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湖南衛視的音樂綜藝《聲生不息》，港樂（一個熱知識，其實更多樂迷會願意把這些歌稱為粵語歌或者廣東話歌）獲得千禧年之後最高的熱度，觀衆有讨論童年的回憶，有對于詞和曲多年之後的嶄新領悟，也有對于這樣重新編曲翻唱解讀歌曲模式的争議，但共同的讨論就是，這些作品為何對我們影響深遠？

粵語有一個詞“應景”。一首歌被反複聆聽或者在KTV唱到聲嘶力竭，那隻能因為這首歌精準擊中了當下人們内心的情感訴求，可能沒有更好的語言去描述自己的狀态，隻有通過這首歌去和世界溝通。甚至在多年過後，一小段的前奏和一兩句的歌詞，也會讓人閃回到那個片段，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首歌已經不是屬于那個歌手，是屬于自己的人生。這就是所謂的“應景”。

撐起半邊天的作詞人

港樂的精粹在歌詞，這句話絲毫不誇張。翻看香港樂壇的黃金時代，很多歌是買了日本、韓國的樂曲回來重新填詞，例如《聲生不息》中大合唱的《千千阙歌》。值得一提的是，這首歌重新填了兩版的粵語歌詞，分别由當時兩個當紅女歌手陳慧娴和梅豔芳演唱。一樣的曲調，“徐徐回望，曾屬于彼此的晚上”是林振強填的《千千阙歌》中情愛的離别。

“斜陽無限，無奈隻一夕間燦爛”是陳少琪填的《夕陽之歌》中對人生起伏的感觸。

一曲并蒂兩生花這種高難度挑戰，最後成就了兩首經典之作《千千阙歌》和《夕陽之歌》。而這兩首歌的故事，也從側面說明當時香港樂壇填詞人的實力以及歌詞對于歌曲個性的重要意義。

因為香港樂壇這種特殊的生産模式，在長達三四十年的過程中，作詞人在粵語歌的産業鍊當中占據相當高的地位，優秀的作詞人是一首歌的質量保證，他可以選擇适合的歌手而不隻是當紅的歌手來演繹。這樣的“江湖地位”和有保障的收入，吸納了很多優秀的文字工作者加入其中，維持了很長一段時間高質量和高産能的輸出。

對作品的充分主導權，以及當時大批不同類型的歌手來演繹歌曲，讓作詞人有了很大的創作和選擇空間，讓每首歌可以精準對應非常細化的情緒，才有了那麼多應景之作。

例如失戀這樣常見的場景：可以是“當街痛哭了，不好意思打擾，或者應該親口請你快走了”（TWINS《丢架》）這樣少女心事的直白宣洩，痛哭一場無需儀态；也可以是“煙花會謝，笙歌會停，顯得這故事尾聲更動聽”（許美靜《傾城》）那樣内斂的都市成熟女性，明明内心崩塌到“瓊樓玉宇倒了陣形”，依舊維持一場體面的分手；

還可以是“眼淚還是留給天撫慰，你是前度何必聽我吠”（陳小春《獻世》），把自己定義為“舔狗”一樣卑微的前任。真的就是不論性别年齡分手模式和原因，在KTV裡總能找到應景之作。

不僅是對人生場景的個性化細分，同時還是對人類複雜的“七情六欲”的精準拿捏。人生不是隻有黑白兩色，或者單純可以用喜或悲一字概括的片面情緒，更多是晦暗不明、欲言又止。

就像描述友誼，當然有“朋友一生一起走”那種美好的願景，大學畢業的時候也會高歌這樣一曲，但人到中年，回顧真實的人生故事，更多的就是随着年齡和際遇，朋友走着走着就散掉的無奈。這也才有了“問我有沒有，确實也沒有，一直躲避的藉口，非甚麼大仇，為何舊知己，在最後變不到老友”（陳奕迅《最佳損友》）這種感慨。

人格魅力和作品的相互成就

藝人都有人設。在粵語歌的黃金時代，沒有那麼多的綜藝、選秀節目，歌手也不存在說“為粉絲不談戀愛”這種矯情的謊言，他們很多人是真實地生活在樂迷眼中的，是通過和作詞人的合作，選擇适合自己性格、當下心境的歌曲，慢慢塑造出一個立體而豐富的人設。很多香港歌手都不是聲樂科班出身，打動人的不是技術化的演繹，而是真情實感的流露，去達到和歌曲的互相成就。

例如楊千嬅，一個從護士到參加歌唱比賽出道的女歌手，她從來唱的就是她自己的心聲：“跌下來，再上去”《勇》、“吻下來、豁出去”《小城大事》、“烈女不怕死，單憑傲氣”《烈女》等，讓樂迷陪着她一路成長、談戀愛，看她失戀了就在音樂會上邊哭邊唱，等到她出嫁那天，雜志用的是“全港市民嫁女”這樣的标題。她沒有天籁之音，但不妨礙她在這些年間，用适合自己的作品和真實的表達，成為所有勇敢追愛不怕受傷普通少女的榜樣。

同樣的歌詞，換給和她同期出道，但家境優越并嫁給初戀男友的陳慧琳唱，就缺乏了那種信念感。

另外一位“天後”鄭秀文，一路走來就是嚴格對待自己、刻苦練舞的“大女主”，但偏偏她的經典情歌：“隻有你一位，難以代替，愛得多仔細，靜看着對方無言語，仍然是覺安慰”《默契》、“其實我知道是可一不可再，下半生準我留住你，一直相愛”《唯獨你是不可取替》。如今看來，确實和她執着得近乎盲目地選擇一個人的性格，是非常符合的。

就看《聲生不息》中，大家對于李克勤選擇《傾城》，都認為“選錯了歌”。李克勤本來技術毫無問題，是少數能和管弦樂團現場合作的實力派，但無論是他幸福美滿的感情生活，還是一大宗師大開大合的那種炫技的演繹方式，都抓不住《傾城》裡面幽暗微妙的小情緒。就更别提李健，實力放在這裡，但為什麼遠不如當初在《歌手》中拉好感，因為他和每首港樂的情感都是割裂的，“哥是哥，歌是歌”。

看完這些例子不難發現，正是作詞人能在産業鍊上占據重要位置，他們的作品不需要一定靠“天王天後”保證流行度，他們也能為年輕的歌手“量身定做”，并且當時娛樂圈的粉絲經濟并不盛行，作品要走紅還是要靠普通聽衆的認可，所以無論是作詞人還是歌手，在選擇作品時，技術、知名度可能都不如真誠和貼合度來得重要，這種有信念感的演繹，才會留下真正脍炙人口的作品。

【記者】梁燕

【作者】 梁燕

【來源】 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南方 客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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