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着三百年曆史的威尼斯地标——弗洛裡安咖啡館從11月9日開始“放假“。 （沉白白供圖/圖）

靴子終于落地

2020年10月13日的下午，鐘點工阿姨發來短信說要失約當天的工作。她的一位雇主家中出現了陽性案例，因此她也正在自我隔離并等待檢測結果。再回頭看滿地狗毛，心裡一隻靴子終于落地：該來的跑不掉，新冠離我越來越近。

現在回想起來，事情可能從更早的時候就開始變壞了。五月的第一波封鎖尚未解禁，對面樓鄰居們站在我家門前小路上，相隔一米喝酒聊天。興之所至還搬出了音響，跳起露天迪斯科。大家讨論着夏季度假的計劃，一對父子買到0.5折機票，要在八月去西班牙著名的電音海島伊比紮。随後的整個初夏，享受着第一階段封鎖成果的時光似乎甯靜而充滿希望：本地每天僅個位數的增長，餐廳和酒吧紛紛爆滿，我們也在後院舉行了暖屋派對，去了小狗海灘，甚至還戴着口罩觀看了兩場演出。

但病毒并沒有真正消失，它躲在各個角落随時準備反撲。我在9月初重新感到緊張，因為度假季節的人口流動帶來新的擴散，意大利開始在機場對西班牙和希臘歸來的旅客進行快速檢測。對門的父子恰巧在強制檢測前一天到家，爸爸笑說自己很幸運，又邀約鄰居們“晚上9點出來喝啤酒”。那天9點的時候我透過窗戶看到他從家裡出來，但并沒有其他鄰居響應：烏雲就這樣回來了，此時距離歐洲的第二輪大規模封鎖還有兩個月。

我們身處在什麼樣的困境

10月19日，我和先生第一次接受了咽拭子測試。鐘點工阿姨拿到陰性結果後恢複了工作，我們也需要兩份檢測報告以便參加球隊活動的拍攝：當天所有的工作人員都需要提供72小時内的陰性證明，米蘭經紀公司選送的八名女模中，有三名因陽性被拒。這是我自1月國内疫情爆發以來的第三個工作，全程戴着兩層口罩完成。作為一名常駐歐洲的婚禮策劃和活動攝影師，2020顯然是非常糟糕的一年。當政府、高科技企業和銀行推行“智能辦公”，雇員紛紛在家工作時，活動和會展行業消失了，旅遊行業短暫地複蘇之後又再度癱瘓，而更多基礎服務崗位的勞工們，則陷入長期甚至永久性的失業。

為本地品牌拍攝畫冊是巴西模特Laila今年唯一的專業工作。 （沉白白/圖）

23歲的Laila是我們合作的一名巴西籍模特，今年除了一個本地品牌的畫冊拍攝，她沒有接到任何演出，隻得在咖啡館兼職。10月24日意大利總理孔特簽署法令要求所有的餐飲場所在下午6點後停止堂食，作為晚班服務員的Laila失去了最後一份工作，也即将失去她的居留許可。返巴西路途危險，再回歐洲機會渺茫，權衡之下她向市政府遞交了結婚申請以便繼續合法留在意大利，新郎是她剛交往三個月的男朋友：他的家人甚至尚不知情。

Laila的男朋友有一份“無限期合同”的辦公室工作，在2020年的意大利這意味着珍貴的安全感。春季的封鎖期間，意大利有300萬家庭收入減半，50%的企業面臨倒閉，社會總體就業率下降至57.6%，為金融危機以來最低，其中15-34歲青年群體就業率甚至不及40%，僅在封鎖的第二季度就有47萬年輕人失去了工作，其中也包括我和丈夫。而社保總局發放的救助金則大漲近6倍，絕大部分是中小企業停業及雇員補貼。第一次封鎖意大利社會總損失約2240億歐元，人均約4千歐相當于中國2019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平均數。這個數字對應到我們家賬本上，是非必需品的全面消失：去年我們在服裝配飾個護彩妝等方面的開支近萬歐，今年這個數字是五百。

然而我們依然是幸運的，因為沒有店面房租、運營和薪酬的壓力。威尼斯最負盛名的弗洛裡安咖啡館在11月9日宣布“放假”，重新開放的時間要視疫情恢複情況而定。本來今年的12月29日它将迎來自己三百歲的生日，在三百年的曆史中它僅因戰争短暫關閉過，可以說是聖馬可廣場上的精神坐标。它的對面是威尼斯另一家頂極餐飲集團Alajmo，擁有三家米其林餐廳，咖啡廳和甜品工坊，共計220名員工。今年整個集團收到了來自政府10萬歐元的補助，然而根據董事長拉斐爾的估算，全年營業額将減少750萬歐元，維持運轉所需的差額求助于銀行的過橋貸款，但這毫無疑問會讓未來和今天一樣艱難。

在11月6日開啟的秋季封鎖中，預計至少有十二萬餐飲企業倒閉，46萬名雇員“被迫退休”。這是法案起草之前智囊團評估得出的參考數據，對于孔特和意大利來說，又是不容商榷的代價。

具體到每個家庭也有自己的代價與掙紮。

倫敦的朋友小米是一位在投行工作的職業女性，也是兩個孩子的母親。疫情開始時她早早地申請了在家辦公，那時英國的學校還沒停課，她甚至為孩子們請假。但兩個孩子網上授課半年後英國單日新增破萬，她卻無法再将孩子留在家中而是堅決送回了學校：“在家辦公”對職場媽媽來說是同時承擔兩份全職工作，一份來自公司，另一份是24小時無休的媽媽。在歐洲當前的經濟環境下，保護好一份工作還房貸買牛奶和消除健康風險之間，誰也無法作出絕對保守的選擇。

巴黎的朋友小靜是一位全職媽媽，4月剛剛生完二胎，婆婆在歐洲爆發前趕到巴黎幫她坐月子，随後中歐斷航一滞留就是半年。一個小公寓裡平時要住下五個人，丈夫在家辦公，新生兒哭鬧不休，大孩子也不能去托兒所，正是精力過剩的年紀。好不容易熬到9月，經曆了無數次退票改期之後把婆婆送上回國的飛機，大孩子入學幼兒園。法國疫情再次爆發，巴黎封城，小靜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隻求年初就買好的聖誕節回國的機票不要取消：她已做好準備在全球疫情結束前兩地分居，但誰又能知道疫情什麼時候結束呢？

Jun是一位年輕的華人企業家，在威尼托擁有餐廳和酒吧。他沒有錯過任何一筆新冠補助或貸款，積極開辟了露天座位和外賣送餐，為員工申請了補助，用盡所有辦法“活下去”。但二次封鎖令下來的次日，他終于也在朋友圈幹起了代購。

而我因為龐大的社保賬單終于決定預約政府擔保的救助貸款，但銀行很快回複郵件說不知何時才能重新開門。

2020年威尼斯電影節期間，往日人滿為患的Jesolo海灘，今年上座率不到從前的一半。 （沉白白/圖）

歐洲各國早已失去内循環的可能性

當下的歐洲，幾乎給出了關于新冠流行最壞的圖景。各國重新陷入封鎖，各地遊行示威，恐怖主義擡頭。新冠在歐洲早已不是公共衛生問題，而是社會經濟全面的危機。3月政府預期2020年意大利全年GDP增長-9%，如今還要繼續下調。歐盟公布的數據顯示第二季度歐元區GDP錄得11.8%的降幅，是1995年後最嚴重的一次衰退。第三季度預期略有好轉，但當前新一輪的流行又讓即将到來的聖誕新年籠罩在愁苦的氣氛中。事情發展到今天，真的是由制度層面的傲慢和輕視造成嗎？我認為不能如此歸因。新冠在全球的蔓延越來越像一次超級規模的自然災害。大部分人遭受了沖擊，也需要自己承擔損失，政策無法消滅飓風，它隻是用來安頓無家可歸的人，為其提供最基本的照護。

歐洲的繁榮自古來源于人員、物資和财富的流通。在簽署申根協定，建立歐元區之後，國家更多的扮演一個政治角色，民衆的腳下沒有任何“鄉土”的繩索。新冠在歐洲此起彼伏的擴散，正是建立在這種人口高度流動的模式之下，要讓幾十個國家同時按下暫停，等最後一個病例清零，絕無可能。

事實上即使是最不值一提的暫停，都可以把蝴蝶翅膀下的風傳到很遠的地方。比如威尼斯附近有一個巨大的“中國商城”，掌握着意大利北部和東歐的小商品和低端服飾市場。當一千三百公裡外的華沙封城，商家為隆冬準備的仿毛皮大衣就要積壓了。而近日商城傳出感染病例，如果進一步爆發，下個月布拉格人家裡的聖誕樹恐怕也亮不了燈。

即使撇開商品的流通不談，如今歐洲社會的基本運轉也要靠“流動人口”支撐。根據諾丁漢大學的研究顯示，歐洲各國就業中的移民有30%就職于衛生、公共清潔等必要的服務部門；在法國和丹麥等國家這個比例更是超過40%。移民們具有更高的流動性，更低的收入、保障與醫療條件，平均比當地人口晚8-9天接受新冠檢測。甚至威尼托大區第二輪爆發的起點便是位于Treviso的難民營，和Padua剛果社區的戶外聚會。

歐洲的困境，更像是一個無法破局的死循環。疫情導緻的經濟衰退引發失業等社會問題，而人們對各種社會問題做出的反應比如集會，又再一次加重了疫情。甚至國家與國家、地區與地區之間、不同的人群之間也存在着一條猜疑鍊：既然整個局面什麼時候結束要由最後一名決定，那我是不是應該盡可能複工複産多賺錢過正常日子才劃算？

包括病毒也在變，秋季爆發中意大利的無症狀感染比例約為93%，年輕人們在不知不覺中感染又自愈。40歲以下陽性死亡率低于0.2%，而70歲以上人群因為大多有基礎病，陽性死亡比例高于25%（意大利統計口徑中隻要核酸檢測陽性即計入，不論最終死因是否是新冠病毒引起的肺炎或并發症），這中間巨大的差異，造成不同群體對待防疫的積極性完全不同，在年輕人這裡，主動隔離積極抗疫，實際上是一種為他人利益而進行的自我犧牲，所以它注定無法被強力而持久地推行。

歐洲房地産市場，尤其是是獨棟和豪宅持續火爆，封鎖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中産以上家庭對家居環境的要求變高了。 （沉白白/圖）

公平正确和高效是不可能三角

除了經濟和公共衛生之間的博弈，事實上歐洲的新冠大流行還讓我們看到了更多水面下的沖突。公平、正确和高效在這裡形成了“不可能三角”，即同時滿足其中兩個條件時，第三個一定不滿足。

在春季的第一次封鎖時，意大利選擇了正确和高效。整個社會生活的嚴格停擺迅速拉平了感染曲線，Rt也降到了1以下，似乎取得了不錯的成績，于是我們迎來了夏天短暫的複活。但它無法持續，因為嚴重的不公平。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得以在家遠程工作；就業最不穩定、收入最低的服務行業大量失業。擁有股票和房産等資産的人坐享升值，封鎖之下房價甚至上漲了5%。無産者陷入生存危機，全國85萬家政從業者中1.3萬失去了工作，其中大部分是沒有其他收入來源和固定住所的移民。學校關閉了，中産階級家庭的孩子使用智能設備遠程授課，他們的父母雖然育兒壓力增加，但至少沒有失去工作。而另一些需要在家庭育兒和外出工作間做出選擇的人，通常是母親，遭遇了被迫失業回家，失去收入甚至面對更多的家庭暴力。企業領域的馬太效應也非常明顯，外賣平台Glovo賺得盆滿缽滿，家庭經營的小餐館卻必須支付30%以上的平台費用；相比在店内堂食，算上菜單提價和送貨費，點餐用戶甚至需支付高達50%的溢價。

在秋季的第二次封鎖時，意大利選擇了正确和公平。這一次托兒所到初中都繼續開放，盡管不時有一個孩子感染導緻全年級隔離的情況發生，每個人都知道不能再把孩子們留在家裡，否則将會造成更為長遠的不公平。地區之間按危險程度劃分，允許低風險區内的自由流動，也允許小業主們繼續經營。孔特希望盡可能讓大家不丢工作，尤其是年輕人：畢竟新冠對他們來說危險性不足為慮，為了老年人的健康讓大批年輕人困在家中陷入貧困，絕不會是好主意。但它勢必是低效的，隻是為維持最低限度的社會秩序而做出的努力，目标是不再爆發人道主義災難。執行一周後每日新增陽性仍在2-3萬徘徊，甚至一度逼近4萬。至于什麼時候消滅病毒，隻能寄希望于群體免疫：無論是感染數量足夠大，還是疫苗的普及。

這個歐洲的夏天，很多人不願意去餐廳湊熱鬧，便全家帶着午飯去湖邊野餐。 （沉白白/圖）

相對公平又高效的方法也許也存在。比如嚴格執行的個人追蹤系統（健康碼），類似于航班熔斷的責任制。但它在歐洲的文化與政治語境下實在有諸多法律或執行方面的困難，并不可能推廣開來。至于超高額的社會救助補貼與嚴密封鎖的結合，則可能成為過去累積的債務危機上，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所以意大利乃至歐洲的抗疫，就是一次沒有正确答案的大考。孔特自三月簽署第一份總理令開始，每天都在挨罵。從報紙雜志到社交媒體，到處是質疑甚至反對的聲音。但他真的做得很差嗎？不見得。他在自己的職權範圍内打擊新冠的态度堪稱堅決與強硬。但在這樣的時刻，或者說政客們在整個政治生涯中，挨罵就是他們一項工作。鮑裡斯在挨罵，馬克龍在挨罵，桑切斯也在挨罵。理解了他們的使命，看到了病毒作為大自然造物的強悍，我在對自身的重新審視中原諒了渺小與無能的部分，隻得再次填滿冰箱躲回家裡，靜等風暴過去。

沉白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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