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任何事想要成功，都需要環境的配合。

譬如孩子要學英文，是找一個美國人當老師，還是找一個中國人當老師？

答案很清楚，當然找美國老師，因為英語是人家的母語；

中國老師英文再好，難免說一說就想用中文來解釋，小孩在這種環境下，語言不容易學得好。

對于這一點，我自己就有經驗。

我在美國念書時，女兒五歲。

我把她放到美國小學念一年級，兩個月之後，她英文講得比我都好。

因為英文好不好要配合發音、腔調，她講得跟美國小孩一模一樣，非常地道。

但是後來她回台灣念書，英文底子就慢慢遺忘了。

她還曾經怪我，怎麼不讓她繼續學英文？

我說，你在台北讓你學英文，學習效果肯定不好。

語言的學習尤其要環境配合，你沒有在那個環境裡，根本沒辦法跟别人溝通，你不知道這句話在書上念起來和實際說出來，是不是一回事。

不單是她，連我現在都覺得自己英文很差。

我有時候打開《紐約時報》或者《時代》雜志，發現很多字已經看不懂了，為什麼？

因為時代在發展，英語國家也漸漸改變了一些口頭用語，而你沒有在那個環境生活，自然跟不上，查字典也查不到的。

由此可知，環境對人的影響有多大。

不隻是學習語言一項，為人處事也是一樣。

《孟子·滕文公下》就記載了這樣一段故事：

孟子有一次跟宋國大夫戴不勝談話。

戴不勝說，有個叫薛居州的人，是個大好人，讓他在我們國君身邊，國君也會慢慢變好吧。

孟子就用一個學習語言的比喻，來說明道理。

他說：“假定有一位楚國大夫想讓他的兒子學習齊國話，那麼是請齊國人來教？還是請楚國人來教？”

戴不勝說：“請齊國人來教。”

孟子說：“一個齊國人教他，許多楚國人幹擾他，即使天天鞭打來逼他說齊國話，也不可能做到。

如果帶他到齊國都城的街坊住上幾年，即使天天鞭打來逼他說楚國話，也不可能做到。

你說薛居州是個好人，讓他住在大王宮中。如果大王宮中，不論年紀大小、地位高低，都是薛居州那樣的人，大王能同誰去做壞事呢？

如果大王宮中，不論年紀大小、地位高低，都不是薛居州那樣的人，大王能同誰去做好事呢？

單靠一個薛居州，能對宋王起什麼作用呢？”

從這段話可以知道，古時候的教育也挺可怕的，因為會有體罰，小孩子學習學不好，要受到老師的鞭打。

孟子以此為比喻的用意，是要強調人要走上善途，需要環境的配合，需要很多人一起配合。

如果周圍都是好人，你想做壞事也沒機會；相反，周圍都是壞朋友，你要做好事也不可能。

當然，這麼說并不是要否定每一個人自主自由的力量；

而是因為在古代社會，一個國君擁有極大的權力，真的需要有許多好的大臣來輔佐才行，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老百姓等着你施行好的政策，可以讓他改善生活；如果你沒有這麼做，他會慢慢忍耐，但是忍耐到極限就要起來造反了。

孟子生活的時代天下已經很亂了，他總是想各種辦法希望國君可以盡快改善。

因為國君做得好，老百姓才能跟着好，這是古人的想法。

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國君如果做得不對，老百姓也要跟着受苦了。

如何能讓國君實行仁政呢？

孟子認為，光靠一個好人薛居州，或是個别幾個好的大臣，在他身邊教導，是起不了作用的。

“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反之，如果宋王四周的人都是努力行善之輩，那麼宋王想要作惡也不大容易了。

這段話的道理雖然很平凡，但是足以告訴我們一個信息：

儒家絕不是單單講究個人之發心立志，好像一個人可以不受環境影響，獨自成就偉大的人格似的。

事實上，從孔子的“擇不處仁，焉得知”一語開始，儒家就注意到人的具體生命與外在環境之間，有着極為深刻的互動關系。

人的價值當然是由内而發的，基礎在于自覺和自願；但是這種價值必須落在人際關系的網絡中，才能得以實現。

同時，人的自覺與自願不能離開對于具體處境的判斷，也就不能離開四周的環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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