的又一熱點問題。“阿拉伯之春”以來，叙利亞和伊拉克的庫爾德力量不斷壯大，自治程度不斷提高。在打擊“伊斯蘭國”的過程中，叙利亞和伊拉克的庫爾德武裝成為美俄借助的重要力量，并不斷壯大，但卻引起土耳其和伊拉克政府強烈不滿，導緻地區國際關系異常複雜。土耳其不僅聯合伊拉克、伊朗政府對庫爾德力量特别是其獨立傾向進行打壓，而且多次對叙利亞和伊拉克的庫爾德武裝發動軍事行動。庫爾德問題不僅成為叙利亞、伊拉克政治重建的難題，而且成為影響地區國際關系乃至土耳其與歐美俄關系的重要因素。

非國家行為主體深刻影響中東國際關系和國際體系

第一，非國家行為主體與現存國家的對抗，導緻中東民族國家體系異常脆弱，反國家、反體系運動此起彼伏。

在許多中東國家，以族裔、宗教、教派認同為基礎的非國家行為主體，或在教俗關系上反對現行政權的世俗化體制，或在合法性問題上挑戰現行民族主義政權的合法性，或通過族裔沖突威脅國家統一與穩定，或在對外關系上制造與其他國家的矛盾與沖突，從而導緻中東民族國家體系異常脆弱。

在中東地區，“民族國家”這一國際體系所賦予的“外衣”，在許多中東國家身上穿起來異常别扭，諸多非國家行為主體總是試圖突破其束縛另立門戶。這種影響也恰如某學者所言：“在中東，次國家和超國家認同與國家認同展開競争，激勵着跨國運動，并限制着純粹的國家中心主義的行為。”2021年阿富汗塔利班回歸并建立“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使塔利班從非國家行為體轉變為國家執政者，但迄今仍未得到國際社會認可，其背後既有塔利班自身性質的問題，也有阿富汗在伊斯蘭主義國家屬性方面與現行民族國家體系的矛盾。

2022年8月15日，阿富汗喀布爾，塔利班成員來到美國大使館門口，慶祝塔利班接管政府一周年。

第二，非國家行為主體深刻影響了中東地區的安全議程，構成中東地區沖突的主要參與者。

中東地區的沖突主要有四種形态，第一種為國家間的民族沖突，如阿以沖突、兩伊戰争、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等。第二種為大國對中東問題進行幹涉的沖突，如美國發動的海灣戰争、阿富汗戰争和伊拉克戰争，蘇聯發動的入侵阿富汗戰争。第三種形态即中東國家内部沖突，最為典型的有黎巴嫩内戰、索馬裡内戰、蘇丹内戰等，其沖突多為族群沖突。許多中東國家一直存在族群關系緊張的形勢，使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受到嚴重威脅，尤其以蘇丹、伊拉克、黎巴嫩及也門為典型代表。第四種形态為宗教極端主義組織發起的多層次的沖突，如伊斯蘭極端組織與中東國家政府的沖突、“基地”組織與西方尤其是與美國的沖突。

在各類沖突中，各種民族、宗教、教派、部族等非國家行為主體都是重要的參與者。如黎巴嫩内部教派沖突構成了導緻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重要因素，“基地”組織的恐怖襲擊誘發阿富汗戰争和伊拉克戰争的爆發，伊拉克戰争又導緻伊内部血腥的教派沖突，由此形成了西方學者布贊所謂的“安全複合體”和“安全相互依存”。非國家行為主體構成了推動“安全化”的重要力量，“在許多方面，由于分裂和沖突循環的加深，在今天中東稱得上是一個地區安全複合體的理想案例。”

第三，導緻中東地區體系不斷遭緻現存國際體系的外部幹預。

非國家行為主體發起和參與的各種沖突，不僅導緻諸多中東國家行使主權受到制約，而且成為外部大國乃至國際社會進行幹涉與幹預的理由，甚至釀成威脅國際體系穩定的沖突與戰争。

冷戰結束後，在美國開列的所謂“無賴國家”或“流氓國家”的長長的黑名單上，多數為中東伊斯蘭國家，并對伊拉克和阿富汗進行了“政權更疊”。美國所定義的“失敗國家”多與其國家政權無力控制國内族裔與教派沖突相關，而這些國家碎片化的政治結構和民族宗教沖突在本質上都是西方殖民主義分而治之政策的曆史遺産。但是，美國和西方從來沒有興趣從曆史和現實角度認識西方在中東的“原罪”，反過來卻把政權更疊和民主輸出作為解決中東問題的路徑和方法。其結果是不僅不能根除中東的矛盾沖突，反而引起民族、宗教等傳統力量的反彈。塔利班在阿富汗的浮沉便是最鮮明的例證，并以殘酷而荒誕的方式宣布了美國阿富汗政策的失敗。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的政治悲劇，本質上都是美國和西方利用其國内矛盾和族群沖突進行幹預，但又無力進行政治重建甚至一走了之的結果。

中東非國家行為主體反國家、反體系運動的根源

第一，中東地區體系的脆弱性、破碎性和可滲透性，催化了中東地區非國家行為主體的反體系運動。

在曆史上，中東地區的政治版圖在帝國争奪中多次變更而變動不居，形成了阿拉伯、波斯、突厥、庫爾德人等民族群體頻繁的遷徙與融合的局面，各民族相互之間由于共同的宗教或教派因素具有明顯的開放性和滲透性。

近代以來，中東民族國家體系形成于帝國瓦解和殖民分割的曆史遺産之上。1916年英法秘密簽訂《賽克斯－皮科協定》，劃分了各自在中東的勢力範圍，英國的勢力範圍包括北非的埃及和蘇丹、海灣地區、伊拉克、約旦和巴勒斯坦等，而法國的勢力範圍則主要包括叙利亞和黎巴嫩以及北非的馬格裡布地區。後來的中東民族國家體系基本上根據此勢力範圍而形成。

在西方強加的以領土分化為基礎的中東地區體系下，存在着大量本土反體系力量，它們或是圍繞領土，或是圍繞意識形态，或是圍繞家族和部落群體，或是圍繞宗教，或是圍繞針對西方的态度等開展活動。

由于民族與國家的嚴重不吻合，以及沒有以本民族為主體建立國家的少數族群和跨界族群的大量存在，導緻中東民族國家體系異常脆弱，并時常出現種種複雜的、要求改變現存國家疆界的政治運動，有的是現存國家發起的“領土收複型”運動，有的是借民族統一運動行謀取自身利益之實（如部分國家對阿拉伯統一運動的利用），有的是少數族群或跨界族群力圖擺脫現存國家另起爐竈；等等。在上述運動中，有的非國家行為主體得到其他國家的支持，有的非國家行為主體與他國的同類團體結成一體，從而使非國家行為主體廣泛介入到中東國家的互動關系之中。

對于建立22個國家的阿拉伯民族而言，國家間的可滲透性更為突出，其國内政治和國際關系之間根本沒有明确界限，“阿拉伯國家間關系幾乎沒有真正的外交關系，而是一個擴大了的家庭政治的一部分。”與歐洲在民族國家體系成熟後逐步開展一體化運動的地區主義不同，阿拉伯統一運動與阿拉伯各國的獨立運動相伴而生，甚至早于許多阿拉伯國家的獨立。但在統一運動中，阿拉伯統一成為部分國家追求私利的合法性工具，進而通過影響他國的非國家行為主體推行自己的外交政策。例如，在阿拉伯統一運動中，埃及、叙利亞、伊拉克、利比亞等都曾緻力于推動阿拉伯統一，但終因相互猜忌和不信任無果而終。

在許多中東國家，或者權力結構安排滲入族群和教派因素，或者在民族和宗教政策上出現偏差與錯誤，從而為非國家行為主體發揮作用創造了條件，也埋下了國家内部紛争與動蕩的因素。其典型形式包括：其一，國家權力分割族裔化引發的國内沖突，如曆史上的黎巴嫩内戰和當前伊拉克國家重建過程的權力争奪和教派仇殺；其二，權力壟斷族裔化引發的國内沖突，如在薩達姆時代伊拉克，國家政權為遜尼派壟斷，什葉派和庫爾德人處于權力邊緣，并以暴動和騷亂的方式回應薩達姆的獨裁政權；其三，少數族裔和跨界族群的分離運動引發的沖突，如庫爾德人的獨立運動引發的沖突。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各種沖突都具有典型的外溢性特征，如黎巴嫩内部沖突涉及黎以、叙黎等關系，伊拉克内部沖突涉及兩伊關系，庫爾德問題則涉及多邊關系，并在矛盾激化時演變成地區沖突。

在國際體系下，圍繞中東事務進行國際安排的不公正、不合理，同樣刺激了非國家行為主體異常活躍。從英國對允諾建立統一阿拉伯國家的背信棄義到對猶太複國主義的支持，從美國主導下的巴以分治不公正的領土分割到曆次中東戰争對以色列的偏袒，從美蘇進行代理人戰争到不斷變換的實用主義聯盟，從蘇聯入侵阿富汗到海灣戰争後美國全面掌控中東霸權，從阿富汗反恐戰争到“先發制人”和“政權改變”的伊拉克戰争，再到“民主改造”的“大中東計劃”，中東地區時刻處在主導國際體系的西方霸權與強權的高壓之下。

中東地區所承受的強大外部壓力，在社會草根層面為反霸權、反體系的非國家行為主體滋生和發展創造了條件。以巴勒斯坦問題為例，在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看來，以色列是西方強行植入中東心髒的一顆釘子，是西方“新帝國主義”的标志。“因為它重現了作為一個整體的中東與西方關系的曆史圖景，巴勒斯坦成了穆斯林世界跨越宗教、種族和民族界線的少數共同象征之一”。在此背景下，反以、反西方成為阿拉伯世界民族宗教組織等非國家行為主體進行社會動員的最有效武器，進而孕育出從穆斯林兄弟會、哈馬斯、真主黨等伊斯蘭主義力量，甚至是“基地”組織和“伊斯蘭國”等極端主義力量，并對國際體系産生了深刻影響。

第二，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創造了宗教政治組織崛起的土壤，促成了中東伊斯蘭運動的反國家和反體系運動。

伊斯蘭傳統共同體的普世性理想與嚴酷政治現實之間的矛盾，導緻伊斯蘭主義反對現存民族國家及其由此構成的國際體系，是中東次國家的宗教政治組織反體系運動的内在原因之一。在理想信仰和政治文化層面，“烏瑪（早期指穆斯林公社，後來指信仰共同體——作者注）是整個穆斯林社團存在的唯一完美形式；它不承認民族和國家的地域、邊界，也不承認穆斯林中存在種族、語言的區别。”

但是，自奧斯曼帝國解體以來，伊斯蘭世界分裂為數個民族國家已是無法改變的現實，伊斯蘭世界隻是一個具有共同文化屬性的國家群體而已，遠非能夠采取統一政治立場，發揮政治作用的實體。以緻有學者指出，自西方殖民主義從第三世界撤退之後，伊斯蘭世界是唯一一個未能成功地重新把自己再次樹立為一個重要國際角色的傳統文明。

在中東民族國家内部現代化進程受挫，各種社會矛盾激化，在外部不斷遭遇失敗的恥辱（如阿以沖突）和西方的沉重壓力之際，“複歸伊斯蘭運動顯然是對伊斯蘭國家政治精英在政治共同體内建立合法的公共秩序失敗的一種反應。”

中東宗教極端主義和國際恐怖主義等非國家行為主體的極端表現形态，作為中東伊斯蘭思潮與運動的衍生物，本質上都是在對現存國内與國際秩序徹底失望後，通過扭曲和濫用伊斯蘭教傳統理念，訴諸恐怖暴力方式的反國家、反體系運動。對此，埃及學者巴哈丁曾深刻指出：“在國際法準則和世界和平缺失、雙重标準得以通行，在四處籠罩着感覺到的暴虐和冷酷，以及橫行霸道卻無望改變的氣氛中，在那些失去希望、被剝奪工作、備受痛苦和絕望煎熬的人中，充滿了空間上的陌生感，他們隻能把時間上的距離感當作精神寄托，把極端主義思想和恐怖主義當作解脫和透口氣的情況下，恐怖主義仍将會在世界各地繼續存在，而且，随着持續不斷的經濟蕭條及其對政治、社會和心理造成的沖擊，恐怖主義還會愈演愈烈。”

總之，中東地區擁有當今世界最為獨特的地區體系，這是一個既開放又充滿排他性的地區體系。其開放性表現在受曆史上的帝國、民族、宗教等方面聯系的影響，使得民族、宗教認同以及以之為基礎的政治思潮可以跨越民族國家進行滲透；其排他性表現在以阿拉伯、波斯、土耳其、猶太、庫爾德等民族以及以遜尼派和什葉派為分野的各種認同又存在強烈的競争和排他性。而近代以來西方突破政治地理和人文邊界人為建立的民族國家體系，造成中東民族（族群）和宗教（教派）之間錯綜複雜的矛盾紐結。簡而言之，古今内外的複雜因素導緻中東以民族、宗教為基礎的非國家行為主體層出不窮，它們既是西方強加的國際體系和地區體系的受害者，也是國際體系和地區體系的挑戰者。

“中東睿評”是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劉中民教授的專欄，堅持現實性、理論性、基礎性相結合，以曆史和理論的縱深回應現實問題。

責任編輯：朱鄭勇 圖片編輯：陳飛燕

校對：栾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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