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喜帖街”重建而成的灣仔利東街。（大公報）

說不清是廣東歌塑造了我們的情感想像，還是我們賦予了廣東歌特别的情感色彩。我這代人，對廣東歌的感情絕對不一般。誰沒有在廣東歌裡藏有一段隐秘心事？回想起來，不得不承認的是，我們所擁有的諸多情感教育，部分是從流行歌習得的。在不懂愛的年紀，從流行歌裡知道情為何物。就像張愛玲的箴言：“像我們這樣生長在都市文化中的人，總是先看見海的圖畫，後看見海；先讀到愛情小說，後知道愛；我們對于生活的體會往往是第二輪的。”

從小聽廣東歌長大的人，連長大後遭遇的愛情也可能長得像廣東歌裡一衆情歌的模樣。無怪乎我們在愛情破碎後總會發現，這些情歌幾乎能為我們的每一段愛情提供了诠釋的語料──因為我們早已全面浸染由流行歌所形構的情感想像裡，早已成為歌中人而不自知。當然，它不僅僅指向愛情，也囊括親情、友情，深刻地參與着我們對情感體驗。《單車》和《最佳損友》每每讓人淚流滿面的奧秘，正在于此。這不是一樁個人經曆，而是一種集體經驗。關于廣東歌，我們大概都充滿了私人經驗，畢竟，它承載着太多我們對往昔時光的記憶。

廣東歌背後藏着一個被流行音樂化的“香港”。經由音樂的傳播，“香港”成為一種被廣泛流傳的文化想像。香港是廣東歌的主要生産與傳播空間，于是，這些歌裡的港人性格，也在無形中構成一種文化輸出。我們今天常提到的“港男”與“港女”，同樣活在廣東歌所形構的想像裡。廣東歌早已不隻是流行音樂，它是一代人認識香港的路徑，也是香港走向世界的橋梁之一。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流行歌，它是時代精神的反映。流行文化向來比精英文化更貼近一個時代的地表。《半斤八兩》從來就不僅僅是流行歌本身，它折射的是勞工階層的殘酷心史。《半斤八兩》的歌詞相當俗白，但“一生一世為錢币做奴隸”一句卻深刻地道出了“打工仔”的生存境況。這首歌以戲谑的形式，表現出濃厚的現實主義色彩。它早已超越了時代和地域，不僅僅是香港七十年代勞工階層的寫照，并且也反映了今天的“996”、“打工人”的現狀。《獅子山下》銘刻了一代香港人的奮鬥、拼搏精神，已經成為香港至為關鍵的精神标志之一。它最初源自于同名電視劇《獅子山下》。這部電視劇名噪一時，因為它忠實地記錄了一代香港民衆憑借自己的雙手，兢兢業業建設家園的故事。這種逆境求生的庶民意志被黃霑寫進歌詞裡，因而歌詞裡多含“同舟人”、“大家”、“一起”等鼓勵民衆齊心協力、共克時艱的語詞，而它所歌頌的勇敢、無畏、奮鬥、拼搏的“獅子山精神”象征着幾代香港人的奮鬥動力。

并且，香港的地景和廣東歌是共生的。因為廣東歌中的地景書寫，香港城市空間不再隻是空間本身，而是紅男綠女的愛情原點。以至于我們看到“百德新街”四個字，自然就會想起愛情之中的濃情蜜意。途經天後站，想到的是曾經那對風靡衆人的小女生在“紅館”歌唱的“最後變天後，變新娘，都是理想”。亦由此，彌敦道成為苦情歌的故事發生地，途經這裡，不免總有點“意難平”；九龍城既是雜亂無章的底層生活空間，也是浪漫記憶的居所；黃金廣場和時代廣場成為都市人愛情節奏的隐喻，和王家衛的鳳梨罐頭一樣──雖然一個以空間距離類比愛情流逝的速度，一個以時間間隔作為愛情的計量單位，但它們都意在說明：都市人的愛情，來得快、去得也快。愛情就像速食品，隻有短暫的賞味時間。在黃金廣場分了手的戀人，下次再聚的場合可能是幾步開外的時代廣場，雖然一方仍未釋懷，但另一方早已有了新伴侶。香港的空間文化記憶就這樣和廣東歌扭結在一起。其中最廣為人知的，非“喜帖街”莫屬。它疊合了愛情與地景兩種“傷逝”。“有感情就會一生一世嗎？”一語雙關，無論是承載着美好愛情想像的利東街，還是現實世界中的愛情本身，又有什麼能天長地久？

的确沒有什麼能夠天長地久，所以海枯石爛才值得歌頌。不過音樂不一樣，它是記憶的儲存器，曆久彌堅。離開粵語環境到異地求學後，廣東歌成為抵達家鄉的精神管道。若論廣東歌裡的兒女情長和其他語言的音樂有什麼不同，其實都不外乎是那些我們耳熟能詳的都市愛情橋段排列組合的展演，但廣東歌就是有一種無法被翻譯的“情”。因為諸多語詞、典故有其社會曆史文化的特殊脈絡。大概這就是流行音樂的地域性，它不僅僅簡單地指向地理空間的音樂生産和傳播過程，更是一種與此一地理空間的人，經過長年累月的交融耦合，構成一種潛在的、尚未被觀念化的情感結構。換言之，作為地域語言的延伸，這種“鄉音”同樣蝕骨銘心，是我們無法翻譯的生命記憶。

（原标題為：戀戀廣東歌）

來源：大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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