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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飛天始于十六國,終于元代,跨越了十朝,曆時千餘年,完成了從外國香音神到中國飛天的演進,形成了一種佛教造像中的中國化、民族化的伎樂飛天形象,敦煌成為飛天最後的歸宿。
“男”“女”之變莫高窟初建時,敦煌地區的畫師畫工們對于佛教題材和外來藝術還不夠熟悉,在壁畫方面還處于模仿階段,在運筆與着色方面顯得較為豪放,具有粗擴樸拙之感。
敦煌石窟第285窟 釋迦、多寶二佛說法
北涼時期,飛天的造型吸取了西域畫法,造型樸拙,色彩厚重。身體粗短、厚重,面相豐圓,大鼻子,大眼睛,眼窩深凹,耳朵大,且多為男性,并且動作比較僵硬,飄帶舞動的形式單一,身形呈“U”字。
到了北魏時期,雖然總體造型仍以西域飛天為主,但具體形象上已發生了變化,逐漸流露出中原之風。最明顯的标志之一即飛天開始出現由男性轉為女性的趨勢,顯露出女性婀娜秀美的體态。此時飛天的臉形已由豐圓變得修長,眉清目秀鼻豐嘴小,五官勻稱協調。頭有圓光,或戴玉珠寶冠,或束圓髻。
敦煌莫高窟第272窟 天宮伎樂和飛天
西魏:承上啟下的時代西魏時期,中原的佛教、道教向西傳到了敦煌,敦煌飛天将西域飛天、中原飛天、道教飛仙相互交流融合,出現了三類飛天:
一為西域飛天。最突出的形象就是他們的“小”字臉。這類飛天在繼承北魏飛天的造型和繪畫風格上,将乾闼婆和緊那羅合二為一,形成了後來的飛天。
二是中國神話中的羽人。其特點是羽臂翅膀,面如獸,常持節飛行于諸神之間。東陽王榮出任瓜州(古敦煌)刺史期間,将中原的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引進敦煌,神話中的羽人形象也出現在莫高窟中。
敦煌莫高窟第249窟 飛天(漢人服飾) 西魏
最後一類是“秀骨清像”式的中原飛天。這種飛天是由中國道教飛仙和印度教飛天相融合而形成的。一方面,中國的道教飛仙不再有羽翼,身體上半身裸露,脖子上挂有項鍊,長裙系于腰部,身披帛帶。另一方面,西域飛天頭上的圓光和印度寶冠也被束起的發髦和道冠取代。此時的中原式飛天,飛動感已大大增強,但還不夠輕盈自如。總體而言,西魏時期的飛天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
敦煌莫高窟第249窟 飛天 西魏
霓裳曳廣帶,飄入世俗間北周與隋朝的敦煌飛天可以看做是早期飛天的終結,盛唐飛天的前奏。北周時期的飛天身姿婀娜,更具音樂感與舞蹈感。隋朝是敦煌飛天數量最多,流行範圍最廣的朝代,中原畫風逐漸占領主導地位,飛天的造型基本呈現為中原女性形象。
敦煌285窟 持花飛天
進入唐代,敦煌石窟空前輝煌。彌漫于空氣中的包容與開放為敦煌石窟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經過三百多年的發展,“飛天”終于在唐代完成了中國化的演進曆程。在人物形象上,飛天呈現為女性化與世俗化。從他們的發式、穿戴、面部貼花都可以看出當時人們的生活習俗。在題材與形式上,“淨土變”這一全新的領域進入唐代飛天,展示了場面恢宏,色彩絢爛的佛國景象。唐代還出現了雙飛天、四飛天,他們有的環繞寶蓋,互相追逐,一個在前,揚手散花,反身回顧,揮手撒花,前呼後應,表現出一種既奮發進取,自由輕松的精神力量和飛行之美。
敦煌莫高窟第329窟 飛天藻井 唐
中國繪畫在唐代進入到一個高峰,這使得佛教藝術會将中原作為仿效的基準。唐代飛天受宮廷舞蹈和仕女畫的影響,趨近人物畫範疇,采用工筆勾勒。線的運用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唐代敦煌飛天瑰姿豔逸、靈動飛揚的圖像效果。唐代吳道子的宗教題材繪畫有着“吳帶當風”之稱。他所創“白畫”将中國式的線條發揮到了極緻。“吳帶當風”的線描成就也影響到敦煌飛天。飛天身上纏繞的飄帶随風而動,妖娆靈動,盡顯悠揚、騰挪之勢。
敦煌飛天的飛動之美,更達到了雄渾豪放與秀麗飄逸的和諧統一。而唐以後,敦煌飛天則逐漸走向衰落。
敦煌莫高窟第322窟 持幡飛天 唐
敦煌莫高窟第329窟 說法圖中的飛天
原文作者:李奕辰
原文來源:《藝術品鑒》2018年10月刊《從“有翼天使”到敦煌“飛天”——“絲綢之路”壁畫演繹藝術本土化》
(因篇幅限制,原文有删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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