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末期南朝宋初偉大文學家陶淵明以一篇篇幅不大的《桃花源記》塑造了一個甯靜安樂、自由平等的理想世界,用咱們熟悉的話來形容,桃花源就是一個微縮版的共産主義社會,富足而又和諧。在稱頌桃花源美好的同時,作者以強烈的反差表達了對現實社會的強烈不滿,衆所周知,中國古代每每朝代更替,戰亂是難免的。《桃花源記》成了古人對理想世界追求的範本,然而網上卻流傳着對這篇文章的另一種解讀,令人細思極恐,細看卻又有幾分道理。
首先,《桃花源記》本身就十分特殊,它常常被視為志怪小說或是以志怪為創作手法的作品。什麼是志怪小說呢?作為中國古典小說重要的形式之一,志怪小說多以記叙神異鬼怪故事傳說為主題内容。這類小說恰恰起步于魏晉南北朝時期,那會兒,佛教在中國飛速發展,古詩有雲:“南朝四百八十寺”,據考證,北魏孝文帝時期全國大小寺廟多達6000座,北魏末期更是超過3萬座。宗教瘟疫式的傳播使得迷信和玄學風氣深入人心,這也深深地影響到了文人的創作,因此,志怪小說在當時備受追捧,連陶淵明也不例外。
遙想許多年前,筆者在學習這篇文章時就有個疑問:誤入桃花源的“武陵人”為什麼會突然“忘路之遠近”?俗話說得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以捕魚為業的武陵漁夫理應把周圍的水域摸了個遍,哪裡魚多哪裡魚少早就深谙于心,一來可以提高工效,二來以備不測,一個捕魚點沒有魚可以立馬轉到另一個捕魚點。然而,靠水吃水的漁夫突然有一天不但迷了路,發現迷路後沒有立刻掉頭回去,反而越走越遠,直到誤打誤撞闖入桃花源。
發現桃花源的過程十分怪異,而進入桃花源則顯得十分詭異。
文中有雲:“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從口入。初極狹,才通人。複行數十步,豁然開朗。”一般而言,與世隔絕的地方大多位于深山之中,四周有高山環繞,交通隔絕,因此形成一個自給自足相對封閉的社會,這并不難理解。然而仔細揣度原文,似乎桃花源并不在群山環繞間,而是由山上的洞口直接引入山體之中。在這裡,作者似乎用了一手十分隐蔽的隐喻。
秦漢時期的墓葬大多為覆鬥式,即封土堆的形狀非常像把量米的鬥扣了過來,頂端是個小小的方形平台;魏晉時期的墓葬封土常以厚實巨大的山石砌成拱形;唐代得益于國力強悍,貴胄墓葬則直接開山為陵,工程龐大,氣勢撼人。綜合各朝各代墓葬的特征,彼此互有區别,卻總有一點是不變的——墓葬一定要有外形十分像山的封土堆。除此之外,比起墓葬本身龐大的規模,其入口顯得相對狹小,這樣處理還有防盜的功能。從這個角度看,結合陶淵明在《桃花源記》中的描寫,進入桃花源是不是與闖入一座墓室有幾分相似?
接下來,作者在文中交代了一個巨大的矛盾。
漁夫在對桃花源中人提及外邊的狀況時,衆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然而漁夫所見卻是“男女衣着,悉如外人”。既然連漢朝、魏晉的存在都不知道,那麼桃花源中的人為什麼穿着又會與世人沒有區别呢?在此值得一提的是,魏晉南北朝時期是古人服飾一個大變動時期。魏晉時期的服飾融入了一定的胡服元素,加上宗教的影響,奇裝異服者也不在少數;比起男性服飾,女性服飾的差别更加明顯。從秦朝末年到晉孝武帝時期,中間隔了整整5個半世紀,然而桃花源中人的衣着卻與世人沒有任何差别,這難免不讓人感到懷疑。
另有一個細節值得注意:當桃源中人聽完漁夫的講述後似乎并沒有感到驚奇,反而紛紛“歎惋”,臨走時還專門叮囑漁夫不要把桃花源的事情說出去。不過,漁夫“忘恩負義”,不但一路做了标記,走出桃花源後立馬将此事告到了郡太守那裡。随後發生的事情更是充滿怪異:太守派人想要找出桃花源,誰料莫名其妙地迷了路;名士劉子骥要去,結果剛做好計劃便一命嗚呼。所有試圖尋找桃花源的嘗試都以失敗告終,這件事因此不了了之。
綜上所述,《桃花源記》很有可能講了一個怎樣的故事呢?
正所謂“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晉孝武帝太元年間的某個四月,恰逢清明時節,漁夫不小心闖入了一個充滿詭異的村子。後來,人們無論如何再也找不到這座村莊,是因為它根本就不存在——村子是一片墳地,埋葬的都是秦朝時死于戰亂的無辜百姓。墳地坐落于一個依山傍水的“風水寶地”,也許郡太守後來派來的人馬找到了這兒,但隻看到了墳頭,沒有找到桃花源,所以覺得迷了路。桃花源裡的村民們穿着後人燒給他們的“衣服”,所以漁夫看他們“悉如外人”。太元年間,晉朝戰火連連,當漁夫講完外邊的情況後,死去的村民們想起了痛苦的戰争,因此“皆歎惋”。
這樣來看,《桃花源記》是個标準的志怪故事,當然,也許有朋友會诟病筆者吃飽了撐得又在這“過度解讀”,其實,《桃花源記》本身就是一段虛構出來的文字,陶淵明希望用它來寄托一種情感。公認的是,所謂的“桃花源”代表着美好理想的生活,這篇文章便是作者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與追求。然而從另一方面來想,陶淵明經曆了東晉末到南朝宋這段中國曆史最為混亂的時期,縱使名滿天下,他也毅然選擇辭職隐居,被譽為“古今隐逸詩人之宗”;即便身處田園,也把一切看得清清楚楚。
戰争是政治的延續,戰争受益的往往是極少數人,帶來的創傷卻總被加在勞苦大衆身上。持久的戰亂紛争令人看不見希望,在佛教與修仙盛行的魏晉南北朝時期,人們笃信人有來生,也許逃避并不是結局,死去才是最好的解脫。有人把文中的漁夫視為陶淵明的化身,筆者覺得劉子骥才是;劉子骥之死也許并非是個意外,他隻是找到了進入“桃花源”的正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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