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家文化中，其倫理思想中最具主題色彩的就是人性本惡論的主張。從傳承思想文化的角度看，法家的人性本惡論觀念是從荀子性惡論思想的繼承。那麼，下面就讓我們一起去了解關于法家的人性觀思想内容吧。

　　法家倫理思想中最具主題色彩的就是人性本惡論的主張。在法家看來，好利惡害，趨利避害是古往今來人人固有的本性，這種本性是不可改變的。

　　從傳承思想文化的角度看，法家的人性本惡論觀念是從荀子性惡論思想的繼承。荀子的性惡論思想主要表現為：人的感官欲望的無法滿足狀态。他在《荀子·性惡》說：“目好色，耳好聽，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

　　他認為，正是在人的本能的基礎上，産生了人的财産占有欲和好利之心。《荀子·榮辱》中寫道：“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秀，行欲有輿馬，又欲夫餘财蓄積之富也。然而窮年累世不知足，是人之情也。”

　　同時還認為，人的共同心理是好榮而惡辱，從堯舜到庶民百姓沒有什麼差别，而人世間最值得榮耀的就是掌握政治權利。

　　《荀子·王霸》裡談到：“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為聖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荀子認為人的這種本性是不盡合理的，這就應該借助于開展深入的社會實踐來矯正，即‘化性起僞’。

　　法家先驅及代表人物或先于荀子談到了或在荀子之後拓展了這一人性論思想。《管子·禁藏》說：“夫凡人之性，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繼日，千裡而不遠者，利在前也。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彼逆流，乘危百裡，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淵之下，無所不入焉。”商鞅認為，人的本性是好利的，人性好利的主要表現為人的生存欲望和生存需要。

　　《商君書·算池》裡指出：“民之性，饑而求食，勞而求佚，苦而索樂，辱則求榮，此民之情也。”由于人有這種生存需要，因此，每一個人在利弊之間都要趨利避害。《商君書·算池》：“民之生：度而取長稱而取重，權而索利。”

　　商鞅認為，人的本性與生俱來，人的一生就是追逐名利的一生，人的所有行為都受制于好利的本性。這種人本性論應用在政治上就是追求爵位，經濟上就是追求田宅。

　　《商君書·錯法》中指出了統治者恰恰可以利用此人性論實現自己的統治，“人生有好惡，故民可治也；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韓非的人性論，部分的受了荀子的性惡論的影響，同時，也繼承了商鞅的人性好利的觀點。

　　韓非認為，人的好利主要根源于人們的生存需要，他以為以腸胃為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每個人都有欲利之心，人的任何行為都受好利的本性支配，即使是父子、君臣之間，也是計利而行的。

　　韓非舉出了社會上的溺嬰習俗說明這一已經演化為自私自利的思想。《韓非子·六反》：“父母之于子也，産男則相賀，産女則殺之，此俱出父母之懷衽，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後便，計之長利也。”韓非認為，儒家所說的君臣之間以忠信仁義相待，是不可靠的。《韓非子·難一》：“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重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間，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

　　總之，法家人性論是那個時代的反映，是私有制和商品經濟發展的産物，是商品等價交換在人們利益上的反應，也為法家法治思想提供了理論基礎，在一定意義上講具有曆史進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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