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寶三載上元節，高高的長安城内人聲鼎沸，唐裝仕女、秉燭夜遊、昆侖奴、胡旋舞……最近正在熱播的網絡劇《長安十二時辰》中，展現的正是一派長安氣象。長安氣象，當然不是空泛的名詞概念，也不是史料的層層堆積，唐代服裝是當時生活方式鍊條中一個最突出而又最敏感的環節，它是長安世道人心變遷的前奏，其開放的程度往往成為社會轉折的标識，其變化的速度則又經常成為民心趨向的碑記。

大唐的盛世繁華自不待言，而早在《長安十二時辰》上映之前，葛承雍在他所著的《大唐之國：1400年的記憶遺産》一書中，就已經闡述了強盛唐朝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其中對“唐裝”的介紹，更是構成了“缤紛萬相中的文化面彩”裡的一面。下文節選自《大唐之國》第四編，首發于三聯書店三聯書情，已獲得出版社授權轉發。

文 | 葛承雍

服裝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方面。服裝規範化是封建王朝大一統政治和道德秩序的體現，而服裝時尚化則是一個時代社會生活與世态民風變化的反映。唐代服裝對當時文化的昌盛産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本文欲透過外在的服裝，探讨當時人們更深層的内在精神，這就是本文所說的“氣象”内涵。

貞觀到開元、天寶年間胡服形成一種長安氣象

一個時代的服裝與其社會文化是緊密相聯的。以楊隋為首的關隴集團統一全國後，為壓倒婚娅貴族勢力，強調“重冠冕”，欲根據《周禮》重新厘定服裝制度，但由于各民族長期相互仿效，要大規模地變易服制比較困難，特别是俗具五方的長安，“人物混淆，華戎雜錯”，北族南俗的服飾形制已包融合璧，這在社會心理上是不易更動的。隋文帝隻對個别衣冠作出厘革，隋炀帝時才下诏憲章古制，将各有等差的禮服制度作了一番改造。

唐承隋舊，武德四年正式頒布冕服定制。朝服與公服是官吏上朝、行禮、祭禮時用的禮服，根據官職不同以律令形式規定衣服的色彩、花紋、樣式。而平時“百官常服同于庶人”，即使皇帝常服，也隻用袍衫。

初唐服裝雖有少數上層貴臣衣羅曳绮者，但社會總體上比較樸素，從李壽墓壁畫來看，長安婦女的衣裝，上穿小袖短襦，下着緊身長裙，裙腰束至腋下，配挂披帛。以後近百年間，服裝樣式雖屢經變化，但這個基本樣式始終得以保持。這種以小袖為尚的風氣，無疑是受胡服影響的緣故。

胡服的傳入，至唐已有幾百年的曆史，至于流行在廣大婦女中間并形成一種長安氣象，則是在唐代貞觀到開元、天寶年間。《大唐新語》卷九載貞觀時，長安金城坊捕獲胡賊不得，因為“有胡着漢帽，漢着胡帽”。可見在唐初，漢胡帽已難分彼此，所以在唐代陶俑及壁畫中，着折領胡服穿長靿靴者極多，這在韋泂墓和永泰公主墓壁畫上都有代表款式。可知，長安婦女的穿着亦仿效其他民族。

進入盛唐後，五彩斑斓的胡服更成為長安服裝的時尚。《安祿山事迹》卷下載：“天寶初，貴遊士庶好衣胡服，為豹皮帽，婦人則簪步搖，钗衣之制度，衿袖窄小。”長安韋顼墓石椁上婦女穿戴金錦渾脫花胡帽、卷沿翻毛花胡帽以及翻領胡服與金錦小蠻靴的形象，反映出盛唐的服裝樣式，體現了文化交融的潮流，為長安氣象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外在标志。

上排左起：初唐女陶俑，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彩繪蝶髻挽袱女俑，中國曆史博物館藏；雙螺髻女立俑，唐鄭仁泰墓出土；女立俑，陝西禮泉縣新城公主墓出土。下排左起：雙髻女俑，陝西西安灞橋新築唐金鄉縣主墓出土；女性俑，陝西西安市新城區韓森寨紅旗機電廠唐墓出土，西安博物院藏；倭堕髻女俑，陝西西安鮮于庭誨墓出土。

安史之亂後，回鹘裝束流行于長安，花蕊夫人《宮詞》雲：“回鹘衣裝回鹘馬，就中偏稱小腰身。”此後，胡服的影響逐漸減弱，女服款式也随之變化，除吐蕃服裝流行長安外，比較典型的打扮是衣衫加寬，袖子放大等。像《簪花仕女圖》中出現濃麗豐肥的盛唐貴婦裝束似為這個時期的普遍樣式。文宗太和二年，朝廷禁止短窄衣服，開成四年，卻又禁止衣裙寬大，不過十年時間，女裝加肥的樣式被朝廷予以限制，從而改變京城的風尚，但是“诏下，人多怨者。京兆尹杜悰條易行者為寬限，而事遂不行”。長安女性服裝照舊是寬大無比，追逐凝重嬌媚。到了晚唐，這種特點更加顯著，一般婦女服裝袖都超過四尺。

男子的主要服裝也呈現出倜傥風儀、華而不缛的樣式，如常服有寬袖也有窄袖，有圓領也有翻領，一般總是裹烏紗幞頭巾子，系紅鞓腰帶，穿烏皮六合靴。從懿德太子墓和章懷太子墓壁畫可知，男子服裝由皇帝到官吏，在樣式上幾乎相同，隻是在質料和顔色裝飾上有所差别。

紅袍男騎馬俑，唐鄭仁泰墓出土。

從這條嬗遞的變遷軌迹看來，簡素儉約到去樸趨豔的社會風習，從貞觀末年濫觞，開元中葉成為潮流，至安史之亂中斷，爾後又回歸如昔。這種現象的産生有兩個深刻的原因。

首先，唐代服裝的變化往往從統治階級上層越禮發端。這是因為人口集中、商業繁華的長安，是統治機構及其成員聚攏的地方，各地貴族士人、富商大賈、少數民族上層往往雲集于此，他們彙集的結果，大大提高了城市的消費水平和文化水平，同時對服裝乃至城市風尚的變化也發揮主導的影響。特别是開元之後社會财富積累增加，這個階層人數擴大，特權優厚，使得他們不甘于禮制的約束，好新慕異，縱情享樂。文宗時宰相李石說：“吾聞禁中有金烏錦袍二，昔玄宗幸溫泉，與楊貴妃衣之，今富人時時有之。”這種喜好華貴服裝的時尚，反映長安城市風貌的急劇改觀，形成了新的堂皇氣象。當然，富人放縱聲色的影響，胡商交易競争的遊蕩，市井居民追逐眼前歡樂的傾向，有時會導緻社會出現追求奢華的趨勢，造成一番虛假的繁榮景象。

其次，唐代服裝受到外來文化影響而變化。長安聚集了四域的外客和胡商，人數之多遠過于前朝後代，他們以自己獨特的生活方式影響和吸引着漢族市民。加之他們又不受唐朝禮法的約束，服飾沒有嚴密的等級規章，無須瑣細地區分尊卑身份，因此穿胡服既不受越級僭用的刑法管制，又不受背離綱常名教的指責，故長安雖沒有異族入侵用屠刀逼令人們改衣胡服的情況，但新的服裝觀念敏銳而迅速地滲入市民的思想，人們普遍喜歡穿戴胡服。尤其是在社交活動中，服裝最外在而又最能表現人的精神氣質，更能敏感地反映城市生活習慣的變化，因而唐朝文化在幾百年間變化最快的就數服飾，以緻突破貴賤界限，流風波及社會的各個階層。

唐代服裝是長安世道人心變遷的前奏

一個王朝首都居民的穿着對全國有着巨大的影響，而長安當時又是世界著名的都會和東西文化交流的中心。四方外來的衣冠服飾使東方格調與西方特色彙集融合，像吐火羅人着小袖袍小口袴，戴大頭長裙帽；波斯人剪發戴白皮帽，着貫頭衫，并有織成的巾帔；胡姬們則服大衫，披大帽帔，縱橫馳騁。這些都使長安百姓目不暇接。然而，服裝離不開民族的屬性，它不是外來文化的原始翻版或仿造，而是具有民族特點的社會生活的産兒，又具有護身的物質功能和形象的精神功能。作為大交會、大吸收、大變化時代的唐朝服裝，彰顯出長安氣象，着重體現出以下幾個特征。

開放性：婦女的首服

（帽子）

，是服裝中引人注目的部位。唐代長安初行用缯帛障蔽全身的“羃”，複行高頂寬檐、紗網垂頸的“帷帽”，再行頂部略尖、用“烏羊毛”或厚錦緞制作的“胡帽”

（渾脫帽）

。《舊唐書• 輿服志》載：“武德、貞觀之時，宮人騎馬者，依齊、隋舊制，多著羃。雖發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窺之。”“永徽之後，皆用帷帽，拖裙到頸，即漸為淺露矣。”“開元初，從駕宮人騎馬者，皆着胡帽，靓妝露面，無複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絕不行用。”開元十九年甚至連朝廷也要求婦人服飾“帽子皆大露面，不得有掩蔽”。廢棄羃、帷帽而大行胡帽，整個面龐全部袒露在外，擺脫禮教的精神羁絆，鮮明地反映了長安社會風尚的開放性。又如唐代女服有各種形式的衣領，常見的有圓領、方領、斜領、直領和雞心領等，盛唐時期，長安還流行袒領服，裡面不穿内衣，袒胸脯于外，并且愈是貴婦往往愈穿露胸的上衣，像懿德太子墓石椁門上穿袒領服的婦女，就是此類裝束。一直到中唐，裙腰之上還有抹胸，這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的思想開放。

左：女騎馬俑，唐鄭仁泰墓出土。右：戴笠帽女騎馬俑，唐鄭仁泰墓出土。

多樣性：長安婦女一般的日常服飾，大都是上身着襦、祆、衫、帔，而下身束紅、紫、黃、綠等色的多幅裙子。宮女們一律着半臂

（半袖）

，其款式一般為長與腰齊的短袖上衣，穿在衫襦之外，顯示出新穎利落的健康格調，特别是半臂袖口加帶褶的邊緣，成為惹人注目的裝飾品。此外，長安婦女還流行穿着袍衫及戴幞頭的男裝，不僅流行于坊市中的民間女子，甚至宮廷内的宮女、貴婦們也喜愛男裝。早在高宗、中宗時期，就“有衣男子衣而靴，為奚、契丹之服”。天寶年間婦女更是“着丈夫服靴衫，内外一體也”。天寶四載蘇思勖墓壁畫上戴幞頭、穿圓領寬袖袍的女着男裝像充分印證了這一服式。至中晚唐，貴族婦女仍有常穿男裝的。女子喜效男裝，追求輕便、灑脫、活潑、明快的效果，這也是當時長安服裝多樣性的一個表現，更是社會習俗的劇烈變化。

蹀躞金烏：女着男裝。

審美性：服裝既是實用物質的必需品，又是審美精神的藝術品。唐代婦女服裝尤其重視審美的效果，長安士庶女子在室者搭較長的披帛，出家則披略短的帔子，一般應用薄質透明紗羅做成的長狀巾子，多旋繞于手肩間，上面印花或加泥金銀繪畫。這種源于波斯、印度宗教文化的披帛經過變化後，在長安婦女普通生活中應用，使身體顯示出優美的輪廓線，沒有任何生硬的剪裁，說明其服裝總體的審美性是很強烈的。又如女子的帶束，除胡服腰系的鞢帶外，一般有紗帶、羅帶、錦帶，在帶結中有合歡結、同心結等，将尾束結于前身飄垂，更顯得身體婀娜多姿、颀長秀麗。另外，在袍裝的翻領、袖褾、護腕、前襟上也都加飾美麗的圖紋，使整個服裝閃爍着典雅别緻的情調，可見審美有着巨大的魅力。

普及性：服裝樣式一經設計，就必然超越各個階層和群體的等級身份，或由平民大衆流行于貴族上層，或由長安流行于全國，有着普及性的特征。雖然“婦人宴服，準令各依夫色，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但是人們不依格令，随新好尚，“上自宮掖，下至匹庶，遞相仿效，貴賤無别”。正像目前所見的考古資料中，很難将宮廷婦女所穿的公服和一般婦女所着的常服完全區分開來。例如“半袖”就是最先為宮女所服的“宮裝”，後傳至民間，婦女紛紛效仿，成為一種妝飾的華麗風氣。《新唐書• 李承乾傳》記其喜好突厥語言及服裝，令衆人仿效穿戴，遂在長安流行一時。唐中宗女兒安樂公主“合百鳥毛”制成的毛裙以及蜀川給她貢獻的單絲碧羅籠裙，在長安見世後“百官、百姓家效之”。這種遞相模仿的新鮮感無疑是服裝得以普及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服裝化高貴為平常的過程。

騎馬戴帽仕女俑，新疆吐魯番阿斯塔納187 号墓出土。

多變性：唐人服飾不僅在初唐、盛唐和中唐多有變化，即使是“胡服”也有前後兩期變化。前期，“胡服”本男子所常穿，婦女穿它主要是來自西域民族或波斯文化的影響，特征為頭戴尖錐形渾脫花帽，身穿圓領或翻領小袖衣衫，條紋卷口褲，透空軟底靴。後期則如白居易新樂府“時世裝”所形容，特征為蠻鬟椎髻，眉作八字低颦，臉敷黃粉，唇注烏膏，影響實出自吐蕃，即唐人所謂“囚裝”“啼裝”“淚裝”，重點在頭部發式和面部化妝，和衣服似無關。但是，妝飾的變異，必然使服裝随之而變，從西安郊區出土的中唐以後的陶俑來看，衣襦日趨寬大褒博，下裙長垂曳地，這種從唐代官禮服沿襲而轉成的便服，比起前期潇灑風流的服裝來，顯得完全近于病态，健康活潑的服式變成了孤冷退縮的形象。所以服裝的多變有可能是社會進步的表現，也有可能是沉悶環境的畸形變态，關鍵是它與社會的變異相一緻。

時代性：服裝形式的發展，除了符合人們的群體心理，要輕便實用外，還與時代密切相聯。例如鞋，它是服裝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天寶以前，随着胡服在長安的盛行，靴作為配套服飾也頗受歡迎。後唐馬缟《中華古今注》卷上載：“靴者，蓋古西胡服也。”“其制短靿黃皮，閑居之服。”貞觀時馬周改變靴制，“得着入殿省敷奏，取便乘騎也，文武百僚鹹服之”。一直到唐代宗時仍令宮人侍左右者，皆着紅錦靿靴，歌舞者也都着靴。中唐胡服過時以後，婦女們則多穿高圓頭、方平頭、尖小頭、雲形、花形、重台、如意等式樣的蒲履、絲履、線鞋、麻布鞋，小且淺，行動更輕便。從新疆吐魯番唐墓出土實物和西安出土女俑鞋履來看，唐人鞋子上還繡織或裝飾各式花樣。雖然文武官吏還穿着靴子，但婦女們着靴則已少見，這就說明靴的穿着是有時代性的。

民族性：唐代服裝雖然從異質文化中汲取養料，但卻深深植根于民族的土壤裡。例如褲褶服本是盛行于南北朝時期的北方少數民族的服裝，唐貞觀二十二年，朝廷令百僚朔望日服褲褶入朝。天寶中，朝廷規定朱褲褶為京官六品以下朝參之衣。但在安史之亂後，人們認為服裝的外在形态以及整個胡人生活模式對長安社會起着銷蝕的作用，要以漢族的服裝來激發人們的民族之心，因此貞元十五年罷褲褶之制。這種以胡服非古之禮服，不符合漢民族的心理習慣為借口而加以摒棄的做法，表明唐代在打開大門吸收外族文化時，還是以民族的、社會的效果作為檢驗服裝的基礎。同樣，為了消除本民族的渙散，唐朝對入居長安的胡人改穿漢服也進行幹預，大曆十四年朝廷下诏鴻胪寺：“蕃客入京，各服本國之服”，表面上是針對“商胡僞服而雜居者”，實際上是預防給本民族心理造成消極影響。

流行性：唐代婦女服裝流行性比較典型的是下裳的裙，其中最時髦的是中青年婦女喜歡穿着的石榴裙，唐詩中有許多描寫，如李白詩“移舟木蘭棹，行酒石榴裙”，白居易詩“眉欺楊柳葉，裙妒石榴花”等。石榴裙作為一種鮮豔的紅裙，給人以鮮明、奔放、熱烈的感覺，洋溢着青春的、明快的氣息。裙子不僅流行色彩嬌豔，流行式樣也多，比如李群玉“裙掩六幅湘江水”的款式，王建“兩人擡起隐裙”的花紋，孫棨“東鄰起樣裙腰間，剩蹙黃金線萬條”的裝飾，劉禹錫“農婦白纻裙”的顔色，皮日休“上仙初着翠霞裙”的質料，都說明裙式服裝的流行得到了各階層婦女的喜模樂仿，是由長安大衆共同心理傾向形成的。

綠絹印花裙，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187 号墓出土。

上述這些特征說明長安氣象不是空泛的名詞概念，也不是史料的層層堆積，而是活生生展現在人們面前的風貌神态。具體地說，唐代服裝是當時生活方式鍊條中一個最突出而又最敏感的環節，它是長安世道人心變遷的前奏，其開放的程度往往成為社會轉折的标識，其變化的速度則又經常成為民心趨向的碑記，所以服裝的變化要牽動許多社會現象。雖然統治者企圖禁止服裝的越禮逾制，以實現等級名分、循禮蹈規的理想社會模式，但在長安這樣政治、經濟、文化重疊交融的中心地，恰恰發生着以服裝為代表的審美觀念、民族精神、時代氣勢、思想意識等方面的變革，這種多維、多變、多樣形态的出現确是統治者始料不及的。

既袒胸露臂又柔和明朗，這是各個朝代都沒有的氣魄

氣象是由比較具體的萬物與人物來體現的，從服裝形式的初步印象可以感受到文化的基調，從款式審美可以領會到内在的氣質，從外在色彩可以發現人們的心理世界與環境氣氛。通過這樣三個環節使人認識到唐代服裝與其他曆史時期的風格大不相同，不僅在于漢晉的冠冕變成了隋唐的幞巾，更重要的在于民族精神融彙了外來的文化營養，既花團錦簇又大方開放，既袒胸露臂又柔和明朗，這是各個朝代都沒有的氣魄。

然而，西域格調的服裝一時風靡于長安并不是出于封建統治者的人為倡導，盡管漢魏傳統服裝備受沖擊，但唐王朝希望能保持服裝等級有差的規範心理卻始終深化延續。無論其各時代服飾制令屢有變更，但大抵以紫、绯、綠、青四色來定尊卑貴賤。即使對日常穿着的常服，朝廷也經常橫加幹涉，固執地将它作為政治要求和道德倫理的象征，彙合法制、哲理、教化等各種手段進行綱常禮教的約束。

《長安十二時辰》劇照。

貞觀時李世民《定服色诏》就說：“自末代澆浮，采章訛雜，卿士無高卑之序，兆庶行僭侈之儀，遂使金玉珠玑，靡隔于工賈，錦繡绮谷，下通于皂隸，習俗為常，流遁亡反，因循已久，莫能懲革。”鹹亨時李治敕令：“如聞在外官人百姓，有不依令式，遂于袍衫之内，着朱紫青綠等色短衫祆子，或于闾野，公然露服，貴賤莫辨，有彜倫。”開元初，“玄宗悉命宮中出奇服，焚之于殿廷，不許士庶服錦繡珠翠之服”。可是一旦社會生産複蘇，人們的生活方式就要不可抑制地沖破朝廷的刻闆束縛，長安城内不久又争奇鬥豔，“尚胡曲，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天寶元年，江南數百名鮮服靓妝的婦女到長安表演，于是吳楚的大笠、寬袖、芒履以及短衣窄裳樣式又在長安轟動一時，不胫而走。這種風氣沖破着“違式禁斷”的條例堤防，加速了服裝的改變。

令人思索的是，經過中唐動亂之後的唐代服裝，不僅沒有趨于樸素無華，反而更加豔麗奢華，衣服且由實用轉為裝飾，越來越趨于長大寬博、拖沓寬松，直到走路也必須把衣角提起才能行動。文宗即位後雖“禁高髻、險妝、去眉、開額及吳越高頭草履”，但終因長安“貴戚皆不便，謗讪嚣然，議遂格”。這不僅是豪門貴族競相奢靡，精神頹廢，更主要的是唐廷禁止奢服侈裳，其着眼點在維護封建等級制度，因此不能根治弊俗奢風。

《長安十二時辰》劇照。

不難看出，這種不同時期不規則的波動，反映出對服裝的變化要作更廣闊的、本源的理解。

第一，唐代服裝的變遷往往在實物和思想之間起着中介作用，它自身的消化能力同吸收能力一樣突出，力求在諸般差異中求得大一統的極緻。就其整體特征來說，它的前期具有浪漫自由的風格，并通過這種形态造型獨特地表現奮發向上的思想文化，在廣泛融會外來文化中形成了“長安氣象”。雖然有人認為“安可以禮儀之朝，法胡虜之俗”，但“都邑坊市，駿馬胡服，相率衣盛，奢麗相高”，竟連貴族上層亦有此好。它的後期則以繁文缛節的裝飾使服裝趨向寬柔造作的地步，是其王朝衰落時矯飾主義的必然顯現，這是因為遭遇的曆史背景根本不同了。前期是國力強大的盛世，服裝自發地引進起着錦上添花的作用，即使是民族沖突和戰争也提供着接觸的機會，促進了整個文化的發展。而後期則不然，服裝的變化是以唐王朝沒落、藩鎮挑戰和其他民族的入侵為背景的。在政局動蕩、經濟拮據的情況下，統治者重新找回禮制的程式，以維護自己的政權象征，把服裝作為心靈中實體的慰藉，這是不同環境中生成的不同文化。

第二，雖然唐代是中國古代文化發展的高峰，但即使在最開放的開元、天寶時期，服裝的明快開化也總是受到封建王朝的壓抑阻撓，保守勢力害怕服裝的變革必然會轉向政治新觀念的需要，因此要把那種突破傳統規範樣式的服飾視若洪水猛獸的“妖服”。在唐代服裝幾個變化轉折時期，時時受到這種“俯就我範”的束縛。比如永隆二年，高宗就以“還淳返樸”“務遵節儉”為名，認為花間绫錦裙衣等，糜費既廣，俱害女工。但實質上，正如他自己說的：“采章服飾，本明貴賤，升降有殊，用崇勸獎。”這主要是為了保持等級貴賤的倫常秩序，以千篇一律凝固的服裝程式來凸顯皇家顯赫的地位。這種在并蓄兼收的同時出現的保守傾向被後世封建社會所強化，造成唐以後服裝的創新長期受到遏制。

《長安十二時辰》劇照。

第三，服裝的更新在一定程度上能體現一個城市的精神風貌、居民文化素養等内在氣質，因為服裝雖然不是精神的本身，但它是精神的物化。在長安相對穩定的漫長歲月中，它充當着美化生活的使者角色，襯托着人的健康姿容，在唐代社會轉折之際，它常常是觀念變革的先兆，是新的社會風尚産生的象征。從盛唐前受西域影響的胡服到中唐後受吐蕃影響的啼裝，說明服裝的變革正是每一個階段新舊習俗變化的産物。同時，服裝是人們最直接、最普通的自我表現，它經常被用來充當社會思潮和價值觀念的标志，如唐前期長安闾閻富商以穿紫服赤衣為榮貴，以彰顯身份的高貴，到唐後期，由于朝廷“多賜章服，以示加恩，于是寵章尤濫，當時不以服章為貴”。朝廷大量賞賜官服于一般人，自然官品身份的價值觀念也就發生了貶值。因此，封建統治階級有時視它為移風俗、美教化的根本，有時又視其為粉飾太平的要務，就是把服裝列入了思想意識形态領域。

總之，唐代服裝對長安宏闊氣象的形成，有着經久不絕的影響，是一個民族在特定時代的政治、經濟、文化、民俗等諸多因素的綜合表現。長安開蕩捭阖的博大氣象，也成為唐代服裝的款式、裝飾推陳出新的動力。雖然唐王朝有時以權法制約服裝的演變，卻并不能取代千彙萬狀的服裝，所以統治者始終無力阻遏風尚的擴展，反而促使服裝這個物質生活的典型轉化為精神生活的體現，映射出長安的曆史風雲的氣象。

《大唐之國：1400年的記憶遺産》，葛承雍 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10月版。

本文節選自葛承雍所著的《大唐之國：1400年的記憶遺産》一書，小标題為編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

作者：葛承雍

編輯：何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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