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49

【編者按】

1972年9月29日，中日簽署《中日聯合聲明》，實現了兩國邦交正常化。

五十載冷暖起伏，半世紀滄桑巨變。共同的記憶、特别的聯結、持續的接力，過往的中日友好瞬間，觀照着當下時代激流裡的行與思。

澎湃新聞聯合中國公共外交協會，推出“50年50人”專題報道，對話50載中日關系的塑造者、開拓者、踐行者，展望未來全球變局下中日關系“下一個50年”。

日本學者、東京大學大學院綜合文化研究科教授、中曾根世界和平研究所研究本部長川島真，對中國的興趣是從東京外國語大學時期開始的。20世紀80年代，川島真考入東京外國語大學中文系，從學習拼音開始了解中國，并于此後走向了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之路。

2022年7月初，在位于東京港區的中曾根世界和平研究所，川島真回憶起多年來與中方學者、學生的交流，自覺在其中受到了很多啟發，也感受到了多元的中國文化。

回顧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的50年，川島教授表示，兩國關系的性質、所站的位置均有所改變，在民間感情方面也有很大的變化。但他也提到，新的現象已經出現——年輕一代對中國的感情正在好轉，同時他也希望能推動兩國年輕人的交流。

“所以留學是很重要的。在外留學兩、三年，并不是說要完全變成當地民衆的樣子，而是要去慢慢了解他們的想法和思考方式。”寄語緻力于研究中日關系的青年學者們，川島真期待他們能盡可能通過多語言、多角度看待問題。

川島真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澎湃新聞 圖

年輕時期感受中國的“多元性”

澎湃新聞：您曾就讀于東京外國語大學中文系，當初是什麼契機使您對中國産生興趣？

川島真：沒什麼特别的理由，在報考學校時，我們可以考兩所國立大學，當時我選擇了東京大學和東京外國語大學，但後來沒考上東京大學。東京外國語大學有很多語言系，我記得當時是選了中文、俄語和西班牙語三個志願。

1980年代日本和中國關系還很好，而當時我也覺得中國未來的經濟是有發展潛力的，作為高中生的我也因此選擇了東京外國語大學的中文系。

從學習拼音開始到慢慢了解中國，我對這個國家越來越有興趣。我第一次去中國應該是1988年，當時也并不是抱着要“搞研究”的意圖。但差不多決定要開始學中國曆史應該是在大三的時候，此後我便一邊上東外大的課，一邊上東京大學文學院曆史系的課，開始學習中國的近現代史。

澎湃新聞：您最初是在什麼情況之下前往中國進行學術研究的？

川島真：2000年前，我經常會有在中國待一到兩個月左右的機會，有很多經驗。但第一次比較長期待在中國應該是2000年在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當副主任的時期。

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是當時在兩國政府合作之下建立的一個研究機構，但基本上算是中方機構，我相當于在那裡教書。我經常和中國的同學們交流，慢慢了解每一個同學的家庭背景、個人情況。

那時我基本上跟中方的同事一起工作，同時也會與日方同事進行交談。在那裡，我慢慢了解到中國的社會制度，也深入了解了中國的工作環境與學生們的個人背景等，對我的研究來說是很有啟發性的，也使我對當代兩國關系越來越有興趣。

澎湃新聞：和中方學者、學生交流期間，您有什麼印象特别深刻的事？

川島真：其實跟中國學者的交流都給了我很多啟發，中國有一些非常優秀的學者，他們的學問真的很有深度。比如那時北大的茅海建教授，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另外，我在北京大學和上海大學等擔任客座教授期間，也體驗到了每個地方不一樣的學風和不同的文化，感受到了中國的多元性。

2017年，川島真于“紀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國際學術研讨會全體大會發表報告。人民網 圖

在兩國關系中尋找“新的模式”

澎湃新聞：從研究者的角度來看，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的50年間，您認為兩國關系發展中有哪些比較重要的節點？

川島真：這50年其實變化非常大。我今年54歲，還記得我小時候，大概是1972年去日本上野動物園看熊貓，那時候真的有特别多的人要去看熊貓。上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是中日友好程度較高的時期，特别是80年代，七成以上的日本人都對中國有好感，當時也有很多小朋友都很了解中日友好。

20世紀80年代末，日本社會對中國的認識變化很大，從那個時期到2005-2006年前後，基本上日本民間對中國的感情“喜歡”與“反感”的比例持平。

但在政治外交這一層面，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兩國間的四個政治文件。像是2006年左右，雖然日本國内對華情感不太友好，但當時全面推進中日戰略互惠關系，對于逐漸改善兩國關系是很重要的。

其次就是2010年中國GDP反超日本，這是具有跨時代意義的。總體來講，這50年兩國關系的性質、所站的位置都有所變化，我們需要按照我們現在“所站在的地方”來建立“新的關系”。當然，其中要以重要的四個政治文件為基礎，來尋找“新的模式”。

澎湃新聞：您此前接受采訪時曾提到，中美關系在競争中也可以有合作。就中日關系而言，您認為有哪些可以加強合作的方面？

川島真：我覺得在找到兩國可以合作的方向之前，需要先思考為什麼兩國沒有保持對話，沒有摸索見面、交談的機會。我真的希望日本政府至少能有跟西方國家一樣的程度來跟中國方面繼續交流。

其次，雖然中美存在戰略競争，但雙方也并不希望發生沖突，還是尋找能夠合作的方向，例如氣候問題以及地區性的問題，例如朝鮮半島形勢等。日本可以在氣候問題上與中國合作，地區性問題（合作）當然也沒問題。此外，經濟、環境課題都可以，我們可以一起讨論東亞地區存在的課題。當然還有更大的問題，幾乎全部的東亞地區都正在或可能面臨高齡化、人口和社會保障問題等。在這些問題上我們不一定要學習歐美，我們甚至更“先進”，我們可以一起讨論，還可以把一些經驗向世界分享。

民間外交中的“新發現”

澎湃新聞：您認為當前中日關系處于怎樣的狀态？

川島真：我覺得目前不是惡化或是改善，是一種“空空的感覺”。當然兩國之間會有經濟關系，但是政治外交上幾乎沒有。所以現在我們要抓到一個“實”的部分，思考要如何獲得比較“實際的東西”。

日本政府根據國内的民意來進行外交，就像剛才所說，日本國内多數民衆目前可能對中國抱有一些負面情緒，但我也希望你們了解，日本社會六成以上的民衆也認為中日關系對日本很重要。所以每個政治家可能會先稱“不喜歡”中國，過一段時間後會表示“中國對我們也很重要”。所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上台後，先建立跟美國的關系并尋找别的同盟國家，再重視戰略性比較重要的國家或地區，最後再考慮中國。這也是因為他有所顧慮。

在今年七月國會選舉之後，三年沒有選舉，所以日方可能有機會利用以後三年實施改善中日兩國關系方面的政策。

川島真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澎湃新聞 圖

澎湃新聞：您如何看待疫情之下的兩國關系？您希望未來如何推動關系進一步發展。您目前就任中曾根研究所的本部長，未來是否有相應計劃？

川島真：第一點，疫情之下兩國直接交流變少，特别是觀光方面真的很少，但之後的一兩年可能會慢慢恢複。第二點，目前在日本社會出現了新的現象——年輕人、年輕一代對中國的感情好轉了。

就目前多個民調結果來看，現在日本世代之間對中國感情的差距越來越大，六、七十歲左右的人群對中國的感情可能相對比較負面，但是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算是還可以。我希望中方也要了解、把握這個機會，日方也要掌握這個機會，好好推動青少年交流，這是很重要的。

我本人希望推動的是介紹中國年輕學者來我們這裡當客座教授，或者是做研究生進行交流。此外還能夠利用線上會議去推動年輕有為的學者們的交流，這是我目前的小計劃。

我也從事一些媒體相關的工作，現在日本媒體的報道比較趨于兩極化，幾乎沒有中間的東西。學術期刊上有很多很優秀的研究成果，但它們很少能被看到，很可惜。日本有很多做中國研究的學者，我希望盡量向民衆去介紹它們，把這些研究成果展示給日本的一般社會，或是英文、中文的世界。

澎湃新聞：對緻力于研究中日關系的青年學者們，您有哪些建議和寄語？

川島真：不一定是中國的同學、中國的學者，對日本的學者也是，希望他們加強用多語言、多角度的方式來看事情。疫情之下行動受限，很多國家的人們隻能通過自己母語圈的消息來判斷事情，但這樣的思考方式有點簡單化了，我希望盡量通過多語言、多角度看待問題。

所以留學是很重要的。在外留學兩、三年，并不是說要完全變成當地民衆的樣子，而是要去慢慢了解他們的想法和思考方式。如果能做到這樣，在回國之後，或也能夠從對方的角度去進行思考。

【人物簡介】

川島真，1968年出生于東京，1992年畢業于東京外國語大學外語系中文專業，2000年取得東京大學博士學位。曾任職于北海道大學法學部，現為東京大學大學院綜合文化研究科教授。現任中曾根和平研究所研究本部長，并擔任JICA研究所客座研究員、經團連21世紀政策研究所研究主幹、外務省外交記錄公開推進委員會委員等。代表作有《中國近代外交的形成》（2004）、《中國通向近代國家的探索，1894-1925》（2010）等及論文數十篇。在日本中國史研究學界及世界中國近代外交史研究學界享有盛譽。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