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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學曆任校長名單及任職時間

　　孫家鼐 (1898.07-1900.00)

　　許景澄 (1899.07-1900.07)

　　張百熙 (1902.01-1904.02)

　　張亨嘉 (1904.02-1906.02)

　　李家駒 (1906.02-1907.07)

　　朱益藩 (1907.07-1907.12)

　　劉廷琛 (1907.12-1910.09)

　　柯劭愍 (1910.09-1911.11)

　　勞乃宣 (1911.11-1912.02)

　　嚴　複 (1912.02-1912.10)

　　何燏時 (1912.12-1913.11)

　　胡仁源 (1913.11-1916.12)

　　蔡元培 (1916.12-1927.08)

　　蔣夢麟 (1930.12-1945.09)

　　胡　适 (1945.09-1948.12)

　　湯用彤 (1949.05-1951.09)

　　馬寅初 (1951.06-1960.03)

　　陸　平 (1960.03-1966.06)

　　周培源 (1978.07-1981.03)

　　張龍翔 (1981.05-1984.03)

　　丁石孫 (1984.03-1989.08)

　　吳樹青 (1989.08-1996.08)

　　陳佳洱 (1996.08-1999.11)

　　許智宏 (1999.11-2008.11)

　　周其鳳 (2008.11-2013.03)

　　王恩哥 (2013.03-2015.02)

　　林建華 (2015.02-2018.10)

　　郝　平 (2018.10-2022.06)

　　龔旗煌(2022.06- )

　　北大第一任校長孫家鼐及其書法

　　孫家鼐（1827年4月7日~1909年11月29日），字燮臣，号蟄生、容卿、澹靜老人，安徽壽州（今淮南壽縣）人。清鹹豐九年（1859）狀元，與翁同龢同為光緒帝師。累遷内閣學士，曆任工部侍郎，署工部，禮部、戶部、吏部、刑部尚書。1898年7月3日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受命為京師大學堂（今北京大學）首任管理學務大臣，1900年後任文淵閣大學士、學務大臣等。卒後谥曰“文正”。

　　孫家鼐，幼讀詩書，鄉試中舉後，初次會試不第，目睹諸兄登榜，益自奮勉。終于鹹豐九年（1859 年）中一甲一名進士（狀元）。後授修撰，曆侍讀，入直上書房，欽賜擴建故居，懸“狀元及第”匾。因久居京都，後又在北京廉子胡同另建府第。同治三年（1864 年）任湖北學政。光緒四年（1878 年）命在毓慶宮行走，與翁同龢授讀光緒皇帝，後累遣内閣學士，提升工部侍郎。江西學政陳寶琛上書請示以先儒黃宗羲、顧炎武從祀文廟，議者多以為未可，孫家鼐與潘祖蔭、翁同龢、孫诒經等再請，才得到批準。光緒十六年（1890）授都察院右都禦史、工部尚書，兼順天府尹。

　　光緒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戰争即将爆發，朝議主戰， 他力谏“釁不可啟”，主張忍讓屈和。甲午海戰失敗，朝野震驚，他提出了變法自強的政治主張，認為要振興中華，要注重科學，興辦實業，國家欲富強、民族要興旺首先要開辦學堂。

　　孫家鼐列名強學會，并參與活動。禦史楊崇伊秉承李鴻章之意，向皇帝上奏“強學會妄議朝政”，于是将強學會改名為“官書局”，孫家鼐仍主其事。他屢向光緒帝推薦維新派鄭觀應的《盛事危言》、湯光潛的《危言》和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等書，并請印刷數千份發給各級官員。他贊成維新派關于“開民智”、“通下情”為第一議的政治主張，認為“報紙是通下情之重要途徑，閱報能去皇帝壅蔽，但要嚴禁淩亂宸聰”。他與馬吉森合股在河南安陽創辦廣益紗廠。令其侄孫孫多森在上海創辦阜豐面粉廠、中孚銀行，并投資興辦啟新水泥公司、北京自來水廠、井陉礦務局、灤州官礦公司等。

　　光緒二十四年（1898）光緒帝下诏推行變法，廢科舉，興學堂，辦報編書，命孫家鼐主辦京師大學堂（今北京大學），研究歐美日本國家辦學體制。孫家鼐提出“以中學為主，西學為輔；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計劃京師大學堂設10 門主科、10 門附科，要求：“總古今，包中外，該體用，貫精粗……”。

　　并主張興辦醫學堂、武備學堂、速成學堂，大聲疾呼各省要多辦中、小學堂。嗣後，還令其子孫先後在故鄉壽州辦了很多學堂。康、梁變法失敗後，六君子受戮，慈禧太後“廢帝立儲”，他力谏不可，意見未被采納，藉口養病請退以示抗議。八國聯軍侵入北京後，他奉慈禧命至西安任禮部尚書。還京後，拜體仁閣大學士，曆轉東閣、文淵閣、晉升武英殿充學務大臣。光緒三十二年（1906）清廷宣布立憲，設立資政院，孫家鼐出任總裁，召諸臣輪班進講，親撰尚書、四子書講義以進。光緒三十四年（1908）二月，賞太子太傅，在壽縣城北街建太傅第（今中共壽縣縣委黨校址）。宣統元年（1909 年）孫家鼐再疏乞病，不久去世，終年83歲。谥号文正公。翌年，家人扶柩回籍，葬于壽縣城南九龍鄉柳樹圩附近。

　　孫家鼐幼讀詩書，鹹豐元年（公元1851年）院試中舉後，初下南闱不第。他目睹諸兄名登金榜，益自奮勉。1859年，孫家鼐參加鹹豐九年的殿試時，鹹豐皇帝命他以大清王朝的興盛寫一副對聯。孫家鼐即興書聯曰：

　　“億萬年濟濟繩繩，順天心，康民意，雍和其體，乾見其行，嘉氣遍九州，道統繼羲皇堯舜；二百載綿綿奕奕，治績昭，熙功茂，正直在朝，隆平在野，慶雲飛五色，光華照日月星辰”。

　　這副對聯即歌頌了清朝的豐功偉業，又巧妙地把曆代皇帝的年号“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等嵌入聯中，可見孫家鼐出衆的才華。鹹豐皇帝看後，驚呼“絕妙！”舉起朱筆點他為頭名狀元。

　　置身變法大潮中，創辦京師大學堂風雲

　　1894年中日戰争爆發後，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主張談判講和，翁同龢力言開戰。而孫家鼐強烈反對為朝鮮的宗主權與日本開戰，認為“釁不可啟”，贊同李鴻章的和談主張。甲午戰争的失敗使孫家鼐看清了清朝政府政治、軍事的腐敗，思想上發生了變化，同情維新派，并提出了自己的變法主張。1895年，康有為在北京創立強學會，議論時政，譯書譯報，宣傳變法維新。孫家鼐“嘗為代備館舍，以供栖止，且列名北京強學會”。不久，禦使楊崇伊秉承李鴻章的意旨，彈劾強學會“私立會黨，将開處士橫議之風”，強學會遂遭清廷封禁。而孫家鼐“力言其誣，且謂事實有益”；以強學會人馬改組成官書局并主其事，主張廣覽博采，以備報效國家之用。

　　孫家鼐認為維新派“開民智”、“通下情”為第一要義的主張最要緊，贊同将上海《時務報》改為官報 。他指出：自古以來，“聖帝明王，未有不通達下情，而可臻上理者也”。“國家積弊，惟在敷衍颟顸，事無大小，多以苟且塞責了之”，“貧弱之患猶小，壅蔽之患最深”。并在奏折中引用魏征緻唐太宗的話：“人君兼聽則明，偏聽則暗。”他建議皇帝诏令京、申、鄂、粵等地的報館，将各家所出的報紙，逐日呈送都察院，“錄呈禦覽”。

　　孫家鼐還認為變法自強宜統籌全局，分别輕重緩急，謀定而後動。指出：“今日時勢，譬如人患痿痹而又虛弱”，要對症下藥，不可病急亂投醫。他還向光緒皇帝推薦鄭觀應的《盛世危言》、湯壽潛的《危言》和馮桂芬的《校分 阝廬抗議》三部書，認為馮書最“為精密”，“其書主變法，臣亦欲皇上留心閱看，采擇施行”，并奏請刊印，頒發給各署官員，俾諸臣條論可否，以備公認而順人心。他說：“變法宜民出于公論，庶幾人情大順，下令如流水之源也。”不過，孫家鼐寄希望于“君臣同心”，隻要符合大多數官僚的利益，變法維新就可以暢通無阻了，這顯然是把變法維新看得過于簡單了。

　　在維新變法問題上，孫家鼐和翁同龢、李鴻章都能影響光緒皇帝，但孫家鼐有别于翁、李，也有别于康梁等維新派。在光緒籌劃變法過程中，身居高位忝列“帝黨”的孫家鼐，深知國家落後挨打的根本原因在于清王朝政治上的腐朽和經濟上的衰敗。但他決不想打破這個制度或者動搖這個制度的根基，他反對維新派的改革政治制度的主張。他認為康有為的《孔子改制考》“雜引谶緯之書，影響附會”，向光緒上奏，“以為康有為書中，凡有關孔子改制稱王等字樣，宜明降谕旨，亟令删除，實于人心風俗，大有關系”。

　　他對于維新派的民權說尤加反對。如光緒皇帝預備頒布的新政诏令曾有設議院内容，但孫家鼐力谏：“若開議院，民有權而君無權矣。”他的這一态度正合光緒之意，結果維新派的“設議院”主張沒有列入維新的诏令。他主張向歐美學習，指出要“因時制宜，一切格緻之書，專門之學，則又宜博采泰西所長，以翊成富強之業”。同時，他又認為“中國以禮教為建邦之本，綱常名義，萬古常新”。這與洋務派的主張如出一轍。所以，他主張變法的目的隻是為維護清廷統治出謀劃策，用“變法”來為它造血、輸血。

　　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頒布“明定國是”诏書，實行新政。慈禧太後為主的“後黨”即瘋狂反撲，15日迫使光緒帝免了翁同龢的職；未幾，又囚禁了光緒皇帝，“新政”盡被廢棄，一批維新志士被處死，一些大臣被革職，“後黨”全面掌權。孫家鼐因其變法要求溫和保守，所以并未受到慈禧頑固派的追究，保住了位子。

　　創辦京師大學堂

　　光緒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甲午戰争後，民族危急空前嚴重，民族資本主義初步發展。以康梁為首的維新派代表着民族資産階級上層和開明士紳的政治要求走上曆史舞台，得到以翁同龢為首的帝黨官僚的支持，皇帝開始實行維新。當時的士大夫認為，救國之本在于徹底改學，也就是徹底改變學習的系統和培育人才的方法。如梁啟超所說“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孫家鼐也提出“國家要富強，民族要興旺，首先要開辦學堂”的主張，贊同維新派“開民智、通下情”的政治主張，并參與康有為創立的強學會的活動。中國近代最早的大學──京師大學堂的創辦，正是這種思潮的産物。

　　光緒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初，光緒皇帝命孫家鼐籌建政府出版機構──京師官書局，它包括一個圖書館、一個印刷廠以及一所學堂。接着命在北京建立一所大學堂，委派孫家鼐籌建，并兼任管學大臣。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創辦京師大學堂的過程中，特别重視科學教育。曆時甚短的強學會及京師官書局，主要緻力于政治議論，推廣科學文化尚在其次。但孫家鼐于1896年3月24日奏報官書局章程，将農務、制造、測算之學置于律例、公法、 商務的同等地位，并率先提出了京師大學堂分科立學的主張。他認為，“非為科立學不為功”。在這份奏折裡，他還強調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著名公式，并定為立學宗旨。然而，在他看來，無論：“中學”或“西學”都不是一門“學科”，它們是學問的門類，是學習和求知的方式，至于京師大學堂所要傳授的“學問”，孫家鼐則分立10科，并不作中西學之分，其中有6門學科涉及科學和技術。這6門學科的内容均包括基礎科目與應用技術。例如，制造、格緻（化學和物理）等學均被列入“工學科”之中。

　　管理大學堂事務大臣孫家鼐

　　1898年8月9日，管學大臣孫家鼐建議修改由康有為和梁啟超起草的《總理衙門籌議京師大學堂章程》，削減“溥通學”（随後稱“普通學”）中的經史課程，取消“專門學”中的“兵學”。這一建議立即得到皇帝的贊可。理科課程的教學原封未動，文科課程的減少，使理科的地位顯得更加重要。

　　此外，在1898年9月9日的奏折裡，孫家鼐要求在京師大學堂開設中西醫學專業，條陳立即得到皇帝的贊同。孫家鼐又于9月14日上呈一份章程， 規定學生兼學中西醫學，大學堂開設一家醫院，供學生日常實習之用。

　　當時，康梁二人傾向于把中學和西學當做各由其特定學科組成的兩種相互對立的學問體系，孫家鼐則認為，作為學問的普遍範疇，每一門學科無不是中西學術兼收并蓄。他寫道：“蓋學問乃天下萬世之公理”。根據孫家鼐的建議，京師大學堂的原始方案賦予理科的重要性不僅超過康有為和梁啟超的設想，甚至可以說，與文科、政治和法科相比，占有壓倒的地位。

　　但是，由于保守勢力的反對，京師大學堂曆時兩年未能開學。在此期間，孫家鼐任禮部尚書，旋遷吏部尚書。至光緒二十四年兼任大學士，并受命加速開辦大學堂。在光緒二十四年六月至九月的“百日維新”時期，設立大學堂是新政的一項重要内容。八月九日，“京師大學堂”成立（後為北京大學），孫家鼐為第一任管學大臣，丁韪良被聘為總教習，擇福隆安舊宅為校址，并立即修葺房屋。然而，這年秋天慈禧太後重掌政權，光緒的新政均被廢棄，許多大臣被處死或革職。孫家鼐雖為光緒皇帝的師傅之一，卻未受斥退，仍在朝中供職。

　　戊戌政變後，大學堂雖蒙朝旨準予保留，但開辦條例已與原方案相去甚遠。大學堂于1898年12月31日開學,科學課程竟一門未開。這種狀況并非出自朝廷的意願。恰恰相反，1898年9月26日上谕及同年11月16 日懿旨一再要求對學生進行這方面的教學。1898年12月3日孫家鼐奏報大學堂開辦情形， 他強調指出：“泰西各國兵家農工商，所以确有明效者，以兵農工商皆出自學堂......農知學，則能相土宜，辨物種；工知學，則能通格緻，精制造......其事皆士大夫所宜講求”。

　　由此可見，大學堂開學後遲遲沒有開始科學一事，真正的責任者并不是孫家鼐。問題出在負責招聘各課老師的“西學總教習”丁韪良（W.A.P.Martin）身上。此人辦事懶散，漫不經心，在任同文館總教習時，他對開設科學課程，就有過這種表現。因此，1902年1月10日，清政府下令恢複京師大學堂， 并任命張百熙為管學大臣時，後者的第一個舉動就是把丁韪良及以往聘用的所有外國教習統統免職。

　　一開始張百熙也遇到各種保守勢力的刁難。為取悅對方，他聘請吳汝綸為學堂總教習。光緒二十九年，旗人榮慶受命協助張百熙督辦學堂，但是二人在很多方面意見相左。因此，光緒三十年年初，命孫家鼐與張、榮共同整頓學堂教育。然而，孫家鼐此時已年近八旬，學堂的大部分規章實際上是由張百熙制訂。在他的主持下，學堂漸有起色。随着張百熙制訂了教學大綱，科學教學在大學堂真正發展起來。

　　輕車簡從返故裡

　　光緒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十二月，康梁變法失敗，譚嗣同等六君子被殺，一個企圖謀廢光緒帝的陰謀正在醞釀，孫家鼐聞後力谏不可，稱病乞罷，回鄉探親。

　　孫狀元還鄉的消息不胫而走，古城的大街小巷都在議論。這也難怪，這位鹹豐九年的狀元，雖是壽州北大街人，但16歲便離家，中間隻有一次因守父孝回來過一次，故鄉人大多沒見過他。而今已是73歲，才得以返鄉小住，真可謂“少小離鄉老大回”了。鄰裡們能不盼望見一見當今皇上的老師、内閣大學士、吏部尚書孫家鼐的尊容嗎？

　　這可忙壞了知州魏紹殷、總兵郭寶昌，他們決定以最隆重的禮儀接待衣綿還鄉的孫大人。1899年12月16日，知州率領文武官員，一大早便來到靖淮門列隊迎候，沿途錦旗飄揚，鼓樂齊鳴，好一派熱烈而隆重的場面！

　　時間一小時一小時過去，太陽已從東方地平線升到頭頂，知州萬分焦急，“怎麼還沒來到？”這時一個衙役來報：孫大人早已從東門進城回“狀元府”了。孫家鼐輕車簡從、不願驚動地方官員的行為，州人十分敬佩。

　　一天夜晚，孫公戴小帽，身着便服，手提燈籠，獨自探望親友。在他回府行至鐘樓巷附近時，巧遇上都司率隊查街巡邏，孫公便面牆而行，以示禮遇。不料被都司誤認為是“行迹可疑的竊賊”，當即被緝拿帶走。當他們來到“狀元府”門前時，孫公要求叩門請人作保，守門人王興見狀大驚，痛斥都司妄行，這可吓壞了都司。次日，知州、總兵帶着都司前來請罪，孫公不但沒有怪罪，反而稱贊都司忠于職守，并建議提升。一時間被州人傳為佳話。

　　家鼐簡約斂退，生平無疾言遽色。雖貴，與諸生鈞禮。閉門齋居，雜賓遠迹，推避權勢若怯。嘗督湖北學政，典山西試，再典順天試，總裁會試，屢充閱卷大臣，獨無所私。拔一卷廁二甲，同列意不可，即屏退之，其讓不喜競類此。器量尤廣，庚子，外人請懲禍首戮大臣，編修劉廷琛謂失國體，責宰輔不能争，家鼐揖而引過。其後诏舉禦史。家鼐獨保廷琛，謂曩以大義見責，知忠鲠必不負國，世皆稱之。

　　北大第二任校長許景澄及其書法

　　許景澄（1845年—1900年），世稱許公。原名癸身，字竹筠，生于浙江嘉興，同治年間進士。1880年開始外交生涯，他曾被清政府任命為駐法、德、奧、荷4國公使。1890年改任駐俄、德、奧、荷4國公使。許景澄曾寫《外國師船表》，疏清朝廷，建議加強海防。1892年，沙俄出兵侵占中國新疆帕米爾地區，他曾作為中方談判代表，據理駁斥沙俄侵略行徑，俄軍拒不撤退。1898年，許景澄代表清政府與沙俄議定，在邊界未劃定前雙方軍隊維持現狀。

　　1897年，許景澄出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兼工部左侍郎，并兼任中東鐵路公司督辦。中東鐵路由沙俄興建，公司設在哈爾濱。許景澄往來于彼得堡、哈爾濱之間，為簽訂協議奔波。1898年8月28日，許景澄參加了中東鐵路開工典禮。

　　1900年，爆發了義和團運動，當時清政府利用義和團力量，并派出官兵同時攻打外國使館，對外宣戰。許景澄極力反對。他上書慈禧太後說：“攻殺使臣，中外皆無成案”。慈禧太後大為震怒，許景澄被慈禧定為“任意妄奏，語多離間”的罪名，于同年7月28日在北京處死，時年55歲。著有有《許文肅公遺稿》《許文肅公外集》《出使函稿》。

　　北大第三任校長張百熙及其書法

　　張百熙（1847年－1907年），字埜秋，一作冶秋，号潛齋，湖南長沙人。 清朝後期政治家、教育家 。

　　同治十三年（1874年）進士，授編修。曾藏修于長沙城南書院。光緖七年（1881年），督山東學政。光緒十四年（1888年），典試四川，翌年命直南書房。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遷侍讀學士。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督廣東學政，遷内閣學士。戊戌政變後，因薦舉康有為獲罪，被革職留任。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補禮部侍郞，次年升工部尚書兼左都禦史，轉刑部尚書。提出變通科舉、廣建學堂，并提議增設學部，要求複辦京師大學堂。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任管學大臣，主持京師大學堂。其間，保薦吳汝綸為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奏請設立醫學、實業、譯書三館；選派學生出國留學。同時拟定《學堂章程折》，主持制訂“壬寅學制”“癸卯學制”。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奏請立停科舉。同年任戶部尚書，次年轉郵傳部尚書。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張百熙去世，獲贈太子少保，谥号“文達”。

　　張百熙在清廷為官三十餘年，是名副其實的近代教育改革的先驅者，為近代教育的發展作出了卓越貢獻。遺著有《張百熙奏議》《退思軒詩集》等。

　　北京大學從建校至今，北京大學共經曆了29任校長。其中，任期最長的校長，是蔡元培蔣夢麟，他們兩人的任期均為14年9個月。而且，蔡元培、蔣夢麟是北京大學校長中，任期超過10年僅有的兩位優秀教育家，兩位教育家還是前後相續的關系。

　　北京大學任期最短的校長是近代音韻學家勞乃宣，僅任期3個月。北京大學校長任期不足一年的，還有第6任校長朱益藩、第10任校長嚴複、第16任校長湯用彤等3位，均擔任半年就卸任了。

　　北京大學校長任期僅1年的，是第1任孫家鼎、第2任許景澄、第8任柯劭愍、第11任何燏時等4位。

　　任期僅2年的，是第3任張百熙、第4任張亨嘉、第26任王恩哥等3位。

　　北京大學校長任期超過5年的，除了浙江的蔣夢麟先生、蔡元培先生等兩位大師級人物外，還有第17任馬寅初、第18任陸平、第21任丁石孫、第22任吳樹青等，共有6位。

　　北京大學共29任校長，平均任期3.*。能夠在這個位置上，開創新局面，大展宏圖，創造教育教學輝煌，是相當不容易的。

　　北京大學校長籍貫的趣談

　　北京大學校長的省份、籍貫，最多的是浙江省，共有7位，占比24.14%。福建省、山東省、江蘇省等3個省，各湧現了3位北京大學校長，分别占比10.35%。

　　來自湖南省、江西省、上海市、安徽省、湖南省等4省1市，曾經擔任北京大學校長的，各有2位，分别占比6.90%。

　　廣東省、河北省、湖北省、吉林省等4個省各有1位，占比3.45%。也就是說，共有12個省、1個市的優秀教育家曾經擔任過北京大學的校長。

　　共有18個省、市、自治區沒有出現過北京大學校長，分别是：北京市、天津市、重慶市、黑龍江省、甘肅省、海南省、河南省、廣西壯族自治區、西藏自治區、内蒙古自治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甯夏回族自治區、青海省、四川省、雲南省、貴州省、陝西省、山西省，等等。

　　在北京大學的29任校長中，來自南方省、市的校長共有23位，占比79.31%。來自北方省、市的校長，共有6位，占比20.69%。

　　從地區分布可以看出，長江中下遊地區的省、市的優秀教育家出任北京大學校長的最多，分别有江西省、安徽省、湖南省、湖北省、江蘇省、浙江省和上海市，共有18位，占比62.07%。

　　這與古*出狀元最多、湧現出中國科學院院士的人數最多的情況，非常相符合。可見長江中下遊地區是魚米之鄉，文化底蘊深厚，人才濟濟，在全國獨領*。

　　北京大學校長的姓氏趣談

　　北京大學29位校長當中，姓張的姓氏最多，共有3位，占比10.35%。姓周和姓許的校長，共有2位，分别占比6.90%。

　　其他的姓氏，僅有1位。如：孫家鼎、李家駒、齊遷琛、柯劭愍、嚴複、勞乃宣、何燏時，等等，共有22位22個姓氏，十分有趣。

　　北京大學校長的身份情況趣談

　　在北京大學共29任校長中，獲得中國科學院院士身份的，共有5位。分别是：周其鳳、龔旗煌、許智宏、王恩哥、陳佳洱等。

　　屬于清末進士出身的，大緻是3位，分别是：許景澄、李家駒、張亨嘉等。

　　出身于教育家的最多，有20多位，占據絕對優勢。畢竟，北京大學是中國近代的第一所大學，是全國高級人才的*地，沒有教育家的身份，與北京大學就不太相稱了。

　　其他出身于曆史學家、物理學家、流體力學家、書法家、思想家、翻譯家、經濟學家、音韻學家、哲學家和文學家的，也相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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