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3月日本本來就不景氣的經濟随着東京證券交易所的股價暴跌，大量中小企業因此紛紛倒閉，再加上1929年美國爆發著名的“大蕭條”經濟危機，而這場持續四年的資本主義風暴也很快就波及到了日本。

國内外危機結合後，短短時間之内日本的失業人口就節節高升，僅城市失業率就高達15-20%。

由于“大正民主”（1912-1926年）期間，日本自由民主化思潮覺醒，以至于出現了“反天皇”的輿論。在1910年的“大逆謀刺”之中，刺客就曾廣為宣揚“日本天皇并非神的兒子，而是來自九州一隅，曾殺人越貨的強盜”。甚至1923年行刺皇儲未遂的刺客，還在法庭上公然诘問法官是否相信天皇具備“神性”。

如果說這種反天皇的激進分子尚屬少數派，可随着西方近代自由主義思潮在日本的傳播，日本普羅大衆也開始質疑不受政府約束的天皇卻坐擁“金山銀海”一般的财富是否恰當。

因為輿論壓力過大，就連宮内侍從官都不無抱怨的說道：“如果人民能理解天皇的财富既是國家的财富，就不會有此怨怼了。”

日本社會思潮蠢蠢欲動，又适逢日本國内經濟危機撞上大蕭條。若無舉措，日本國内積攢的矛盾，必然會将矛頭最終指向内閣乃至皇室。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政府在1932年制定了移民計劃，将大量的失業市民和農民組建成開拓團輸出到東北進行墾殖。

為了配合國内轉移“不穩定分子”，并将東北完成本土化，關東軍方面亦從東北現實出發，在當年9月制定了以軍墾為核心的《滿洲移民綱要》。

而為了減少日本國内民衆對移民東北的抵觸，日本政府決心将僞滿洲國首都新京建設成“王道樂土”的典範，“大東亞共榮”的楷模。因此不惜人力物力投入到這座城市的建設之中，以至于新京在粗具規模之後，就已經有很多方面都已經超過了大阪和東京。

1932年滿鐵在日本政府授意下，正式将長春更名為新京，并開始對新京進行建設規劃。為此成立了直屬僞滿“國務院”的“滿洲國都建設局”負責具體的施工建設。

在确定了規劃方案之後，僞滿“國都建設局”将新京建設分為了三期，确定總規劃面積為兩百平方公裡，其中核心都市區的面積則為總面積的一半，可供五十萬人口生活居住。

在《大新京都計劃》的規劃之中，從安民廣場到順天廣場的順天大街為整個新京建設的重中之重，包括僞滿帝宮、僞滿國務院以及各部衙在内的重要政治機構都林立在彼處。

而在大同廣場這個新京的幾何中心，則雲集了滿洲電信電話株式會、僞滿中央銀行、僞滿國都建設局以及僞滿首都警察廳。

為了彰顯這些新京核心建築的體統威儀，在新京計劃書之中，主幹道的寬度最高可達60米，次幹道亦達10-18米。同時還規定，為了維護新京的市容市貌，城區之内不允許出現高架電線，統統采用地埋式。

但這些城區道路和權威建築的建設雖然看來恢宏，甚至比起東京、大阪這些日本國内城市亦不落下風，甚至還略勝一籌，但真正讓“新京”這段曆史影響到後來長春的建設格局，其實是現代城市理念的引入。

當時日本國内論資排輩的風氣嚴重，再加上自“大正民主”以來，日本保守政治勢力排斥歐美文化，這就導緻了許多日本的西式學人沒有用武之地，而新京的建設則給了他們一個一展所長的機會。

在新京建設之上，僞滿國都建設局雲集了日本建築業的一時群英，故而在整體規劃上，建設局博采衆長，但其主要采納了“田園城市”跟美國現代都市化規劃的精要，旨在建設一座令人生活感到舒适的現代都市。

由于工業化的加深，現代都市裡的道路日趨繁雜，而光是依靠行道樹和點綴在城區中的公園并不能讓“新京”成為“森林城市”。

所以當時建設局決定效仿法國十九世紀對巴黎的改造，采用了直角交叉、方格網絡和放射性道路等規劃，并同樣在重要路口設置了街心公園，以提供更多的都市區内的綠化面積——在新京規劃的街心公園之中，又以大同廣場和安民廣場最為廣大，前者直徑足有300米，後者稍小也有244米。

對城市道路用地上的綠化尚且如此精細布局，僞滿國都建設局當然不會在整體建設上忘記規劃“新京之肺”——在南嶺跟協和廣場區域内，僞滿首都建設局在此建設了當時亞洲最大的動物園和體育場館，使得此區域綠意盎然，至今仍是長春重要的文娛區域。

1942年之時，新京綠化雖然才粗成規模，可其人均綠化面積已經跟華盛頓相仿佛，遠遠超過了日本國内的東京和大阪，一時之間在日本被譽為“森林之都”。

但這對于當時僞滿國都建設局的頭号專家，日本二十世紀重要建築學家佐野利器而言，順天大街上的權威建築跟僞滿帝宮的建設不過是奉旨辦公，甚至參照巴黎将新京建設成一座高度綠化的城市，都并非是他遠渡山海來此的真正目的所在——畢竟這在歐美是已經實踐過的建設規劃。

具體而微的“人性化”宜居都市，才是佐野利器所看重的核心概念。

當時的長春舊城内，并沒有現代的衛生廁所系統，下層市民由于居住在20平米的狹小房屋内，就連營造茅坑的地方也無，往往隻能在背街角落裡解決大小便。這就使得一旦到了雨天，整個長春的街頭往往就會糞水橫流，肮髒不已。

在長春舊城的中、上市民雖然如廁的環境稍好，但也不過或是在起居室内用馬桶解決，然後傾倒院落裡的糞坑中。亦或者在糞坑上搭兩塊木闆，建一個擋風遮陋的茅屋而已。而這兩者在常年浸透下，也難免污染到井水甚至整個地下水系統——古都西安數易其址的一個原因，便是因為地下水在遭到糞水污染後，變得鹹苦難咽。

正是基于長春舊城的惡劣環境，佐野利器最終推動僞滿國都建設局全面推進“沖水廁所”，并且一改當時日本大城市采用的合流式排水法，推進雨污分流法。這種分流式排水法不僅能夠極大的提升城市衛生狀況，還能為雨季集中在夏天的新京，在最大程度上去利用雨水。

東北冬季的嚴酷氣溫，也讓新京成為了第一個全面普及煤氣的亞洲城市，同時佐野利器還考慮到通勤距離在冬季帶給新京市民的困難，從而将居住區到地鐵站的距離規劃到了步行15-20分鐘的範圍内。

然而這一切看起來美好現代的“新京”其實與當時住在這座城市裡的絕大中國人無關。因為日本人之所以大力投入建設新京，本身是為吸引日本移民前往東北，并且作為輿論宣傳的工具。

要知道在當時的大部分日本人所處的生活環境甚至可以說遠遠不如新京，所以日本人又怎麼可能平白無故讓幾十萬“亡國奴”坐享如此優渥的生活呢？

現代化的新京隻是新建的街區，而這些街區隻供日本人與僞滿權貴居住，數十萬的土著中國人所居住的長春舊城則毫無改變。

日本人所居住的新區自來水普及度高達90%，而與之相對的是中國居民自來水普及率隻有30%，中國煤氣用戶隻占中日總用戶的0.7%。

中國人自來水的普及率尚未過半，所以佐野利器所期待的“全城沖水廁所”也僅僅在新區普及。

事實上東京、大阪等城市也未嘗不想用分流排水法，但都被開支的浩繁所吓退——佐野利器曾在關東大地震後，組織重建東京被毀的小學，但因為其試圖全部采用耐火磚料，而被東京教育局提出“所用太奢”的反對意見。

日本對東京的重建尚且如此，又怎麼可能指望日本人為長春舊城去付出巨大代價，就為改善當地中國人的居住環境呢？事實上，日本人為占據新京不受伊通河洪澇災害的西區以營建新區，還強行将數十個村落驅趕到地勢低窪的東邊。

對于長春而言，“新京”這段曆史最為重大的影響，并不是留下了如今大同廣場、新民廣場周遭的恢宏建築。而是佐野利器等日本建築學人為長春所留下的“森林城市”、“宜居都市”這樣的現代城建概念——雖然其主觀上是為了服務日本的侵略戰争，但毫無疑問這樣的現代概念至今仍在回響。

如今長春的人均綠化面積高達41.76平方米，不僅在國内名列前茅，堪稱東北省會第一，甚至還超過了不少歐美城市，無愧于森林之都的美譽。但值得強調的是，而今長春主城區内的總綠化面積高達119.3平方公裡，而其中的49.2%則建設在2000-2016年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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