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並稱始於何時？是近代以來經學史、思想史、哲學史論争的一大熱點。受疑古思潮影響的學者認為先秦沒有“六經”或“五經”，到秦或西漢，《周易》才進入儒家系統，《詩》、《書》、《禮》、《樂》、《易》、《春秋》才開始並稱，才有六經之說。[1]這種觀點，在中、日兩國學界影響極大，在讨論先秦秦漢學術和思想方面引起了一系列嚴重的問題，很有認真地進行系統探讨的必要。

一

說先秦沒有“六經”並稱之說，是由孔子與《周易》無關說引發的。疑古學者認為《禮記》和《史記》關於孔子與《周易》的記載不足為據，對於《論語·述而》篇、《子路》篇以及《莊子·天運》篇、《天下》篇的有關記載他們又作了完全不同於前人的解釋，因此，孔子與《周易》無關說似乎是天衣無縫了。但事實是無情的，不但傳統文獻的記載難以推倒，而且一系列新的出土材料更是直接證僞了此說。

1973年底，湖南長沙馬王堆三号漢墓出土了十二多萬字的帛書。其中有六篇易傳，共一萬六千馀字。這六篇帛書易傳的第一篇是《二三子》，經拼接整理，共36行，2600馀字。帛書《二三子》記載的是孔子與他的學生“二三子”關於《周易》的問答，較為詳盡地讨論了《周易》乾、坤等17卦卦爻辭的意義。第二篇是《繫辭》，與今本《繫辭》基本相似，隻是較今本《繫辭》少了一些章節而已，這其實是出土文獻的通例，不值得大驚小怪。帛書《繫辭》與今本《繫辭》一樣，有許多解《易》的“子曰”，這個“子”，上下文來看，當屬孔子。第三篇是《衷》，約45行，共3100馀字，通篇記載“子曰”論《易》，其中有今本《繫辭》下篇的許多章節和《說卦》的前三章。第四篇是《要》，共24行，記字數1648。雖有殘損，但從保存較為完整的最後兩章看，一是記“夫子”與“子贛” 關於“老而好《易》”的辯論，一是記孔子向他的學生“二三子”講解《周易》的損益之道。第五篇是《缪和》，共70行，第六篇是《昭力》，共14行，共記字數“六千”。《缪和》、《昭力》兩篇基本上皆為缪和、呂昌、吳孟、莊但、張射、李羊、昭力等人向先生問《易》的記錄，這個解《易》的先生之言稱為“子曰”，也有一處稱為“孔子曰”。

帛書易傳的這些記載不但坐實了孔子有解《易》之事，而且還揭示了一段孔子思想變化的隐秘。帛書《要》記載：

夫子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囊。子贛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靈之趨；知謀遠者，蔔筮之蘩。’賜以此為然矣。以此言取之，賜缗行之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君子言以矩方也。前(剪)羊(祥)而至者，弗羊(祥)而巧也。察其要者，不(詭)其福。《尚書》多仒矣，《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遺言焉。予非安其用也。”……“賜聞諸夫子曰：‘孫(遜)正而行義，則人不惑矣。’夫子今不安其用而樂其辭，則是用倚(奇)於人也，而可乎?”子曰：“校(謬)哉，賜!吾告女(汝)，《易》之道……故《易》剛者使知瞿(懼)，柔者使知剛，愚人為而不忘(妄)，僌(漸)人為而去詐。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慮，纣乃無道。文王作，諱而辟(避)咎，然後《易》始興也。予樂其知……”[2]

從“子贛”所稱的“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靈之趨；知謀遠者，蔔筮之蘩’”可知，孔子晚年之前對《周易》極為輕視，以《周易》為求“神靈”、講“蔔筮”之書，認為好《易》就會“德行亡”、“知謀遠”。到晚年，孔子對《周易》的認識卻為之一變，“老而好《易》”，居然到了“居則在席，行則在囊”的地步。為此，子贛不解，孔子回答道“《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遺言焉”，“《易》剛者使知懼，柔者使知剛，愚人為而不妄，人為而去詐”，認為《周易》一書産生於“纣乃無道，文王作”的年代，是周文王”諱而避咎”之作，反映了文王的仁義思想(“文王仁”)和憂國憂民意識(“其慮”)。孔子是“樂其知”，賞識蘊藏在《周易》一書裡的文王之智才“好《易》”的。

上述帛書《要》篇還記載：

孔子（籀）至於損益一卦，未尚不廢書而（歎），戒門弟子曰：……故易又（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辰盡稱也，故為之以陰陽；又（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盡稱也，故律之柔剛；又（有）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婦先後盡稱也，故為之以上下；又（有）四時之變焉，不可以萬勿（物）盡稱也，故為之以八卦。故易之為書也，一類不足以亟之，變以備亓（其）請（情）者也。故胃（謂）之易又（有）君道焉，五官六府不足盡稱之，五正之事不足以至之，而詩書禮樂不[止]百扁，難以緻之。不問於古法，不可順以辤令，不可求以志善。能者（由）一求之，所胃（謂）得一而君（群）畢者，此之（謂）也。[3]

孔子認為《詩》、《書》、《禮》、《樂》，卷帙繁多，不止百篇之數，從中獲取“天道”、“地道”、“四時之變”和“人道”、“君道”，不是容易之事，“難以緻之”。而《周易》有“陰陽”、“柔剛”以見天地之道，有“八卦”以見“四時之變”，有“上下”以見“人道”、“君道”， 《詩》、《書》、《禮》、《樂》的精華都濃縮在《周易》的損益之道裡。所以“（由）一求之”、“得一而君（群）畢”，從《周易》的損益之道裡可以盡得《詩》、《書》、《禮》、《樂》之精義，不必皓首窮經，把精力耗費在卷帙繁多的《詩》、《書》、《禮》、《樂》的繁文末節上。

孔子對群經态度的這種變化，勢必會影響到其弟子和後學。帛書《要》篇記載子貢對孔子“老而好《易》”的激烈批評，就是證明。大而言之，孔子“老而好《易》”以前的弟子，如子貢等，受孔子輕視《周易》思想的影響，絕不會太看重《周易》。就是孔子的态度發生了變化，他們也不見得就能接受。其稱舉群經，隻稱《詩》、《書》、《禮》、《樂》而不言《周易》是勢所必然。而孔子晚年的一些弟子及其後學，受孔子“老而好《易》”的影響，就勢必會将《易》與《詩》、《書》、《禮》、《樂》並稱。但是，比較而言，孔子“老而好《易》”以前的弟子多而影響大，“老而好《易》”以後的弟子少而影響相對有限。所以，在先秦文獻裡，将《易》與《詩》、《書》、《禮》、《樂》並稱自然會少些。

由此可見，在孔子晚年時《詩》、《書》、《禮》、《樂》、《易》、《春秋》就開始並稱了，隻不過《易》的價值是新定而《春秋》是新出而已。

二

1993年10月湖北省荊門市郭店一号楚墓出土了804枚楚簡。考古專家從墓葬形制和器物特征判斷，郭店一号墓具有戰國中期偏晚的特點，因而斷定其下葬年代當在公元前4世紀中期至前3世紀初，其墓主人的身份為有田祿的上士。其竹簡字體有明顯的戰國時期楚國文字的特點。[4]這些論定，都是可信的。現在這批楚簡的照片和釋文已全部公開發表。[5]我們可以據此進行讨論。

郭店楚簡《性自命出》篇第15、16簡說：

時、箸、豊 、樂，亓司出皆生於人。時，又為為之也；箸，又為言之也；禮、樂，又為之也。[6]

“時”讀為詩，“箸”讀為“書”，“豊 ”讀為禮，“司”讀為始，“又”，讀為“有”，“”讀為“舉”。[7]這是說《書》與《詩》、《禮》、《樂》，它們的創作都産生於人，《詩》、《書》、《禮》、《樂》，都是反映人們的作為的。這裡隻稱舉《詩》、《書》、《禮》、《樂》四經，沒有提及《易》與《春秋》。

但楚簡《六德》篇第23至25簡卻記載：

古夫夫，婦婦，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六者客行亓而亡繇迮也。雚者、箸則亦才，雚者豊、樂則亦才，雚者易、春秋則亦才。[8]

“古”讀為故，“客”讀為各，“”讀為職，[9]“亡”讀為無，“繇”讀為猶，“迮”讀為作，“雚”讀為觀，“者”讀為諸，“”讀為詩，“箸”讀為書，“才”讀為在，“”讀為矣，“豊”讀為禮。《郭店楚墓竹簡》的這些釋讀都是正确的。但“”應讀為讪。《說文·言部》：“讪，謗也。”[10]“”即誇 之古文。《玉篇·言部》：“誇 ，逞也。，古文。”[11]這裡不但《詩》、《書》、《禮》、《樂》、《易》、《春秋》並稱，而且說它們都是表達“夫夫、婦婦、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之理的。

楚簡《語叢一》也有“六經”並稱之語，隻可惜有所殘損。如依楚簡《六德》篇所稱《詩》、《書》、《禮》、《樂》、《易》、《春秋》之序，将其第38、39、44、36、37、40、41簡拼合，[12]則得：

《詩》所以會古含之也者，[《書》者所以會]□□□□者也，[《禮》所以會]□□□□[也，《樂》所以會] □□□□[也]，《易》所以會天人也。《春秋》所以會古含之事也。[13]

楚簡的“含”字，即“今”字。戰國中山王鼎銘“含”字3見，皆讀為今。[14]包山楚簡“邵行之大夫含執其倌人”，[15]信陽楚簡“含卿大夫”，[16]“含”皆當讀為今。

“”，即志字，寸與含字的口一樣，皆屬於戰國文字的繁化現象。信陽楚簡“戋人剛”，[17]“”字人釋作“恃”，[18]實際也應讀作志，隻不過多加了一個寸字部件罷了。

“”字，亦見北宋郭忠恕所編《汗簡》，雲出自《尚書》；又見於北宋夏竦所編《古文四聲韻》，雲出自《古老子》、《古尚書》。他們皆釋為“道”字。[19]此字又兩見於石鼓文，清儒錢大昕據韻例認為當“讀戶郎切，即古行字”。羅振玉肯定錢說，指出商人蔔辭亦有此字。[20]孫海波所編《甲骨文編》卷2第29頁就收有8例甲文“”字。 今本《老子》之“道”字，荊門楚簡多寫作“道”，但亦有寫作“”的。如今本第37章“道常無名”之“道”，楚簡就作“”；第30章“以道佐人主者”之“道”，楚簡也作“”；第15章之“道”字，楚簡也作“”。[21]《爾雅·釋宮》：“行，道也。”兩者為同義詞，故可通用。“天人”即“天行人行”，亦即天道人道。

這裡，雖然殘缺論《書》、論《禮》、論《樂》之語，但對本文的讨論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裡出現了論《易》、論《春秋》之語，它們與論《詩》之語並列，說明在郭店楚簡中，《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並稱，並非孤證，而是一種較為普遍的現象。

郭店一号墓的下葬年代是戰國中期偏晚，約公元前300年左右。《六德》篇和《語叢一》的抄寫當在這之前。其成書年代要早於抄寫年代，因為迄今為止所有出土古籍，沒有不屬於抄本而為祖本的。[22]根據先秦時期的情況，一篇文章從寫成到在社會上流傳，需要一段不短的時間。所以，《六德》篇和《語叢一》的内容會早到戰國前期，是很有可能的。筆者曾将楚簡《六德》篇“夫夫、婦婦，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說與《論語·顔淵》、《中庸》、《荀子·王制》、《新書》諸說作過比較，認為楚簡《六德》篇當成於子思《中庸》之前，當為孔子弟子之作。[23] 帛書《要》篇記載孔子比較《易》與《詩》、《書》、《禮》、《樂》之短長，到了楚簡所載孔子弟子的作品則《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並稱，並論述了它們與“智信聖仁義忠”“六德”、“夫婦有辨、父子有親、君臣有義”的“立身大法三”及“夫夫、婦婦，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說的關係.這就告訴我們，先秦時期有《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六經並稱起源於孔子，應是不争的事實。

三

對出土文獻所揭諸的這些事實，疑古論者不願承認。他們為了維護自己的成說，一是力圖将出土文獻的年代往後拉，二是以傳統文獻的記載來否定出土文獻。

池田知久先生認為“《要》篇的成書年代”，“是在從西漢初期的高祖到呂後，即公元前206年～前180年之間”，[24]這一看法顯然過於保守。馬王堆三号漢墓下葬於漢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帛書的抄寫當在這之前。帛書《衷》第31行有“天氣作□□□□□□□□，亓寒不凍，亓暑不曷。易曰：履霜，堅冰至。子曰：孫從之胃也”等33字錯簡，第35至37行又有“又口能斂之，無舌罪，言不當亓時則閉慎而觀。易曰：聒囊，無咎。子曰：不言之胃也。□□，[何]咎之又？黑亦毋譽，君子美亓慎，而不自箸也，淵深而内亓華。易曰：黃常，元吉。子曰：尉文而不發之胃也。文人内亓光，外亓龍，不以亓白陽人之黑，故亓文茲章。易曰□□既沒，又爵□□□居亓德不忘。單于野，亓血玄黃。子曰：人信！隐文且，必見之胃也。變而不能去亓文，則文亓信于”等147字錯簡。[25]這些錯簡的存在，說明帛書易傳不是祖本而是抄本。因此帛書易傳的抄寫年代並非其成書年代，其成書年代應較其抄寫年代早得多。如果以帛書《五星占》最晚之天文記錄漢文帝三年（前177）為帛書易傳的抄寫年代，距 “公元前206年～前180年之間”顯然太近。其成書年代應該還得靠前。

筆者曾經指出，帛書《易傳》諸篇中，寫成最晚的當屬《缪和》、《昭力》。但它們所記史事最晚也為戰國初期之事。而且《缪和》所載，往往比《呂氏春秋》、《韓非子》所記更為詳實。如果它不是在《呂氏春秋》、《韓非子》之前寫成的話，是很難做到的。[26]

池田先生認為帛書《要》篇“夫子老而好易”說與《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說是西漢人虛構的“孔子物語”，堅持說“創始於孔子的儒家學派，在其到漢初的整個曆史中，大部分期間（到戰國以前）裡并不愛好《易》，隻是到了漢初才變得喜歡起來”。[27]近藤浩之君也說秦焚書時“《易》還未被認為是一部思想性的書，這是無疑的”。[28]那麼，後來儒家為什麼要喜歡《周易》呢？王葆玹解釋道， “原來在秦代焚書令與挾書律令的限制下，《詩》、《書》《禮》和《春秋》都成為禁書，《周易》及其占筮學卻未遭到禁止，儒者遂利用這一縫隙，改而采用解《易》的方式來闡揚儒學”，“西漢經學家将《周易》與《詩》、《禮》并列，構成五經的系統，這種作法絕不合乎先秦儒學的精神”。[29]但證之於新出土的郭店楚簡，其誤顯然。

上述郭店楚簡《六德》篇說“夫夫、婦婦，父父、子子，君君、臣臣”，“雚者《易》、《春秋》則亦才”，認為從《易》、《春秋》兩書中可以看到有“夫夫、婦婦，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之理；《語叢一》說“《易》所以會天人也”，認為《易》是會合天道人道之書。既然戰國中期墓葬出土的竹簡說《周易》有“夫夫、婦婦，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之理，是會合天道人道之書，還能說秦焚書時“《易》還未被認為是一部思想性的書，這是無疑的”嗎？還能說“創始於孔子的儒家學派，在其到漢初的整個曆史中，大部分期間（到戰國以前）裡并不愛好《易》，隻是到了漢初才變得喜歡起來”嗎？王葆玹“原來在秦代焚書令與挾書律令的限制下，《詩》、《書》《禮》和《春秋》都成為禁書，《周易》及其占筮學卻未遭到禁止，儒者遂利用這一縫隙，改而采用解《易》的方式來闡揚儒學”之論，當為郭沫若三十年代的舊說，[30]純係猜測之辭。而近藤浩之竟本以為說，[31]這是令人遺憾的。所以，從上述郭店楚簡的材料看，所謂先秦儒家不好《易》，秦焚書時“《易》還未被認為是一部思想性的書”諸說，完全是錯誤的。

四

為證明帛書《要》篇“夫子老而好易”說為漢人的虛構，池田知久還從《要》篇“《尚書》多矣，《周易》未失也”一句進行論證。池田知久認為“《周易》這個名稱，在《春秋左傳》裡出現過十例，《國語》中一例，《周禮》兩例，但除此之外在西漢初期的所有文獻中，皆隻單稱為‘易’而不說‘周易’”。他認為《春秋左傳》、《國語》、《周禮》的記載不可信，因此“最早使用‘周易’這一名稱而曆來認為可靠的文獻是西漢武帝期的《史記》”，“周易”這一名稱是西漢初期人根據“文王演易”說創造出來的。帛書《要》篇有“周易”之稱，說明它隻能是漢初的作品。[32]這一論證，雖然基於日本許多有影響的漢學家之說，但是不客氣地說，這些觀點今天早已被證僞了。《春秋左傳》、《國語》是先秦文獻，這在今天中國的先秦史和先秦考古界已成共識。《春秋左傳》、《國語》、《周禮》已多見《周易》之稱，還要以此來證明帛書《要》篇晚出，這又有什麼說服力呢？

池田知久以為“‘尚書’在先秦時代單稱為‘書’，隻是到西漢初期才開始由伏生或者其弟子歐陽生使用這一名稱。因此，使用‘尚書’這一名稱的《要》篇的成書年代，就不得不認為是西漢時期”。[33]王葆玹認為伏生“‘故為秦博士’（《史記·儒林列傳》），則杜撰《尚書》名稱之舉，定是秦代的事了”，“帛書《要》篇提及《尚書》，絕不妨礙我們将它判定為秦代的作品”。[34]案王葆玹以秦代即有《尚書》名稱為是，但以《尚書》名稱為伏生杜撰則非。《尚書》之稱當起於先秦，如鄭玄《書贊》即雲：

孔子乃尊而命之，曰《尚書》。[35]

其說人雖不信，但與帛書《要》篇記載孔子稱《尚書》說可印證。《尚書》之名起於伏生為舊題孔安國《尚書序》之說，[36]起於歐陽生為劉歆說.[37]他們的年代都晚于帛書《要》篇的抄寫年代，更不要說帛書《要》篇的寫成年代。我們怎能不信帛書《要》篇的記載而信後起的《尚書序》和劉歆說而呢？因此，以《尚書》之名來定帛書《要》篇成書於漢初根本就是錯誤的。

王葆玹為了證成其帛書《要》篇成書於秦焚書以後，不惜曲解帛書《要》篇的“《尚書》多矣”說。他說：

“《尚書》多勿矣”的“勿”字，是依據池田知久先生所整理的釋文，國内發表的釋文中此字或寫為“於”。應當作“勿”還是“於”，尚無法論定，但“勿”、“於”兩字的意義在這裡十分接近。“勿”通“物”，“物”有“無”、“沒”之義，古書所謂“物故”即是就此而言。“勿”、“物”兩字又與“歾”通用，而“歾”是“殁”的異體字。《要》之原文若是“《尚書》多勿”，便意味着《尚書》各篇多已淹沒或佚失。“於”通“閼”，《呂氏春秋·古樂篇》高誘注說：“閼，讀曰遏止之遏。”《要》之原文若是“《尚書》多於”，便意味着《尚書》在當時已遭到禁止。看來，《要》之原文不論是“勿”還是“於”，原意都是說《尚書》的多數篇章已不存在。這不正是秦代焚書時的情況麽？[38]

“《尚書》多矣”之“”字，筆者原作“於”,以為是“閼”的借字，[39]當作“閼塞不通”解。[40]而池田知久則将其隸定為“勿”，以為是“物”字之借。[41]兩說本來截然不同，王葆玹卻說“《要》之原文不論是‘勿’還是‘於’，原意都是說《尚書》的多數篇章已不存在”。實在難以信從。案此字與帛書《要》“用倚於人”、“不問於古法”之“於”比較，顯為“於”字之右半。而帛書《要》“萬勿潤”、“不可以萬勿盡稱也”之“勿”字，寫法顯然與此不同。所以，此字當為“”無疑。而“”為“於”之省文. 由于印刷求便，筆者的釋文“”都寫作了“於”。“於”當通“疏”.《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垂條扶於。”[42]《漢書·司馬相如傳》、《文選·上林賦》“於”皆作“疏”。[43]《老子》第七十三章曰：“天網恢恢，疏而不失。”[44]故下文雲“《周易》未失”與此“《尚書》多（疏）”相對。

帛書《要》篇所載孔子“《尚書》多（疏）”說並非孤證，《禮記·經解》就有相近的說法：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于《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于《書》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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