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觀點

1、從“先富帶動後富“轉向共同富裕其實是一以貫之的，“先富帶動後富”的目标就是走到共同富裕。我們提出“先富帶動後富”，是認識到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目标是要發展和解放生産力，所以共同富裕也不是簡單地去平均，或者絕對平均，還是有一個過程。

2、共同富裕到什麼程度并沒有一個量的概念，也不能簡單地把它數字化。

3、合理調節高收入，還是要從稅制改革的切入口突破。應當增加直接稅的比重，同時征收稅率相對較高的資本利得稅、遺産稅、房地産稅等。

4、會議強調暢通向上流動暢通這個目标，就是避免階層固化，避免“寒門難出貴子”（現象發生）。對此要從全過程進行調節，包括生育、養育到養老，一條龍地進行調節，以此來減少社會階層固化的弊端或者這種傾向的發生。高考是最公平的一個制度，應堅持下去。

5、第三次分配應該是自願的，但是也應該用合理的政策加以引導。

8月17日，中央财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以下簡稱“會議”）召開，促進共同富裕是一大議題，也是市場關注的焦點。

“共同富裕是仍然存在一定差距的共同富裕，實現的根本途徑是共同奮鬥，不搞殺富濟貧，也不能落入福利主義陷阱。”中央财辦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韓文秀如是解釋到。

如何正确理解共同富裕？在共同富裕目标下，如何推進财稅改革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近年社會階層流動性放緩，“寒門難出貴子”的聲音不時出現，如何暢通向上流動通道？“三次分配”應該是強制還是自願的？“十四五”規劃中提出的支持浙江建設共同富裕示範區，是否适合全國借鑒？

對此，新京報記者專訪了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黨委書記、長江學者特聘教授餘淼傑。他認為，共同富裕到什麼程度并沒有一個量的概念，也不能簡單地把它數字化。合理調節高收入，還是要從稅制改革的切入口突破。應當增加直接稅的比重，同時征收稅率相對較高的資本利得稅、遺産稅、房地産稅等。三次分配應該是自願的，但應該用合理的政策加以引導。

不能簡單地把共同富裕的程度數字化

新京報：為何要從“先富帶動後富”轉向共同富裕？如何正确理解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中的富裕是多大程度的富裕，共同到多大程度？何時能夠實現共同富裕？

餘淼傑：之所以提從“先富帶動後富”轉向共同富裕，因為我們社會主義的建設既強調公平，也強調效率。效率是把蛋糕做大，公平是指老百姓在改革開放的紅利中能夠得到共享、協調發展，這也是貫徹我們新發展格局共享和協調的兩大理念。

所以從“先富帶動後富“轉向共同富裕其實是一以貫之的，“先富帶動後富”的目标就是走到共同富裕。我們提出“先富帶動後富”，是認識到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目标是要發展和解放生産力，所以共同富裕也不是簡單地去平均，或者絕對平均，還是有一個過程。

新京報：共同富裕中的富裕是多大程度的富裕，共同到多大程度？何時能夠實現共同富裕？

餘淼傑：共同富裕到什麼程度并沒有一個量的概念，也不能簡單地把它數字化。第一就是要實現規則公平，第二不要讓社會各個階層收入分配差距過大，讓每個人能夠充分地人盡其才。在人盡其才的前提下，使個人最大程度地實現他在這個階段上的富裕。

對于何時能夠實現共同富裕，8月17日會議上的文件中也寫得特别清楚，我們要對共同富裕的長期性、複雜性和艱巨性有一個清楚的認識，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得慢慢來，假以時日，逐步地實現。

合理調節高收入，要從稅制改革突破

新京報：如何調節過高收入，哪些人群的收入要進行調節？如何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

餘淼傑：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比重，本質上來講是兩部分。第一部分是要通過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征，通過市場配置資源把蛋糕做大，那麼中等收入群體在其中的比重自然也會增加。另外就是要對中小企業加以大力扶持，因為中小企業涵蓋了大量就業人口，中小企業發展上來，大量的就業人口收入就會上升，中等收入群體的比重就會上升。

有哪些人群的收入需要調節？會議也說得很清楚。分三個方面：高收入群體要進行合理調節，中等收入群體的要把它做大，對低收入群體要進行保障，從而形成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正态橄榄型分配體系。

新京報：在共同富裕目标下，如何推進财稅改革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餘淼傑：要做到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關鍵在保就業、保市場主體。在疫情沖擊之下，許多中小企業面臨生産經營的困難，我們就要采取穩健的貨币政策為之纾困。另一方面，我們還可實施積極的财政政策，通過減稅降費的措施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至于合理調節高收入，則還是要從稅制改革的切入口突破。另外我們還要堅決取締非法收入。

當前我國的稅制結構仍以間接稅為主，即使在稅改之後以增值稅、營業稅為主體的間接稅占比也達到40%左右。間接稅将稅負轉嫁給消費者，基于邊際消費傾向遞減的規律，間接稅呈現出累退的特點，增加了中低收入人群的稅務負擔。這一稅制結構對勞動調節有餘，而對資本調節不足，所以我們應當增加直接稅的比重，同時征收稅率相對較高的資本利得稅、遺産稅、房地産稅等。

高考是最公平的一個制度，應堅持下去

新京報：此次會議也提出了，暢通向上流動通道，給更多人創造緻富機會，形成人人參與的發展環境。在你看來，如何實現暢通向上流動通道？

餘淼傑：會議強調暢通向上流動暢通這個目标，就是避免階層固化，避免“寒門難出貴子”（現象發生）。對此要從全過程進行調節，包括生育、養育到養老，一條龍地進行調節，以此來減少社會階層固化的弊端或者這種傾向的發生。

看待這些現象背後的本質問題就是收入分配差距過大，過高收入層的群體必然拿到的社會資源就比較多，就是會出現“富的越富、窮的越窮”（的馬太效應）。貧窮的群體沒有辦法供小孩讀書，接受更好的教育，因此階層的爬行就比較困難。當然我們國家最重要的一個制度保持得很好，保障“寒門能出貴子”的制度，就是我們的高考，這是最公平也應該繼續堅持下去的一個制度。

三次分配應該是自願的，但應該用合理的政策加以引導

新京報：為何在當前要提“三次分配”，如何正确理解“三次分配”？

餘淼傑：為什麼要提三次分配，其實就是一次分配靠市場、二次分配靠政府、三次分配靠道德。主要是通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引領來實現，它是相對自願的，要在全社會形成一種“先富帶後富”的環境，目标并不是每個人追求絕對平均的财富，而是通過創新、勤勞來追求緻富。也不能通過父輩的所得，靠坐在金山上，坐吃山空是不行的。

新京報：在你看來，“三次分配”應該是強制的還是自願的，應該如何進行“三次分配”？如何看待企業在共同富裕中的定位、角色、作用？

餘淼傑：第三次分配應該是自願的，但是也應該用合理的政策加以引導。比如一個過高收入群體，按照現在的稅制要交比較高的所得稅，但如果通過捐獻可以免稅，那他們捐贈意願更強，也能借此能得到社會的肯定，這是很好的一個事情。

捐贈方面的政策應注重引導三個方面，一是個人應該成為捐贈的主體，個人捐贈比重應該提高；二是要提高富人捐贈比重；三是要鼓勵企業，不管是國有還是民營企業，要更好地發揮社會責任。

從我國富人捐贈比重看，意識還相對薄弱，多将财富通過代際傳承的方式進行管理。為此，我們一方面要倡導高收入群體以及利潤豐厚的企業肩負起社會責任感，更多投身于公益慈善事業。另一方面，稅制的設計與改革要更加科學。

我提出五點建議：第一，應當盡快研究征收資本利得稅、房地産稅、遺産稅、贈與稅的方案。第二，推動形成寬稅基、低稅率的個人所得稅制度。第三，要針對不同行業實施差異化的稅率，緻力于科技創新的企業應當減稅，而包含娛樂行業在内的收入畸高産業應當施以重稅。第四，要研究開征消費稅，特别是對于奢侈品的消費稅。第五，要充分發揮稅收對捐贈的激勵作用，譬如富人進行捐贈活動可享受免稅待遇。

借鑒經驗不能全盤照搬，要因地制宜

新京報：“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标綱要提出，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範區。為何選定浙江？浙江作為共同富裕示範區，可以做哪些探索？

餘淼傑：選定浙江作為共同富裕示範區，第一是浙江經濟發展比較好，前期已經有比較雄厚、堅固的經濟基礎作為背景；第二從分配等角度，浙江發展比較均衡，體現在地區的均衡和大小企業的競争，浙江的特大國企比較少，民企尤其中小型民企比較多，因此浙江是典型藏富于民的這樣的一個省，所以把它作為共同富裕示範區。

新京報：浙江共同富裕道路是否有普适性或者說是否适合全國借鑒，未來是否會推向全國？

餘淼傑：應該說，浙江的共同富裕道路具有一定的示範性，特别對民營經濟比較發達的省份地區來講，是具有示範作用的，也适合全國借鑒。當然我們特别要強調因地制宜，要強調地區的特質特性，不要一刀切。

新京報：實現共同富裕，有哪些國際經驗值得借鑒？

餘淼傑：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國際經驗、做法都值得借鑒。現在我國的收入分配水平是比較低的，但是從目前的發展階段和時間來看的話，我們其實是走在國際前沿的。

我覺得像北歐的模式、日本的模式其實都值得我們借鑒，當然我們一定要記住，一定要根據我們自己國情，不能全盤照收照搬，要對不同的政策加以甄别，找出适合我們自己的道路。

新京報貝殼财經記者 程維妙 侯潤芳 編輯 陳莉 校對 劉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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