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記者 種昂 上饒報道 眼看着,又到3月6日這天了。杜小華盤算着,這是兒子杜後琪丢失的第十二個年頭。每年這一天,杜小華不管身在何方都要趕赴包頭,兒子丢失的地方。
這十二個年頭,杜小華穿着印有兒子頭像的體恤衫,開着貼滿尋人啟事的SUV,跑遍大江南北,将尋子信息發遍全國各地。而無論走出多遠,杜小華尋子始終以包頭為原點、為中心。眼下包頭疫情又起,隻好暫時作罷,隻等疫情消散,再行前往,繼續尋找。
陳可辛導演的“打拐題材”電影《親愛的》四個原型中彭高峰、吳麗萍早已如願以償、找到了孩子;2021年12月7日,孫海洋也終于見到了失散14年的兒子。可偏偏造化弄人,唯獨杜小華一家仍在尋親的痛苦中煎熬。
“這是一生永遠忘不掉的痛,永遠愈合不了,随時随地都可能被揭開傷疤。外人可能理解不了,有時隻是在手機、電視上看到了一條信息、一個視頻,立刻就能想起孩子,哭出聲來。”最初妻子金娜十分抵觸當着外人談及孩子丢失的任何話題,直到十二個年後的今天她說起這段經曆仍然紅着眼圈,情緒激動。
這場“噩夢”還要從孩子失蹤那年說起。
失蹤
杜小華家住江西省上饒市玉山縣白泥村,曾是一名木匠。2011年,他帶着妻子、兒子跟随同鄉去包頭市頂獨龍貴村南村打工。
3月6日,用妻子金娜的話說,“這一天犯了一生最大的錯,注定要付出一生的代價來償還”。
這天是農曆二月二,“龍擡頭”。白天,杜小華和工友們說好,晚上下班後上街購物。當天吃過晚飯,杜小華從東面廠區穿過馬路到西面廠區,大家都表示不想去了,就在一起聊天。
晚上7點20左右,杜後琪(小名米奇)興奮地找到爸爸,“問我還去不去”,當得知不能上街,兒子回了句“那我回家告訴媽媽”,轉身便跑了。恰在此時,杜小華接到老鄉打來的電話,沒能跟上。
二十分鐘後,妻子金娜找上門來問,“兒子去哪了”。二人這才發現孩子不見了。
這時天全都黑了。兩人發覺不妙,巡着廠裡邊喊邊找。五分鐘過去,米奇沒有出現。三四十号工友被發動起來找,甚至“連廁所都掏幹了”,下到深井裡找,還是不見兒子的蹤影。三四十名工友自發在廠區和城裡的火車站、汽車站等地幫忙尋找,一天、兩天過去了,仍一無所獲。
當時的場景在杜小華頭腦中重放過無數次——離廠200米的地方,就在米奇出事前,曾經停着一輛江淮瑞風商務車,可惜沒人記得車牌号;附近有家理發店,店主曾向周圍的人打聽“買賣孩子”的路數,店主親戚就住在村裡……種種猜測都因“找不到明确的證據”不了了之。
直到第三天,一個叫“潘成”的人突然在QQ上發消息給杜小華:“孩子在我這裡,打5000塊錢過來,千萬别報警,我隻圖财不要命。”杜小華自知一個人沒能力與不法分子周旋,立即報警。直到“潘成”被抓才真相大白,原來他賭博輸光了,看到杜小華尋子的信息,想從中撈點錢。這個情節也被陳可辛拍到了電影《親愛的》中。
“被騙不是最慘的,最慘的是沒有兒子的線索,會讓人絕望。”最初,杜小華印了兩萬個尋子傳單,在包頭大街小巷貼電杆、擺地攤,公開懸賞送兒子回家者酬謝20萬元。
從此,杜小華的衣食住行乃至整個人生完全變了樣。他将兒子的大頭像、體貌特征、聯系方式印在白色的體恤上,常年穿着不離身;開的SUV車前蓋上也貼滿尋人啟事的信息;“頭幾年,跟精神病人一樣”,看誰都像人販子,成宿成宿地睡不着;一有線索,忍不住就要立刻趕往,哪怕又是騙子,也不肯放過任何可能;體重也從150多斤瘦到107斤。
可随着天南海北的線索越來越多,杜小華往外跑的越來越頻繁,家境卻越來越艱難。有着尋子的執念,最初他堅持不放過任何一條線索。有時熱心人一個電話、一條短信,杜小華就要開車兩三天趕赴一個偏遠村落。從東北白山黑水到沿海廣東、福建,從新疆克拉瑪依、庫爾勒到山東、江蘇……一次次燃起希望,又一次次失望而歸。
工作收入沒有了,又要負擔的尋子開支,打工掙的錢花很快花得差不多了。妻子因兒子丢失精神受了刺激,偶爾回家夫妻二人也常常吵得不可開交,最終被娘家人接回山東。
在很多親友眼中,杜小華落得個“妻離子散”。
尋親
“這是一生永遠忘不掉的痛。永遠愈合不了,随時随地都可能被揭開傷疤。外人可能理解不了,有時隻是在手機、電視上看到了一個信息、一條視頻,立刻就能想起孩子,哭出聲來。”最初妻子金娜十分抵觸當着外人談及孩子丢失的任何話題,至今她向記者說起仍然紅着眼圈,情緒激動。
孩子是夫妻的紐帶。孩子丢失,使每個失子家庭遭受着巨大的考驗。
找孩子的間隙,杜小華一趟一趟往山東跑,希望将妻子接回家,但無數次被趕出來。最終金娜還是心一軟,不顧家人反對再次跟着杜小華南下,回到江西上饒的小山村。時常要外出尋子,杜小華沒法再做木匠,夫妻二人開起了手機配件店、眼鏡店,支撐着這個家,支撐着尋子的開銷。
“天南海北到處尋子,家庭經濟艱難,但我不接受任何捐助。這是因為接受捐助後,捐助者可能會以他們的視角要求做一些不願做的事。更重要的是,可以防止很多不法分子冒充我本人詐捐。這對我、對我們尋子家長這個群體都有非常不好的社會影響。”杜小華有着自己的原則。
2011年4月,杜小華在山東衛視播放的《打開你的心結》節目中,看到了因找孩子而正在鬧離婚的孫海洋夫婦。他記下電話号碼,取得聯系。從那時起,他跟着經驗豐富的孫海洋學習找孩子和打拐的技巧,一起行動,從擺地攤開始。
杜小華自己當初找孩子的時候,收集了上千個失散孩子的家長名單,也認識了來自全國各地尋子的家長。尋子父母這個群體逐漸開始自發走到一起。“2012年開始幾十個父母共同前往多個重點區域征集線索、尋找孩子。當時大家為了找孩子,印了無數尋人啟事,小地方擺不下,我們就到全國各地的大公園、廣場擺,最大規模的一次,擺放了3170張尋人啟事”。
2011年6月的一天,杜小華接到線索稱,在呼和浩特某商城有一群來曆不明的孩子。由于兒子在内蒙古丢失,他對來自周邊的線索異常敏感。
經過蹲點守候,杜小華發現有五六個孩子是被拐來的,受來自安徽一個家族勢力的控制,專門進行偷盜。他立即報警,這個團夥也被警方全部查獲。這是他第一次參與解救被拐兒童。“雖然沒能救到兒子,但想到能幫助别的家庭團聚,讓他們不再遭受像我這樣的痛苦,我覺得自己做了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2012年4月,他又得到線索,反映上饒玉山縣某鎮一個50多歲的老太太,兩年前從浙江偷了個4歲男孩回家,之後就一直把孩子關在柴房裡當狗養。他在微博上轉發了消息,相關人士立即聯系了警方,小男孩被成功解救,送入玉山縣福利院。
盡管偶爾能成功營救被拐兒童,但這個群體的尋子之路仍是阻力重重。有的找着找着夫妻離婚了,有的身體得了大病,還有的沒有收入來源中途放棄……
孩子被拐的地方多是偏遠的農村。有的村子人口不多,留守的村民之間都是親戚,彼此情況都很熟悉,村民的神經繃得非常緊。有時隻要一個外地人進去,對方一聽口音,往往就開始懷疑。再進一步打聽,可能就會走漏風聲,驚動全村。
讓杜小華感到惋惜的是,有時明明發現了孩子的線索,卻疑似有人通風報信,線索一斷,就會石沉大海,音信全無。杜小華意識到,村幹部、派出所,是打拐、尋親鍊條上至關重要的兩個關鍵環節。
電影《親愛的》當中,一幫不明情況的村民追着找孩子的父母打,改編自杜小華的真實經曆。這也是他在尋子路上最為驚險的一次。
在山東臨沂山區某個村子,父母終于見到被拐的孩子,立刻抱上孩子就拼命往村外跑。隻聽“偷孩子啦”,後面引來了一大群洶湧而至、手拿鐵鍁鎬頭的村民。
“如果這次搶救不出來,孩子一旦被轉移,可能這輩子就永遠見不到了。那對父母不顧一切哭着抱着孩子往車裡跑,我和孫海洋負責攔截村民。”杜小華回憶道,等到村民追上來,不由分說就往身上打,杜小華後背被一村民揮舞的鎬頭刺傷。
所幸,提前接到報警的公安此時趕到,制止了激動的村民。“如果沒有警方前來,我和孫海洋就完蛋了。”忍着劇痛趕到醫院,醫生說,再多五毫米,就傷到腎了。從此,杜小華的腰間留下了兩道如蚯蚓狀的疤痕。
一生的噩夢?
身體的疤痕容易愈合,但心裡的卻可能需要一生來彌合。
後來,杜小華與金娜又生了一個兒子,兩個孩子小時長得幾乎一模一樣。為了“重啟生活”,最初刻意回避,給小兒子取了與“哥哥”一點關系都沒有的名字。可抱在懷裡,卻總喊錯,“米奇,米奇”。
在給小兒子上戶口時,民警要求,按規定需注銷“杜後琪”的戶籍。可杜小華死活就是不肯,力争了一年半。這一幕也被改編進了電影《親愛的》裡。
既然忘不掉,幹脆直面痛楚。當小女兒出生時,杜小華給她取名“杜夢琪”,意思是做夢都想着米奇能夠回來。
2021年,打拐尋親有了新的轉機。2021年初,公安系統開展“團圓行動”,通過人臉識别技術、DNA比對技術,并建立了一套日常化的打拐行動機制。
杜小華介紹道,最初尋找孩子,都是獨自一人天南海北的親力親為;後來,父母們抱團,又有了志願者的加入,相互提供幫助,可一旦有了線索,父母們仍要自行進村尋找,上報給當地派出所或政府部門,在其配合下進行DNA比對,環節過多、容易走漏風聲,有時單憑父母之力不僅很難成功,而且還有很大的風險。
如今,公安部開設了專門的打拐通道——首先尋子父母将自己的DNA輸入系統,形成公開的數據庫;一旦有了線索,隻需要上傳基本戶籍信息,公安部可以直接調動各地警力,對疑似的孩子進行血樣采集,然後将孩子DNA與父母形成的數據庫進行比對,很快就能确定結果。這種方式對于尋子父母來說省時省力,關鍵在于有人能夠提供準确的戶籍信息。
随着先前找到孩子的父母不斷退出,尋子十多年的杜小華成了這個群體中的經驗豐富者。加之,經常參與線上直播、公益活動,又熱心助人,全國各地的線索向他彙集而來。
在與記者交流的兩個小時中,杜小華就接到了三個從不同城市打來的電話,均是熱心人提供的身邊疑似被拐孩子的線索,其中有兩個正是十七八歲,與米奇年齡相仿。杜小華逐一記錄線索中孩子的姓名、地址等戶籍信息,再将其上報給公安部相關部門進行核實、比對。目前彙集到杜小華手中的被拐兒童的線索已有兩萬多條。
去年7月,《失孤》原型之一郭剛堂找到了兒子郭振;12月,《親愛的》原型之一孫海洋找到了孫卓;今年2月,被拐33年女子陸源與親生父母相認,被拐34年的楊登峰也與父母團聚……
近來,杜小華目睹了兩場父母與孩子團聚的場景。去年12月,尋子“難友”孫海洋與孩子重逢。他激動的一夜沒有睡着,一大清早買了8瓶紅牛就一路開車,到了孫海洋家裡。2月22日,他從河南蘭考到陝西渭南,參加了被拐33年女子陸源與親生父母的認親儀式。看到尋子的同伴喜獲團圓,杜小華觸景生情,忍不住淚水直淌……
“那麼多人說,下一個就是,下一個就是。”杜小華有了盼頭,“感覺米奇就在回家的路上。”
2022年3月2日,公安部開始部署全國公安機關開展打擊拐賣婦女兒童犯罪專項行動。公安部決定,自3月1日起至12月31日開展打擊拐賣婦女兒童犯罪專項行動。
杜小華得知後十分高興。根據十多年尋子經曆,他建議道,打擊拐賣婦女兒童犯罪一要常态化,二要責任化,三要政府各部門及社會各界聯動。杜小華解釋說,多年的犯罪活動僅靠一個專項行動難以徹底根除,應該建立常态化打擊拐賣婦女兒童犯罪機制。目前隻是公安系統行動起來,各地政府相關各部門也應一起聯動。有時不是人販子多麼狡猾,不是買家藏得多深,而是戶籍制度有漏洞。如果被拐婦女兒童,村鄉等政府部門不出具證明,公安戶籍部門不給上戶口,拐賣的婦女兒童無法獲得合法的公民身份,犯罪數量自然就會大大減少。
杜小華希望這次行動,政府能在全國範圍内針對拐賣婦女兒童現象,以各地村鎮、公安派出所等相關政府部門聯動的形式,進行一次大排查。對戶籍不明确、有疑問的婦女兒童進行采血、錄入打拐DNA數據庫,與尋親父母DNA數據庫進行比對。這将幫助更多的人找到被拐的親人。
不過,妻子金娜對于真有一天找到兒子,該如何面對、如何應對,充滿了矛盾。
從5歲丢失至今,米奇已有17歲,“就是站在眼前也不敢認了”。金娜既想讓孩子回到身邊,又擔心孩子心理接受不了,“現在我隻希望孩子活着就好,能見到他就好。是否要回到身邊,尊重孩子意願。養父母畢竟養育十多年,如果孩子一遇到親生父母就立刻舍棄養父母,是否也存在道德上的問題。”
杜小華聽罷立刻放下手中的飯碗,與妻子在飯桌上争論了起來。在他口中,所謂養父母就是“買家”,“買家”就是犯罪分子。如果主動投案,或許可以考慮不予追究。可一旦找到了兒子就一定要讓米奇注銷原來的戶口,跟随自己一起生活。這也是支撐他尋找十多年不曾放棄的唯一動力。
金娜的心思則更為複雜——如果兒子不願跟随親生父母,說明養父母對他視如己出,這十多年兒子過的還算幸福;如果兒子立刻抛棄了養父母,說明這十多年過的痛苦。這又是親生母親不願看到的……無論如何,可能都是一場噩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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