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陽證”和“格陽證”是少陰病陰寒内盛四逆湯證的進一步發展，陰寒盛極與陽氣相格拒，寒逼陽越，但因其陽越程度不同，量之多少不一，故結合症狀表現部位，将其區分為“戴陽證”和“格陽證”。

戴陽證

關于“戴”的含義，《說文》雲：“分物得增益曰‘戴’。”段玉裁注:“引申之凡加于上皆曰‘戴’。”即凡加在頭、頸、面、肩上、胸以上的事物均為“戴”。故《爾雅》說：“戴，覆也。”《孝經·援神契》注：“在上曰戴。”可見，“戴陽”即“陽在頭面”之意。因陽氣具有向外、向上的特性，故“戴陽證”指因寒邪内盛，逼陽上越，集于頭面，而見面紅如妝的證候。

《傷寒論》第314條說：“少陰病，下利，白通湯主之。”第315條說：“少陰病，下利，脈微者，與白通湯；利不止，厥逆，無脈，幹嘔，煩者，白通加豬膽汁湯主之。服湯脈暴出者死。微續者生。”

少陰病下利、脈微，是少陰病實寒四逆湯證“惡寒踡卧、手足厥逆、嘔吐洩瀉、下利清谷、脈微欲絕”的簡略表述，從症狀描述上看，并無陽氣外越上浮的面赤表現，但從治療用方中蔥白通陽的作用來看，可以确定本證是陽氣被陰寒逼迫上越的戴陽證，即除了典型實寒四逆湯證的臨床表現外，應有陽氣上越而引起的面紅如妝等症狀。

白通湯中，以蔥白四莖替換四逆湯原方中之炙甘草，除四逆湯原有的祛寒回陽功能外，加入蔥白以通陽氣，使上越之陽回複歸位，故名之曰白通湯。

從該方主治可以看出，本證上越之陽是因陰寒所逼而上越，并非因陽虛至極而外越，否則當以桂附大補陽氣，而不能再用蔥白通透——其證以寒盛為主要矛盾，而陽氣并不太虛，也反證四逆湯證是以寒盛為主的實寒證，而非以陽虛為主的虛寒證。

寒盛陽越形成戴陽證，以白通湯治療。服用白通湯後，不惟下利沒有停止，厥逆仍在，且脈微變為無脈，嘔吐轉為幹嘔，更陡增煩躁，此既非藥不中病，也非病情加重，而是内寒太盛，突然服入大辛大熱藥物，寒熱相互格拒，一時氣機窒塞所緻，故治療仍用白通湯，并加入人尿、豬膽汁等寒涼之品以反佐熱藥，即所謂的“治寒以寒”“甚者從之”之意。

服用白通加豬膽汁湯後，若脈搏驟然暴出，是陽氣突洩之危象；若脈搏時斷時續，慢慢增強，則是陰寒漸退，陽氣回歸之佳兆，故雲“服湯脈暴出者死，微續者生。”

格陽證

“格”，本意為樹木的枝杈。司馬相如《上林賦》：“夭嬌枝格，偃蹇杪颠。”引申為“阻止、擱置”。《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謂：“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此處“格”即“格拒、格格不入”之意。格陽證指因陰寒内盛，格拒陽氣，使陽氣不得歸位，反而外越，出現一系列寒盛于内，陽浮于外的臨床表現。

《傷寒論》第317條：“少陰病，下利清谷，裡寒外熱，手足厥逆，脈微欲絕，身反不惡寒，其人面色赤，或腹痛，或幹嘔，或咽痛，或利止脈不出者，通脈四逆湯主之。”此少陰實寒四逆湯證的典型證候，原文直接點出其病機是“裡寒”，而非陽虛；與四逆湯證不同之處在于點出“裡寒”的同時，又提出“外熱”。 “外熱”不是病機，而是症狀，是體表發熱。

此“外熱”自何而來的呢？系内寒逼陽外越，陽氣浮越于表所緻。此與陽虛發熱有所區别，陽虛發熱盡管體溫有所升高，但病人仍舊惡寒；同時，與表證體溫升高，病人怕冷的發熱惡寒并見也不相同，與陽明熱證的發熱惡熱更是有明顯區别。除外熱、身反不惡寒外的格陽表現外，還有陽氣上浮“其人面色赤”的戴陽表現。

格陽證何以又出現了戴陽的表現呢？一是由陽氣向上向外的特性所決定——既然陰寒内盛，逼陽外越，陽氣浮越到肌表，那麼必然也會向上浮騰，故格陽證既有發熱、身反不惡寒，也有其人面色赤。二是由外越的陽氣的多少所決定——戴陽證中陽氣浮越較少，陽氣又有向上的特性，故集中在上部頭面而成戴陽證；而格陽證中陽氣大量外越、上浮，彌漫體表上下，故格陽證中也有戴陽證之表現。

比較而言，戴陽證是陰寒内盛，逼陽上越，陽氣外越較少，僅限于頭面上部，故僅見面紅如妝；格陽證則是陰寒盛極，逼陽外越，陽氣大量外浮，體表頭面均有，故見發熱不惡寒，其人面色赤——類似浴池的水蒸氣，量少時則集中在上部天花闆，量大時則彌漫于整個房間。

從某種意義上講，戴陽也是陰寒與陽氣格拒，故戴陽證之實質也是格陽；格陽證陽氣也上浮頭面，故格陽證也包含了戴陽。格陽、戴陽，隻是為了區别兩證陽氣浮越程度和部位的不同。治療上，都以祛寒為主——戴陽證以通陽為輔，故以四逆湯甘草易蔥白；格陽以回陽為輔，故以四逆湯加重藥物用量。

格陽證的治療用通脈四逆湯，方用炙甘草二兩、生附子大者一枚、幹姜三兩（強人可四兩）。從藥量來看，與白通湯的蔥白四莖、幹姜一兩、生附子一枚比較藥物用量明顯較大，說明格陽證無論是陰寒盛的程度，還是陽越的程度，都比戴陽證重，故格陽證自然也包含了戴陽證。

在方藥加減中，“面色赤者，加蔥九莖”，這分明是白通湯方意。面色赤是戴陽的特征表現，加蔥白九莖，又明顯多于白通湯的蔥白四莖，其通陽力量顯然更強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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